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词。寓谲谏于诙谐，爱忠爱于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思想也。以梁启超翻译并为之作序的《佳人奇遇》来说，他就是一部作者（日本人柴四郎）根据遍游欧美各国的经历，以同世界各国志士会面时慷慨激昂的谈话的内容为素材而写成的小说，这类小说很少艺术价值，但在当年风行一时，而且对当时的明治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刊于《新小说》十余回），该书以1962年的春节为起点，断想这一天为维新成功“大中华民主国”50周年纪念日，各国使节都来南京庆贺，并在上海开办世界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不仅物品丰富，而且有学术文化博览。各种学术报告会接二连三，其中有一位年已76岁的孔觉民，曾留学日本及欧美，参加过戊戌变法，献身于教育事业，专讲“中国近60年史”，即从1902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变迁史。梁启超由此引申，想一回一回写下去，记述他的经历和未来的设想。
通过孔觉民的演讲，引出《新中国未来记》的主人公黄克强，广东琼山人，书香门第，学问精深，思想新，爱国心强，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出国留学，立志改造中国，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这显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一班维新人士的化身。这位黄克强还组织了一个宪政党，其党章、条例、内部组织，梁都一一作了叙述。有趣的是，主人公黄克强与好友李去病从欧洲留学归国后，面对八国联军战争后日益破败的中国现实，对中国的前途和救亡之道，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李去病思想急进，疾恶如仇，认定中国不进行革命，就是死路一条；黄克强老谋深算，从中外历史变迁中得出结论，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这恰是梁启超等改良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当时争论的问题。李去病代表的是革命派，黄克强则成了梁启超的代言人。李慷慨陈词，从民族危亡，清廷腐败、人民困苦以及欧美民主制度的建立，论证革命是救中国的良药；黄则心平气和，娓娓解释，以革命会遭到外国列强的干涉，会血流成河，天下大乱以及光绪皇帝仁慈开明等方面，说明改良比革命好。李去病和黄克强的论辩具有象征意义，显见梁对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高度重视。
梁启超号召小说紧密的为政治服务，甚至直接提倡政治小说，这对当时人们重视小说的思想内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带来了以政治性取代艺术性、赶时间耿当时政治性服务而粗制滥造等弊病。
3.小说有熏、浸、刺、提四个特征
梁启超对小说特点的认识有个发展、深化的过程。1898年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认为：“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关于《新小说》的广告就说：“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1902年，《新民丛报》的汇编本在介绍《新小说》时又说：“小说之作，以感人为主，若用著者演说窠臼，则虽有至理名言，使人厌厌欲睡，曾何足贵！”1902年11月，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不能完全解释“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的问题的。梁启超认为，其关键有二：其一，能表达异境和理想，即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这样，就能使读者大开眼界，了解“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其二，是能真实细腻地描绘人生，将人的怀抱经历，喜怒哀乐，“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之”，使人们对“行之不知，习之不察”的思想行为，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
梁启超受西方小说理论的启迪，在我国最早将小说分成理想派和写实派两种。梁启超在《论小说整形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总结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艺术感染力：一曰薰，“薰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即小说能起熏陶作用，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久而久之改变了性情。二曰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即小说读者身入其境，其思想感情受到渗透而不断变化。浸与薰均指潜移默化，两者不同处，“熏以空间焉，故其力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主义也。……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人于一刹那间，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指作品突然强烈的震撼读者的心灵，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受到感动，接受教育。四曰提。“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这是之作品产生一种“移入”的力量，使读者的感情完全融入小说之中，与主人公合而为一。刺与薰、浸相异的是，一是刹那起作用，一是慢慢受影响。而提则与薰、刺、浸三者不同，“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
梁启超研究小说特征侧重在普及性、感染力等方面，这些成绩应予以肯定；但梁常常说过头话，往往失之片面与夸大，还没能真正触及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创作奥秘，因而可以说，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在艺术殿堂尚未真正入室。他的创作实践以及在他影响下所产生的作品就是明证。
汪康年和英敛之的传播思想
一、汪康年其人与他的新闻传播活动
汪康年是近世职业报人，他创办过《时务报》、《时务日报》、《京报》与《刍言报》，主张“非广译东西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
汪康年（1860～1911年），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号毅伯、初官、醒醉生，晚年号恢伯。1889年中举，1890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赴任两湖书院教习，自强书院编辑，兼任张氏家庭的塾师，是张之洞的入幕之宾，深得张之洞的信任。1894年中三甲第59名进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1895年底，参加上海强学会。1896年8月，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旬刊于上海，任总理。曾在《时务报》上发表过《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13篇文章。1897年11月，将总主笔梁启超排挤出报馆。1895年5月5日，与曾广铨（敬贻）、汪大钧（仲虞）等合资新出《时务日报》，首创新闻分类和分类编辑，首创报纸版面改革之功。1898年8月17日，为抗拒康有为奉旨接办《时务报》，将报名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同日，《时务日报》也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出版。
1904年赴北京任内阁中书，1907年3月28日在北京创办《京报》（日刊），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同年8月26日，因评论杨翠喜案触怒权贵，报纸被封。南返上海后继续主持《中外日报》。1909年与王侃叔创办远东通讯社，1910年11月，在北京再创办《刍言报》（5日刊），自己负责编辑、校对与发行，1911年11月4日在天津逝世。著作有《汪康年友书札》、《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一）报纸有“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的使命汪康年的新闻传播思想有一大特点，一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就重视报纸的时效性、新闻性。早在1896年筹办《时务报》之时，就竭力主张办日报，要与《申报》争长短。所以，到1898年5月5日创办《时务日报》之际，就公开宣称：“日报之制，仿于中国之邸抄，而后盛于泰西，又大变其制，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处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顽痼之俗，一变而洞彻、而愤厉，惟日报宜也”。
汪康年认为报纸有沟通内外消息与宣传鼓动两个方面的作用。他说：报纸沟通社会信息，“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于人；僻处于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顾其利或全或偏，或有利不能无弊。然要之，利胜于弊，于撤壅蔽，辟顽固，力甚大而效甚捷。譬之隆冬始春，百草枯萎，蛰虫成俛，震雷一击，而蛰者起，枯者茁；两国交绥，战士懈怠，鼓声一振，而士皆奋发，悉力致死”。
汪康年在论述《时务报》办报动机时认为，甲午之战“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故“要其直言无隐，翼以草野之见闻，上备朝廷之采择”，在沟通中外之情的同时，为朝廷决策提供建议。1910年11月2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刍言报》，宣布其宗旨为“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汪康年这一认识，较当时一般报人，更有民权思想与民主色彩。
（二）要求速订报律，保障言论自由
在长期办报实践中，汪康年痛感“吾国报馆，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敌之劲而得援，与我之孤而无助，益相去万万”。因此，他像康有为那样，要求速订报律，保障新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