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福柯是这样论述这个转变过程的，他说：“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人们相信权力对身体的作用是沉重的、冗长的、细致的和经常的。因此才会有那些大而可怕的监禁设施，存在于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城市、住所、家庭之中。接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逐渐认识到如此累赘的权力形式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必不可少，在工业社会中，能够拥有权力对身体的松散的控制就足够了。然后又有人发现，对性的控制可以弱化，并呈现新的形式。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注释1”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权力与人的身体的关系的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过去权力对肉体的控制、惩罚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酷刑，后来则改变为对肉体的训练和规范的一整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身体虽然不再遭受酷刑的折磨，但却无法摆脱控制。“各种权力关系则直接控制它；它们笼罩它，标明它，训练它，折磨它，迫使它执行任务，举行仪式，散发符号。”“注释2”对此，谢里登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借他们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最明智的贤君的固若金汤的基础便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注释3”
在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意义上，福柯论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通过“灵魂”操纵身体，对人的身体的控制是权力的最终目标。他指出：“权力的网络现在穿越了健康和身体。它们过去曾经穿越过灵魂，现在则穿越身体了……”“注释4”“我想表明，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上深深地穿透身体，不需要依赖对主体的自我再现的思考。如果权力掌握了身体，这并不是首先通过在人的意识中扎根来实现的。有一个生物权力或身体权力的网络或流通渠道，它们是性本身作为历史和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胚床，在这些现象中，我们既认识自己，又迷失自己。”“注释5”
福柯认为，肉体如同灵魂一样，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有机体是一种本质上无定形的冲动和活力流。社会彻底改变了肉体，甚至塑造了它的“生理功能”。因此，福柯用“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糟蹋着肉体的历史”“注释6”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肉体与历史的关系。肉体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其一切本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原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即使完成了某种形式和内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米勒这样阐述了福柯的观点：“肉体是起源之所”，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它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注释7”
在西方历史上，从启蒙理性开始，肉体在与精神的对立中受到贬斥，而福柯使我们重新关注肉体，并关注权力在其中留下的印记。
“注释1”福柯，第171页。
“注释2”转引自谢里登，第15页。
“注释3”同上书，第16页。
“注释4”福柯，第71页。
“注释5”福柯，第175页。
“注释6”转引自米勒，第463～469页。
“注释7”同上书，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