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越长越大的“资本主义尾巴”
提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出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是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都无法压制的。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无所不在的时代，暗中包产到户，兴办家庭企业、地下工场，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虽然浙江省号称鱼米之乡，但浙江并非每个县都很富裕，在改革开放以前不少地区甚至还相当贫困，温州就是浙江省比较贫困的地区。１９７８年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只有０．５３亩，大约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过少，农村的人多地少问题极其严重，存在大量的缺地少地人口。由于乡镇企业的数量相当有限，安排不了多少劳动力，因此农民普遍比较贫困。１９７８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１１３元，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地居山区的泰顺、文成、永嘉等县，更属于浙江省内经济最落后的县份，即使到１９８５年仍然如此。１９８５年浙江省政府发文对全省五个贫困县进行政策扶持，其中就有此三县。
农村经济不振，城市同样如此。１９７６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１１．９８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仅５．６亿元，尚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在浙江省当时的三个城市中，温州的城市工业不仅根本无法同杭州相比，也远远不如宁波市。１９８３年温州的工业产值还不及宁波市的三分之一，尽管两个地区的面积和人口总数相差不多。
耕地的严重缺少，使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１９７８年，全市农村劳动力１８８万人，耕地总面积１９．３３万公顷，如果按每个劳动力耕种５亩计算，全部耕地只需要５８万劳动力，其余的１２０余万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二，需要另找出路。然而，乡镇企业的落后，却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工业部门就业，人们只能守住可怜巴巴的一点耕地，脸朝黄土背对青天，过着贫困的生活。
农村如此，城镇也好不了多少。温州市区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几年已基本上没有招工，集体企业的职工数量也达到饱和状态，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在温州市区和各县的城镇，“就业难”都是令各级政府头疼的棘手问题。１９７８年，平阳县的金乡镇（现属苍南县）是一个不足２万人的农村集镇，镇上的失业青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有３７００多人，占了总劳力的一半。镇领导曾被要求工作的失业青年团团围住，闹得不可开交，连吃饭的饭碗也被他们夺了下来。另一位镇领导上任的第一天，就碰到同样的麻烦。当地的失业青年出海报，要到镇委请愿，要求给他们安排工作。在温州的另一个县乐清，也发生过失业青年到县里请愿，把县机关食堂的饭都吃掉的事。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找生活出路，只好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外地谋生。这一现象，早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便已经开始，后来愈演愈烈，１９７８年前已形成规模不小的浪潮。
在东南各省，大西北，大西南，甚至远到东北，人们都可以看到来自温州各县的手工业工匠。在最初的阶段，匠人们大多是一县一艺，平阳县和永嘉县的弹棉花匠（将棉花加工成棉胎），文成县的篾匠（用毛竹编织席子等器物），乐清县的补鞋匠，泰顺县的泥水匠（土石建筑），一时名闻各地。工匠们有的是结伴外出，有的是单独外出。他们云游各地，少有长期的固定住所。这些工匠，外地政府管不着，家乡政府又无法管，人们称之为“盲流”。文化革命中各地屡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这些人强制遣送回温州，但往往管理一松，他们又奔赴各地谋生。到了文革的后期，外出谋生的人数大量增加，不仅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有城市的失业人口。他们从事的行业，逐渐演变为“五把刀子”，即菜刀（餐饮业）、剪刀（缝纫业）、劈刀（补皮鞋业）、剃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这些人走南闯北，在各地干一些当地人不愿干或者很少干的零活，卖一些当地人不愿卖的小商品，解决当地的“吃饭难”、“修理难”和“做衣难”，借此赚钱养家糊口。除此之外，还有人在各地乞讨，在上海的车站或码头帮人排队、倒卖车票船票，等等。
随着温州家庭企业的发展，推销家庭作坊小商品并为之采购原料的购销员也加入在各地奔波的温州人的行列，并逐渐成为主要部分。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外地谋生的温州人大约已达１０万人。
当一批一批温州人外出谋生时，很多的温州人重新拾起祖先的手艺，依靠比较简易的机器甚至手工，生产城市大工业不愿生产或很少生产的小商品。这种“地下经济”，早在文革前就已存在。
例如，平阳县宜山区（后来属苍南县）的土纺土织，在５０年代的统购统销中保存下来，６０年代得到大规模恢复，年产值达３７０多万元，１９６４年“社教”运动中被打了下去，文革中农民趁着天下大乱，利用边角废料又搞起了再生棉花和再生布，但到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土纺土织被迫再度转入地下。又如，瑞安县塘下区、莘塍区的机械工业１９４９年以前便有着较好的基础，普通机械的制造能力和技术力量较强。文革期间，一些人乘天下大乱之机，乘机制造车床、牛头刨等低档机床以及各种低压阀门销往外地，打绳、织网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也重新恢复，“地下工厂”盛极一时。但到了７０年代后期的“一批双打”运动中，这些工厂统统都被打了下去。
这些家庭企业，尽管被视为“地下工厂”、“黑工厂”、“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再受到打击，但它们就像烧不尽的野草，历尽寒冬而不枯萎，一旦政府管理稍有不及便重新开工生产。到改革开放前夕，温州不少地方都有这种规模极小的家庭企业存在。不仅农村这样，城镇同样如此。在城镇中，除了国营工厂，还存在着许多规模较小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企业。虽然这种企业没有光明正大的“身份”，仍然有一些国家无法安排工作的城市居民的子女在此就业。各地都有相当一部分的中下层干部，感到这些企业有助于解决当地的“吃饭”
问题，因此，尽管上级政府一再要求割去这种“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们仍然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干部由于与之有一定的经济利益，还暗中给以支持和保护。这种家庭企业和地下工场为了保护自己，也往往称自己为“集体企业”，挂靠在某个国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的下面，或者用村办、公社办的企业的名义，以免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
被打下去。实际上，这种“集体企业”不过“挂羊头卖狗肉”而已，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都是独立完成的，和挂靠的工厂或村、公社并无关系。
当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生活所迫，不顾政府禁令，到全国各地谋生、在家乡兴办家庭企业时，农业生产方面也出现“资本主义尾巴”。这主要发生在永嘉县，１９７５年永嘉全县７７％的耕地、三分之一的山场已被包产到户。
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出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发展经济的决定性的最终的动力，来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都无法长期压制下去。温州人在国营和集体经济统治天下，计划经济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时代，暗中包产到户、兴办家庭企业、地下工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２．抛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
提要：勇于创业，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已经成为温州人的共识。国营企业职工纷纷辞职，家庭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温州，温州的购销员走遍了全国，温州市场推动着温州的经济格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将党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全会开过不久，温州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温州和安徽小岗村同时成为我国农村最早包产到户的地区。１９８２年１月，当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第一个１号文件下达时，温州已领先一步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我国，私营经济这种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自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便失去了合法性，不仅已退出国民经济，而且作为“资本主义”而不断遭受无情的批判。当时，在全国像温州那样暗中还有家庭企业和地下工场等私营经济存在的地方，可以说极为罕见。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尽管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但由于受长期的“左”的思想的束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仍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而我国的理论战线一旦展开有关经济现象“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大多要将温州作为讨论的对象。就像温州人后来所回忆的，这些争论，都是“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参与争论的其中一方无一例外地要将温州作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各级政府对自发的私营经济的态度一开始往往是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反映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时紧时松。１９８２年，温州市公安局和工商局根据上面的指示，抓捕了当时乐清县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八大王”，更加引起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的担心和恐惧心理，温州的经济发展速度趋缓。１９８０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３１．５％，１９８１年为７％，１９８２年更降到－１．７％。铁的事实使温州的领导明白，在温州，要想发展经济，除了发展私营企业，没有其他的出路。事实上，不仅８０年代初的温州领导得出这一认识，在此后对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仍然存在争论的若干年中任职的温州领导，同样得出这一认识，并用自己的行动实践这一认识。正像后人所总结的：在那个十分独特的时期，“每一位被调来温州的干部，都是怀抱着一种彻底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强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后却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温州模式的维护者和坚持者。”
１９８２年底，温州市召开有１２００余人参加的全市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让这些发展私营经济的领头人物戴红花，上主席台，市政府还组织敲锣打鼓迎送。市政府制定了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的具体政策，还无罪释放了乐清县的“八大王”。经营私营工商业不仅无罪，而且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的思想，已从平民百姓的思想深处，开始走向政府机关，变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公开语言。此后，温州市各级政府致力于为私营经济保驾护航，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文件。在当时缺乏对私营经济的全国性统一立法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性法规有效地发挥了保护温州私营经济向上发展有序运行的作用。
对于恐惧贫穷，力图通过发展私营经济改善自己生活的温州人来说，这种环境的改变，大有绝处逢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温州原来的地下企业、地下工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合法身份，温州人被束缚的太久太久的创业和致富的强烈欲望喷发而出，无数的家庭企业，数以百十计的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在温州城乡冒出，以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温州模式开始形成。
从１９８０年开始，温州的私营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１９８０年全市登记在册的私营工商户不过１８４４户，到１９８６年增加到１１１８７８户，几乎增长了６０倍，从业人员达到２２．６万。
私营经济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温州的所有制格局。在１９８０年的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占３１．５％，乡镇以上集体企业占５６％，村及村以下的私营企业仅占１２．５％。到了１９８６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下降到１７．０４％，乡镇以上集体企业上升为５６．９６％，村及村以下的私营企业上升为２６％。商业部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显着。国营、集体、个体和农民集市贸易，在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１９８０年分别为３７．２２％、５７．２６％和５．５２％，到１９８６年已分别变为２７．７％、３７．２％和３５．１％，个体商业和农民集市贸易额已经超过国营商业。在社会商业零售网点中，个体户更是达到９０．９％，占了绝对优势。
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温州８０％的人口搞饭吃的落后局面，初步形成了农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综合发展的社会经济新格局。１９７９年，全市农村８９％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副业的劳动力只占１１％。随着家庭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１９８６年，在全市的２６７万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分别占总数的６３．５％、１９％和１７．５％。尽管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仍不及第一产业部门，但转移到这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已达近百万人，而在商品产销基地非农业劳动力高达９０％。在农村的１６０多万劳动力中，从事种植业的也只是近１２５万，即使这些人，除了一部分粮食种植大户，绝大多数也成了兼营工副业或农林牧副渔的兼业户。他们一般都是“农忙务农，农闲务副”。可以说，温州农村在１９８６年已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村工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
上述数字的变化，说说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
温州农村缺少工业基础，商业不发达，又远离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而且对外交通不方便，除了祖先留下的善于经营工商业的遗传基因，一切近乎空白。更何况，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对私营经济的禁忌尚未完全打破的时候，要发展私营工商业，道路之艰难可想而知。温州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吃别人不能吃之苦，走别人不能走之路，紧密根据市场的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商业经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不妨看看平阳县金乡镇（今属苍南县）是如何走出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
改革开放前，金乡镇有１５０００多人，人均耕地０．３５亩，只有两家国营工厂，１００多名职工，人多地少矛盾十分尖锐，迫切需要发展工商业。１９７９年，当全国高等院校将要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到金乡时，有人算了一笔账：以全国招生４０万人计算，每人一枚校徽，总数就是４０万枚，加上教职员工，可以超过５０万枚。以每枚二角五分计算，业务额当在１２．５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了不得的生意了。于是，镇上善于制作小五金的能工巧匠及时赶制出校徽样品，用信寄到全国各大院校试销。
业务信一发，各校纷纷订货，金乡的校徽以质优价廉的优势打开了销路。
金乡人紧接着又瞄准学校需要的塑料红膜制品，生产学生证、毕业证书、借书证，进而又把红膜制品生产扩展到自行车证、户口册、荣誉证、房地产证，以及各种书、簿册的封面，等等。在销售校徽的过程中，金乡人获知学校和工厂需要塑料饭菜票，一些家庭作坊便生产塑料饭菜票和工厂代金券等硬塑片产品。不过二三年的时间，这几项产品就形成广阔而又牢固的产销基地，销售量约占了全国的５０％。这时，发端于校徽的铝质标牌生产，已扩展到自行车牌照、门牌、纪念章、领带夹、领章、帽徽、各种标牌等几百种品种。从１９８６年起，金乡镇又开始生产不干胶涤纶商标。经过这样的扩展，金乡的家庭工业形成了铝制徽章标牌、塑片、红膜、涤纶商标等四类小商品，产品多达１５００多种，产品走向全国，形成了粗具规模的工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