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郝鹏举司令部的会议室，大家一看，气氛一派祥和，桌上摆着花生、瓜子、水果、点心。郝本人见众人到来，满面春风，殷勤接待。朱克靖表情严肃，并不多说什么。众人满腹怒气，把方才会场上以刘承为首的反动分子的发言和我方人员的驳斥，详详细细一一介绍。郝鹏举越听越坐不住，脸色也愈来愈难看。但是，他终究还有点风度，并未当场发作，只关照设宴待客。
席上，他更是与朱克靖谈诗论词。好像十分轻松。一顿饭吃到鸡叫，朱克靖已经不想再敷衍下去，便把话拉到正题：“天快亮了，请总司令指示吧。”
在这样的场合，他居然还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吧，我说几句。
这么长时间没有和同志们在一起谈谈，许多情况不了解。这次同志们谈的情况，如果是军纪问题，就按军纪处理；关于造谣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一经查明，定以严处，绝不宽容！关于政治工作权力问题，要有耐心，要灵活，否则要出事情的。”讲到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真心实意，竟然讲了杀机毕露的一句话：“还是这句老话，‘养兵如养虎’。出了事情，当了‘烈士’，也没有什么好处！”郝鹏举话音刚落，刘述周当场来了个针锋相对：
“郝总司令决心这么大，我们一定做好工作，把部队改造好。实际上，这支部队能不能改造好，责任主要不在我们方面，我们只能起帮助作用。主要责任在民主联军领导方面，看他们有没有决心。我们不是为了当‘烈士’而来的。
但为了人民利益，当了烈士，也是光荣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员是无所畏惧的！”
刘述周这番话“一点面子也不给”。不但“针锋相对”，更是“一针见血”。字字“掷地可做金石声”；而且，接过郝鹏举刚刚讲过的话头，无懈可击，郝鹏举听了，心中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
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不过战端已启，双方都已明白，一场急风骤雨，即将来临。
苦口婆心最后挽救
在紧张的气氛中，又过了一个月，到了11月，郝鹏举同国民党之间、密使往返不绝，反戈计划，紧锣密鼓，日益成熟。新四军领导同志充分掌握郝部动向，明知他们叛意已定，却依然想拉他们最后一把。11月下旬，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亲自到徐班庄郝的总部，请郝召集上中层干部开会。会上，张云逸苦口婆心向他们分析形势，指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劝他们认清形势，识大体顾大局，不要被蒋军气势汹汹、貌似强大的外表所吓倒。最后，张再次强调：“只要你们愿意在人民一边，我们决不会亏待你们。你们不合意，要走，我们的方针仍旧是‘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听了张云逸这番话，郝鹏举又演了一回戏：“我们一定坚持跟共产党走。我们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义无反顾！……”其实，此时郝已经接受蒋介石的任命——“第42集团军总司令”。只待时机一到，马上要行动了！
“铁板”分裂初变失败
一年之前，郝鹏举为求生存，摆脱眼前困境，图眼前利益，临时摇身一变，从伪军变为民主联军，表面上投入了我们共产党的大麾之下。可是，“身体”来了，那颗“心”却始终没有带来。全面内战爆发，按照老军阀的“战略眼光”，对我军七战七捷，连续消灭整团整旅整师有生力量这个近在眼前的事实，郝司令及其心腹爪牙是用望远镜“望远”这一头，马马虎虎瞭望一下，只觉得模糊不清，“渺小又渺小”。反之，对于蒋介石军队“攻城掠地”的“战绩”，却不但用望远镜“看近”这一头，而且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只觉得“伟大又伟大”。当蒋军气势汹汹，占领苏北大批城市、直向陇海铁路扑来的时候，早已与蒋方暗通款曲的郝鹏举，认为时机成熟，可以行动了。然而，在“准备”阶段，“铁板”分裂了——郝鹏举的民主联军下辖的四个师。一师师长乜庭宾，是我党秘密党员，二师师长张奇是我党同情者。二师部队驻在郝鹏举总部（竹庭县徐班庄）与东海之间。为了保护这支部队，以防万一，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和民兵的支持，并且便于同我军驻沙河独立旅的联系，朱克靖应郝鹏举的要求决定派李子新到二师工作。临行他特地关照李子新：“张奇师长同情我党。在他身边当秘书的张秉忠原名庄进，是我党徐州地下工委副书记。你一到二师，就要设法与他接上头。”李子新一一照办。一到二师，与张秉忠共同做张奇师长的工作。利用吃饭、散步、闲聊等各种机会，宣传我党政策，指明革命前途，不要被蒋军一时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这种面对面的宣传，对张奇影响很大。
随着蒋军逼近，两边炮声愈来愈响。好像是一阵阵催郝鹏举“披挂上阵”的战鼓，搅得他心急火燎。郝鹏举恨不得一脚跨过去，马上去做“集团军”总司令。再左顾右盼，前瞧后觑，又觉得新四军正像一个善于布置陷阱、枪法奇准的猎户，正双目炯炯注视着自己这只狐狸的动静：“你敢动，要你的命！”这性命，对于任何动物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何况人乎。比起“乌纱帽”的大小来说，命到底值钱多多矣！
也就在衡量生死利弊的重要关头，郝鹏举心神实在定不下来，只好同部下摊牌商量了。1947年一月的一天，郝鹏举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公开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条路子（指走向人民）走得对不对？”本来，他“左手执如意，右手拿算盘”，认为此时此刻反共投蒋，既升官又发财，对手下这批人跟自己再倒一次戈是三根手指捏田螺——稳准。不料，会上他说东，我说西，竟是“各人各说”，重要是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两个阵营壁垒分明：主张投蒋的有刘承、刘伯阳，反对投蒋的是乜庭宾和张奇，双方态度都非常明朗坚决。
乜、张二人列举事实，一方面说明我方对郝部的优待、诚意；一方面揭露蒋介石对待杂牌部队务必吃之而后快，反共投蒋，无异驱羊群入虎口，没有好下场；当前战场形势，表面上国民党着着进逼，实际上损兵折将，得不偿失。共产党呢，仿佛丢城失地，节节败退；其实是不计失地，大量歼敌。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之外，还有第三种意见，提这种意见的人，也就是“第三种人”。论其态度，概括而言之，8个大字——“依违两可，若即若离”。再观望一段时间，看看最后胜利，究竟谁属，再做最后决定“向左还是向右”。这类持第三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副总司令毕书文。
这样三种意见一摊到面前，平时自以为足智多谋的郝鹏举，也只好一声长叹：“难啊！那就以后再谈吧！”
参加这次会议回来，张奇及时而坦率地向李子新详细介绍了情况。李子新知道情况紧急，立即向朱克靖、刘述周报告。经过分析研究，一致认为郝部叛变，势在必然，只是尚未同国民党方面谈妥最后条件，又顾虑我方反击必重，所以还在等待“最佳时机”。面对这一危机，我方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切忌放松警惕，措手不及。
这个估计完全正确。随着炮声日响，国民党大军日益迫近，郝鹏举反戈准备日紧。最明显的一着，便是把武器弹药大量移向陇海路沿线敌占区边缘。其次，有组织地安排家属每天清晨练习跑步，对外宣称是“为了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实际是要这些妇道人家学会跑步，一旦行动，能够跟得上部队。与此同时，郝鹏举又设计了一个牵制我方人员在各师团活动的圈套：抽调尉级军官100多人，成立了一个军官教育班，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两个队。由副参谋长王效曾任主任，卞超任大队长。我方谷凤鸣、李子新、邓旭初、王泽荷等同志也被调来：谷任大队教导员，李任一队教导员，邓任二队教导员。
早在一月三日，郝鹏举就曾对朱克靖提出决心同国民党决裂，准备亲率3个师到陇海沿线攻打新浦、海州、连云港。这明明是在演戏，这三个地方都是军事重镇，蒋军有重兵防守。郝鹏举怎么可能一口气连克三城。目的无非是想借此拉走部队。朱克靖胸中一清二楚，但为观其动静，也不拦阻。郝自以为得计，马上拉了三个师出发。总部驻地只留下一个第四师和司令部机关，由副总司令毕书文留守。部队即将出发，二师师长张奇即派一个心腹警卫员，送了一张条子给刘述周，上面只写四个字——“凶多吉少”。
刘述周立即通过电话，秘密告知山东军区，请求派部队包围徐班庄郝的司令部和第四师，同时派得力干部找郝本人谈判，争取一个“最后关头”。就在当天午夜，有人来敲刘述周的门。敲门人正是当地一位区委书记。他神色紧张，简单急促地传达山东军区指示：郝部已经叛变，要他们地方上做好应变工作，滨海军分区首长命令他急速通知我方在郝部工作人员。他还埋怨：
“你们怎么到这个时候还在睡觉，快点走吧！”话音一落，转身就走！
那位区委书记一走，刘述周立刻从自己居住的小黄庄，急行约一公里，赶到教导大队所在地黄班庄，暗暗把谷凤鸣、李子新、邓旭初叫到村外一个草堆旁边，传达区委书记带来的信息，一起商量如何对付。研究结果一致认为：一、郝鹏举叛变已经跨出第一步，但还没有到公开投敌的地步；二、留守在徐班庄一带的司令部机关和第四师，还没有开始行动的迹象。因此，还没有到陈毅一再叮嘱的“非到最后一分钟，不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到这“最后一分钟”，否则会给叛军一个借口。还有，也不能不估计区委书记的信息，可能以讹传讹。这样一分析，大家各自回房睡觉。不过，各人都把驳壳枪上了顶膛火，压在枕头下面，随时准备战斗。
一宿已过。第二天一早，副总司令毕书文约刘述周谈话。一见面，毕急得满脸通红，头顶直冒汗气，开口便问：“刘大哥，怎么搞的。昨夜军区部队逼近我们，有什么误会吗？”刘回答简单干脆：“这要问你们自己了，我请问：
郝总司令带3个师到前面去，有没有请示过陈军长？”毕一听，大急、大慌，赶忙解释：“哎呀！天大的误会！到前面是打国民党啊！”刘述周紧跟着驳斥：
“打国民党是好事，为什么不请示？你们都是老军人，这么大行动，难道不要请示吗？”毕更急了：“那怎么办？”刘说：“很容易，你马上拍电报，请总司令立刻把部队带回来！”毕连声答应：“遵办！遵办！”最后等于苦苦哀求：“刘大哥！我的安全都靠你啦？”这一头“如此这般”，那一头，军分区领导得讯，立派华诚快马加鞭，赶赴前面，找到郝鹏举，开门见山：“我党对于起义部队政策，一贯是‘来则欢迎，去则欢送’。你要走，我们不会强留。有一点你必须遵守：把我军人员全部放回！”话儿不多，分量很重，外加毕书文告急电报已经送到。郝鹏举知道阴谋已败露，别说投敌行动不一定能成功，而且家属、后方机关，再加一个第四师，都在我军包围圈内，投鼠忌器，岂敢造次行事。
于是，无可奈何，再走回头路，把三个师带了回来。在回徐班庄的大路上，我们的同志看到他骑在马上，随从前呼后拥，慢慢经过，脸色难看之极。到达司令部后，也是一肚皮闷气，敢怒不敢言。
朱克靖同他一起回来，他告诉同志们：郝鹏举到了前方，便把他软禁起来。他们与蒋军使者频繁接触，称兄道弟，对于叛变阴谋已经不加掩饰。
郝鹏举叛变失败，除了我方紧逼、后方部署未妥之外，内部进步力量坚决反对，也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知道，在第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之后不久，郝到新海连附近又迟疑不决，再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会上依然两派对立：刘承、刘伯阳力主倒戈，乜庭宾坚决反对，还有两个师长则不肯发言。郝曾征求张奇意见，说道：“大可兄老谋深算，你说怎么办？”张奇为他详细分析：“共产党这边，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待我们是真诚的，他们自己经济那么困难，供给我们的物资却很丰富，需要什么给什么。到国民党那边，他们不可能待我们这么好。坏处呢？官做不大，共产党没有给集团军那么大番号。到国民党那边，可以给集团军这样的大番号，你司令也可以做集团军总司令这样的大官。不过，我赞成老乜的意见：我们一过去，蒋介石就会拿出他过去消灭异己的老手法，叫我们去打共产党。现在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被共产党整师整旅地歼灭，我们过去，什么下场，不言而喻！”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一样，手下4个师长里，倒有两个反对。做头儿的，要下最后决心，也确实有点儿难啊！
郝鹏举第一次倒戈，就此以失败告终。有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答案是两个字——必然！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这一点，在我们同志中，没有人怀疑。大家心里有数：“走着瞧吧！”
图穷匕首现凶相毕露
郝鹏举在1947年1月上旬，还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以庆祝起义一周年为名，要在1月7日开大会，殷勤再三，请朱克靖转请陈毅军长和其他首长赴会。自古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朱克靖与大家一商量，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个“鸿门宴”，郝想借此劫持陈军长，给蒋介石作见面礼。陈军长千万不能来出席。陈军长当然不会不知其狼子野心。届时，特派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周林为代表前来祝贺。滨海地委派的是高飞，军分区派的是政治部主任赵昭，还带了军分区文工团一起前来。表面上热热闹闹，给了郝很大面子。郝鹏举本想乘机立一大功，结果只落得一场空欢喜。
庆祝会过后，郝鹏举投敌准备工作密锣紧鼓。我方人员愈益警惕，更加睁大眼睛，观察动静。一月下旬，春节将近。某日，我方人员忽然发现好几个师团正职军官，急匆匆赶到郝鹏举住所。是开会吗？为什么我们一点不知道，又为什么不见乜庭宾、张奇两位师长？看来，此会非同寻常。刘述周与谷凤鸣、李子新、邓旭初3人商量后，决定进去看看动静。四个人大摇大摆，直闯进去，警卫不敢强行拦阻。闯进堂屋，只见郝鹏举本人，坐北朝南，两侧坐满了师团长们。中间放一只八仙桌，桌上有一只香炉，里面插了一枝大红蜡烛，好像江湖上聚会拜盟的样子。众人一见4人闯入，都大吃一惊，气氛骤现紧张；郝鹏举脸色铁青，却不敢发作。刘述周双手一拱，朗声说道：
“郝总司令，快过年了，我们特来向你拜个早年。”一听此言，郝乘机下台，连称“谢谢！谢谢！”刘述周目光炯炯，左右一扫，故作惊奇：“各位来开会吧，打扰了！”郝鹏举连忙解释：“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特来祝贺。”刘述周也顺势讲了几句祝寿的话，便同3人一起辞出。
这一闯，前后不过几分钟，情况已基本摸清：首先，屋内毫无做寿气氛，做寿也不必如此严守秘密。其次，座中不见乜庭宾、张奇二师长充分说明此会内容不仅不能让我方知道，连他们二人也不能透露，其中蹊跷，不问可知——箭已在弦，弓已拉足，一触即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