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破天荒的事，谁敢擅自做主。一个多月过去了，邓旭初几乎是掰着手指度过这漫漫长夜。上面还是没有回音。而在校内，种种猜测、议论却从各个角落传了出来。
“还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搞过岗位津贴，我们能搞？”
“我早就说过，这种改革是短命的！”
“这一次看邓旭初怎么收场？”
邓旭初心里一阵震颤。是的，他作为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曾面对全校干部立下军令状：“党委办不成这件事，甘愿集体下台！”乌纱帽，他早已置之度外，此刻最使他不安的是交大面临着改革夭折、前功尽弃的危险，面临着他雄心勃勃重振交大雄风，建成第一流大学计划破裂的危险，他感到无颜面对那些“干牛活，吃羊草”的教师们，无法面对那些眼睛，那些在校园的小道旁，在教学楼中，在实验室里，在图书馆，那一双双向他投来的失望、疑虑交织的目光。
他强打精神，再次要求上面听他一次当面汇报，结果，他失望了。
怎么办？是进还是退？退，比割他的心都难受。为什么要后退呢？邓旭初想起了1938年5月，他从广州北上去陕北，在武汉得知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掉，交通中断，山高路远，他沿着公路从信阳、南阳绕道北上，在泥泞的小路上，艰难向前的情景。难道，路才走了一半，就要后退吗？他拼尽全力稳住脚步，一步一步在泥泞中挣扎着走向彼岸。
为什么要后退呢？邓旭初想起钢铁运输线上的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浴血奋战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杀敌，血雨腥风里，没有一个战士想过“退”字。
今天到了交大改革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会后退呢？清晨，他来到办公室，推开堆积如山的文件，拿出笔在小黑板上写着：“办学难、改革难，红军不怕远征难！”
深夜，他本想整理党委会上的发言，却不知不觉中又在纸上涂满了“办学难”的字句。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美好的事物总是伴随着困难而诞生！
自古改革者的道路又有几个顺顺当当。今天的改革者又何尝不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规矩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而邓旭初说人的眼睛是长在前面的，要向前看，要干过去没有干过的事，想过去没有想过的办法。内部有阻力：干吗这么多新花样？吃惯大锅饭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者、那些“阿混”们立即起来反对。有极“左”思想者，无论你怎么做，他们总会不满意。一旦受挫，社会上风言风语，众口铄金。从思想观念上来看，有些人有顾虑，怕改革会搞乱一个单位或一个城市；有些人左顾右盼，怕摆不平；有些人怕违反上级规定。但邓旭初最怕的还是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支持。
唉，怎么了？房子好像在摇动，邓旭初来不及移步躺在床上，甚至来不及搁下手中的毛笔，脑门就“嗡”一声，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板上！
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郑重地告诉他：“为防止心脏病再度复发，出院后需要绝对休息一星期，暂时不能上班工作。”邓旭初从床上爬起来，立即打电话，要求第二天预定的书记、校长会议改在自己家里按时召开。
那份请示报告打上去又是几个月了，还要等下去吗？邓旭初自从病倒醒来的瞬间，就痛苦地接受了一个观点：毕竟年纪大了，时间不能再等了！
还等什么？等了几十年，邓旭初仿佛又回到从前。那是在皖南事变越狱后的路途中，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与难友露宿在一个古庙中，凛冽的寒风穿过窗户，像锋利的尖刀刺着他的全身。半夜，寒气更加逼人，又冻又饿，他几乎昏迷过去。眼皮越来越沉重，困死了！但他明白，此时眼皮一合，也许永远难以睁开了！于是，他在心中一遍遍地唱着国际歌，挨到天亮。此时的他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放下知识分子强烈的自尊心开口向别人讨饭，话到嘴边，眼泪早已涌出眼眶。他曾发誓，总会打出一个人人有饭吃的天下。
长期形成的事业“大锅饭”今天要被打破，许多人想不通，人人有饭吃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已成为人们的普通常识。因此，一提起改革管理体制，他们会觉得这是“对党不忠”，有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家中，邓旭初脸色苍白地躺在沙发上参加会议，他决定不再等了，他说：“岗位津贴这钱要发，不管什么风险，改革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他和刘克、朱雅轩等几位同志，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上面既然对交大全面实行“岗位职务津贴”的请示报告不批准，那么我们选择一二个系先行试点，积累点经验总是可以的吧？
试发岗位津贴的第三天，有关部门便进驻交大调查此事。
校园内顿时不安起来，各种议论不断涌现。交大领导班子中一些干部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邓旭初劝慰他们说：“这岗位津贴是我主张坚持制定的，如有错误，我邓旭初当属‘元凶祸首’。如果追查责任，也该有我来挨板子，无论风险多大，我担，无论责任多大，我负。”
调查组的负责人××和邓旭初是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邓旭初见到他便说：“欢迎你们来交大检查工作”。
××知邓旭初话中有刺，忙说：“不，不叫检查，是了解情况。”
邓旭初说：“检查就是检查，我喜欢直来直去”。邓旭初了解××同志是较开明的，交大开始制定岗位津贴时还得到他的关心，相信他能实事求是地调查。
××同志率领调查组进行了四五天的调查，听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临走前，紧紧地握住邓旭初的手：“该是表态的时候了，可该说些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对的。”一股热流迅速传遍邓旭初全身，他已感受到××同志带给他的力量。还要说什么呢？这已经足够了，两位老战友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同志回去以后，向上面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汇报，不久上级部门作了批示：试行两个月，结合工资调整给予解决。
两个月，是否太少了？××同志也同情交大的处境，愿为交大说说话。
还担心什么呢？交大的改革路子是对的，自己也快要离休了，要为交大，为教育界办件好事！他不顾疲劳，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北京，他亲自向劳动人事部作了汇报。很快，劳动人事部对交大改革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交大改革的条件是成熟的，可以试行发放岗位津贴，便将两个月改为长期试行。
不久邓旭初出席上面一次会议，在发言中，他表露了几年来交大改革的艰辛和期望，他把长期淤积在心中的苦闷全部发泄出来，他感到轻松多了，却根本没有考虑他是在什么场合下发言，他的发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改革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克服了吃大锅饭的现象，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正如前来参观的人所说：“交大人精神振奋，走路都比人家快。”当时情况确实如此。刚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党委办公室编写的《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初探》，该书总结了交大的改革经验和有关规章制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一再重印，仍供不应求，总共发行了10万余册。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来交大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对上海交大工作成绩的赞扬声不绝于耳，邓旭初却认真地说：“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我们小小一个交大、小小一个党委、小小一个邓旭初，想第一个跨出这‘第一步’，休想！”
上海交大发放岗位津贴后，其他学校也跟着做了，后来，全国高校和政府机关也都基本上发放了岗位津贴，开始不赞成的同志也拿到了岗位津贴。
岗位津贴作为一种工资奖励模式迅速在全国推行了，很少有人知道津贴背后的艰辛故事。万事开头难，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是邓旭初领导的上海交大。
5.自费工资改革
发放岗位津贴是上海交大工资改革的雏形，对于巩固和扩大管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岗位津贴发放以后，交大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大增。假期中，许多教研组教师放弃休息的时间，主动到中央各部、上海市各工业局及有关工矿企业争取科研任务。材料系1981年科研项目只有41项，经费39万元，1982年达100项，经费139万元，增加100多万元。根据《教师工作规范》，教学效果良好，才能享受津贴，同时规定，主要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两年内要写出一篇关于教学改革、教学法研究、教材内容改革方面的文章，这大大提高了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责任感。许多教师拿到岗位津贴，为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交大教师而感到自豪，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以保持这种荣誉。一些老教授对中年教师发津贴表示同情，他们说：“我们30多岁已拿到200多元工资，现在40岁的中年人还只拿几十元，补贴一点完全应该”。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邓旭初发现现行工资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教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工资等级不能反映他们的业务能力。不论贡献大还是小，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这本身就是‘大锅饭’。现有工资制度中没有正常的升级制度，工资制度、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严重脱节。中年教师工资偏低，职级不相称，劳酬不对应。中年党政干部工资偏低，许多专业教师因此不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党务工作。现行工资制度种类繁多，级差混乱。脑力劳动者的工资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许多人还不在级内。然而国家一时又无力通过工资制度改革来改变这种职级不符的状况。同时学校也缺乏调整和分配工资的自主权。”
邓旭初认为打破“大锅饭”，改革管理体制的关键，是要把劳动制度（教师工作规范、干部岗位责任制）人事制度（教师升级标准）和分配制度（工资制度）结合起来。劳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是分配制度的依据。在没有完成劳动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会出现更高水平的大锅饭。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劳动和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在完成了劳动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失去一个重要杠杆，无法巩固和持久。
1983年4月，邓旭初说：“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搞到底不可，现在我们完成了劳动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的任务是进行工资制度改革。交大各项改革都走在前头，别人都在盯着我们，工资改革必须马上搞。”
上海交大要实行自费工资改革的设想得到上海市政府、教育部和劳动人事部的支持。经全面考察，他们确认交大通过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进行自费工资改革的条件是成熟的，批准交大进行自费工资改革试点。
学校根据现在工资制度存在的实际问题，很快制定了《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干部实施工资制度（自费）改革的若干规定》。把学校当时实行的11大类100多个工资等级统一为干部和工人两个工资标准。明确教师、干部的职务、职称工资等级线，职级不符合的各类人员，凡能全面完成任务，并经考核合格，力争使其在二三年内达到职务、职称的最低工资等级。建立正常的升级制度，规定升级的年限。对完不成工作规范和岗位责任制的人员，发折扣工资。根据国务院工调文件的政策原则，结合学校考核办法和本人的原工资水平，按照重点解决中年骨干教师与干部工资的精神，一律按新工资标准实行重新定级，对工资不在级上的进行重新定级。
工改后，全校3188名教师、干部中参加调资定级的有2747人，月增资金额共55698元；按参加调资定级人员计算，平均每人每月增资20.28元，其中教学人员平均增资22.51元，党政干部平均增资14.59元。全校除按国家文件应增工资外，自费增发每月1.7万元，按全校3188名教师和干部计算，人均每月自费增资5.48元，按实际参加定级的2747人算，人均月增6.35元。
但这5.48元与以前的6元职务补贴大不一样，有人说：“6元钱初步调动了人的积极性，5.48元更带来了生机，带来了竞争的局面。”
因这5.48元与以前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显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改革后，最多的超过二至三级，最少的则低于国发（82）140号文件规定的增资额。全校有54名正副教授原工资在133元以上，这次一般的定在最低职级线上，即五级一等160元；个别的定在了3级2等即268元，拉开了差距，这是以往历次调资中没有的。这次工资改革是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实施的，有根有据，定得高和定得低的人都感到有压力，只有努力工作。
最主要的是通过实施《教师工作规范》、《教师升职标准》、《职务工资制方案》三大规定，使每个教师的劳动、升职和分配直接挂起钩来，使每个人的业务能力、贡献大小、工作好坏，直接与工资相联系，摒弃了过去那种论资排辈，轮流升级，只比待遇，不比贡献的陋习，打破了工资制度上的平均主义，确保了中年骨干教师实现职级相符。
上海交大工资改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其经验在许多地区得到了肯定或推广。
1983年3月，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召集首都各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大会（约500多人），邀请邓旭初介绍上海交大改革的体会和做法，反响十分强烈。会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了专题简报，全文刊登交大领导的发言，并在北京地区广泛散发。1983年5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校工作会议，请邓旭初介绍上海交大的改革经验。上海交大改革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
通过参加武汉全国高校工作会议，上海市教卫办领导舒文同志感触很深，返沪后，决心要在上海高校中尽快推广上海交大的经验，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这时候，有人写了封捕风捉影的检举信，说是邓旭初将自己的工资提了100多元。于是，一个工资改革调查组迅速被派驻上海交大。
1983年8月下旬，上海交大党委召开欢迎大会，调查组的同志说：“我们这次来交大，一是奉命办事，二是改革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既要总结经验，更要找出缺点。我们调查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定编和制定工作规范的情况；第二创业与创收的关系；第三，工资改革的做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调查组认真倾听了对改革意见多的同志的意见，启发他们大胆发言。一次，在管理学院座谈会上，调查组启发说：“关于工资改革听说大家反映很大，你们都听到些什么？对哪些人的工资意见最大？”
9月下旬，调查结束，针对调查组提出的问题，上海交大党委进行了说明，完全澄清了事实。调查组说：“这次上面要求我们进行调查，这说明上级对交大改革是十分关心的，也是有所了解的，而且还听到了反映，也是有一定看法的，因此，我们在基本肯定交大改革的同时，对于这些反映和看法，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和交代。”最后调查组把这些“表示”写进了《关于交通大学管理改革与工资改革的调查报告（草稿）》（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