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吃饭的斗争胜利了，但是其他的困难并没有解决。对“伤兵医院”这200名左右的伤员，却用一个连的兵力看守。称的是“医院”，实际上是一座牢狱，医生一个也没有！药品，除了红药水，就是漂白粉水。伤员伤口发炎了，化脓了，没有任何“医生”来过问，直到死亡。尤其是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屋檐上挂着一两尺长的冰凌，这个大祠堂，无门窗，屋里温度常常在摄氏零度以下。而我们的伤员睡的所谓地铺，下面只是薄薄的一层稻草，向农民群众借来的被子，几个人盖一条。有些同志被俘的时候，还被剥去棉衣，只剩一身单衣。天寒地冻，要这些受伤的虚弱之躯，如何抵挡。所以，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牺牲。第二天清早，就有士兵来把他们抬走。邓旭初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折磨而死，十分悲痛，每逢这种场合，临时支部的几个成员，总是带头唱起国际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用这悲壮的歌声，来向牺牲的同志告别，来鼓舞活着的同志，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活下去！
情况越来越恶化，活着的人锐减。临时支部接受了上次斗争的经验，觉得必须继续斗争，改善生活和医疗条件。他们首先向敌方士兵了解情况，知道附近有一所144师收留自己伤病官兵的医院。条件虽然比这里好得多，不过医生药品也少得可怜，不可能指望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改善。一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首先争取解决取暖问题，以保护那些经不起冻的同志，度过眼前这个严冬再说。原来还以为实现这个要求，也要经过一番斗争。谁知伤员一向那个副官要求发柴烤火，他竟一口答应。而且，很快就有民夫挑来了柴火，供我们取暖。这倒真出乎临时支部意料之外！后来才知道：这家伙见死亡过多，俘虏交不出，不好交待；另一方面，柴火要当地农民交，不要自己出一文钱。
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临时支部和全体伤员开展进一步斗争的信心。
集体越狱，初获成功
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为组织越狱、冲出牢笼做准备。被俘的伤员中，一部分是新四军的基层干部，其余绝大部分是经过党多年教育培养的战士。使这些同志早日归队，就会给革命增加可贵的力量。也就是给敌人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临时党支部从成立的一天起，就着手做越狱的准备工作。他们经常在看护兵、看守兵中交朋友，以讲故事、聊天的方式进行政治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不少士兵不但在政治上同情我们，而且和我们的同志建立了一定的感情。看看时机成熟，临时党支部就组织一些能行走的轻伤员，利用看守兵的同情和帮助，先行越狱。轮到同情我们的看守站岗，即使看到有人逃走，他们也会眼开眼闭，假装没看见。甚至有的看守还带我们的同志外逃。这样大约走了三四批。当副官来检查人数时，他们就在死亡人数上多报几个，敷衍了事。
这种行为，不可能绝对掩敌耳目。看守连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指导员。
有一天，这个党棍突然来到伤员中间做什么“精神讲话”，好像有所闻而来。
伤员们被召到大门口广场上，围成圈。这个党棍站在中间，叉开两只脚，摆出一副军官的架势，一开口就是：“新四军是叛军，不实行三民主义……”正讲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伤员中间的一位小鬼，忽然站出来大声问道：“指导员！你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我倒要问问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什么？请你给我们讲解讲解，好不好？”
这一问，也是“黑虎偷心”，把这个指导员问了个面红耳赤，瞠目结舌！
哼哼哈哈一阵子，还没等他醒过来发火，那个小鬼倒嘻皮笑脸，给他上课了：
“还是我这个小鬼来告诉你这位指导员吧！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你们国民党实行了哪一条啊？真正实行的，可是共产党呵！”
这一下，可大大丢了这个指导员的脸了，面孔涨红，脖子粗了，拳头捏紧了，又不敢当众打人，只好咆哮几声：“你们中毒太深，都赤化了！”骂着骂着，来不及谈别的什么，就溜走。给他送行的，是满场大笑。从此，这个指导员就再也不敢露面了。
没有多少日子，临时支部又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越狱，这当然必须进一步争取看护兵和看守兵的同情和支持。支部研究决定由李涤非负责争取敌兵工作。他以前搞过敌伪军工作，从被俘那天起，就注意对敌军的宣传和争取，同看护兵和看守兵都混得比较熟。李本人在突围被俘以后，由144师担架兵戴金波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往后方医院解送。戴金波个头大，抬后面，李的头就靠在他身边，一路上李就同他谈长论短，开导他。戴金波也向李谈了自己的身世：四川人，农民，被国民党抓壮丁抓来的。以前，共产党在他家乡闹土改，他斗过地主，分过田地，共产党、红军对他很好。对新四军也表示很佩服。二人一路上越谈越投机。李腿受伤，伤口正在化脓，担架抬过敌人临时救护站，戴金波竟出面要求看护兵给李换药医疗。看护兵不肯，说他们只给自己的伤兵换药，还气愤地说：“谁叫他们搞兵变打我们。”
李涤非知道他们是杂牌军144师，就强忍伤痛，对这些受骗的看护兵宣传开了：“我们新四军在皖南三年，浴血抗战，谁人不晓。有名的繁昌之战，你们听到过吗？国民党蒋介石不给我们粮食，不给我们补充弹药，还硬逼我们撤到江北，却半路上埋伏重兵，妄想一举消灭我们，还反咬一口，说我们叛乱、兵变……。川军弟兄们，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你们144师的粮食，同国民党嫡系的12师一样吗？你们当兵的待遇和当官的一样吗？我们新四军是官兵平等。我们就是从前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
敌人的士兵大多是穷苦出身，平日受当官的欺压，这些事实和道理，一下就打动了他们的心，加上戴金波说情，那些看护兵不仅给李换了药，还给他吃饭，临走时，有个看护兵还偷了几片麻药塞给李，小声地对他说：“你的伤很重，子弹在肉里没取出来，到后方开刀，他们不会给你麻药，你带上这些药吧！”停了一会，他又悄悄地说：“我晓得红军的，后会有期。”事有凑巧，李也被送到这个144师伤兵医院，而那个看护兵已先到了那里；戴金波所在的担架连，也驻扎在医院的旁边。他们再见面，简直像老朋友一样。李又进一步对他们做争取工作，通过他们再联络其他看护兵和看守兵。
为便于集体越狱，支部曾设想最好能搞到一些枪。有了枪，比赤手空拳有把握得多。有个伤员记得，在突围时，曾把几枝短枪藏在离茂林不远的一个石洞里，能去拿来就好了。经过筹划，支部派他向院长谎报：附近一个石洞里，新四军藏着一批药品，想去取来给医院。院长果然同意派一个看护兵，陪我们的那个同志一起去取。找到那个石洞，石头已被移动，枪支不见了。支部考虑夺敌人的枪。但是夺枪肯定要打响，会招来其他敌人。轻伤员可能冲出去，重伤员必然会遭屠杀。弄枪打算放弃了，决定继续争取看护兵、看守兵的同情和支持，秘密逃跑。
为了集体越狱，杨进提出设法同茂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杨进过去在新四军上饶办事处工作过，同地方党有些关系。事变后，不了解外面情况，自己又无法出去。李涤非此时已和戴金波等人搞得很熟。干仲儒认为还是要李去跑一跑，邓旭初也赞成。李接受了支部的委托，同戴金波商量，自己身上脏，嘴巴馋，想到茂林街上洗个澡，买点吃的。戴居然瞒上不瞒下，买通了一个看护兵，陪李到茂林镇转了一趟，当时因茂林战斗结束不久，到处在搜捕。我们的同志没能同地下党组织接上头，假戏要真做，也为了拉关系，他特地还请同去的看护兵和戴金波到小馆子去吃了—顿。
李涤非从茂林回来，向支部作了汇报，支部认为争取地下党配合，接应越狱，暂时没有可能，并具体研究了越狱计划，加紧各方面的准备。经过努力，除戴金波和几个看护兵以外，还争取到两个看护兵。他们都表示决心跟我们的同志一起逃走。看护兵还藏好了药品，待越狱出去后，可以给同志们换药。集体越狱的计划基本成熟了。支部决定：越狱后先到董茅岭，因为被俘伤员中有个同志是董茅岭人，人熟地熟，便于行动。然后再向铜陵方向进入敌后。
支部考虑到大多数同志越狱后，留下重伤员，会遭到敌人摧残；又决定留下一二个支委继续领导斗争。干仲儒同志伤很重，伤口还在恶化，不能行走。他也担心自己会影响整个越狱行动，在支委会上主动提出自愿留下。
支委考虑到他有斗争经验，政治上老练，就同意他的请求。邓旭初是轻伤，本来早可逃走，因干仲儒年纪大，伤势重，为了照顾干仲儒，自己决定假装重伤员留下，支部也就同意了。这样，越狱准备就绪，就等待行动信号了。
大批越狱，遭受挫折
那天夜里，寒风呼啸，天空布满乌云，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正是越狱的好时机。深夜，整个吴家祠堂静悄悄的，人们似乎都沉睡了。准备越狱的伤员们，个个屏住气，急切地等待着越狱的行动信号。快到午夜了，还是一无动静。大家心急如火烧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意外的事发生了。原来计划在午夜两个已经争取过来的看守兵换岗时就行动，为了防备万一，事前没有告诉他们。谁知那晚换岗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比往日推迟了。
等换岗后，负责联络的人告诉他们马上行动，那个四川兵一听愣住了，问：
“真的马上就走？”“对，马上就走。”四川兵急了，非要回营房去拿包袱不可，说里面有30元银元。去联系的同志说：“出去后，我们给你30元。”“你们真的给我30元？”他想了一想又说：“好啊！你们给30元，加上那30元，不就是60元了吗？”后来答应给他60元，他还是一定要去拿，说什么“何必丢了那30元，便宜那些龟孙哟！”说来说去，他就是舍不得丢掉那30元银元。这样拖延了不少时间，怕他回去拿包袱走漏了风声，只得一面耐心对他劝说，一面临时决定打开边门走。可是边门被一道道铅丝绕得很紧，弄了很久，才弄开。那时东方已经泛白，如果冲出去，走不了多少路，天就会大亮，容易被敌人追击。支部根据现实临时改变决定：明天午夜再走。
这么一折腾，越狱计划泄露了。第二天上午平时光景，那个副官要大家集合，挨个搜身。在李涤非身上搜出一支笔、一只表，还有400多元法币。
这笔钱是突围时组织上发给他的。被俘时，抓他的那个兵，以前曾被我们的军队俘虏过3次，都没有被搜身，所以他也不搜俘虏的腰包，钱就一直藏在李的身上。这次搜出来，当然被没收了。敌人在逐个搜完身后，又到祠堂里搜查。结果，在看护办公室地板底下搜到了几捆纱布、绷带和一些药品，这都是一个准备同时逃走的看护兵藏的，准备带着给伤员们用的。副官查到这些东西，以为抓到了把柄，大声吼叫：“这是谁藏的？”有个四川籍的看护兵，不慌不忙地站出来说：“是我。”“你藏这些东西做什么？”“我想去卖几个钱花花。”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克扣粮食，盘剥士兵，当兵的偷点东西出去卖卖，在这种部队里，不足为奇。
站在门外的伤员看到这些情况，就趁机大叫起来：“为什么搜查我们？”
“我们犯了什么院规？”敌副官跳到场子中间，阴阳怪气地打着官腔：“你们嚷什么？老实告诉你们，有人向我们报告，你们当中有人搞暴动，赵一夫就是领头的！马上押送军法处法办！赵一夫是李涤非的化名，他很快被押走了。这次集体越狱也就没有成功。
继续斗争，分批越狱
集体越狱遭受挫折，原来的看守连被调走换防，新调来一连看守兵，严加看管，岗哨也增加了，院长三天两头来巡查。临时党支部及时研究了这些突如其来的新情况，认为我们准备越狱，可能走漏了风声，但敌人并没有真正抓到把柄。只要我们沉着、稳定、谨慎、从容应付，还是可以组织越狱的。
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整个支部，支部改变了原来集体越狱计划，决定有条件走的就赶快走，成熟一批走一批。另一方面，要抓紧营救李涤非同志。
如何营救李涤非同志呢？支部考虑到敌人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副官作恶多端，民愤很大。敌人士兵和下层人员无不对他咬牙切齿。利用这个矛盾，支部决定说动戴金波，串连几个看护兵，放风声：副官找赵一夫借钱，赵不肯，副官就寻找借口，进行陷害。伤员们则在支部领导下，向院方提出强烈抗议。这着棋，确实走得有效。李涤非被敌人押往军法处的路上，仔细回想支部成立以来，自己一切活动都非常秘密，联系都是单线接头，怎么会叫敌人发觉呢？现在自己已被敌人当作暴动首犯，随时可能被处决。敌人目的肯定不在一个人，而要“一网打尽”。为了保护支部，绝不能让敌人从自己嘴里得到丝毫东西。李的预料完全正确。一到军法处，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还搞假活埋，挖好了坑，逼李下坑，要李交代策划暴动的情况，不说就埋。土已埋到胸部，李仍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又被拖出来。这样，敌人一连“活埋”他两次，也没有得到一点口供。经过多次审讯，李反而从敌人口中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像样的证据，心里更踏实了。有一次审讯，敌人问：“你同副官的关系怎么样？”因为临时支部通过人在外面放风声，说是副官向赵一夫借钱不着，有意陷害。李却并不知道。听到敌人问话，开始一怔。接着，凭着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立即意识到这个军法官在怀疑副官，便顺水推舟：正是钱害人！副官找我借钱做生意，我哪来许多钱，他不开心。这么一来，敌军法处从医院里听到的风声，伤员的抗议，李本人的口供，不约而同，都集中在副官借钱一事上。他们又没有掌握其他任何证据。加上敌人内部狗咬狗不断，便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以后就把李押到上饶集中营。
后来李参加了赤石暴动，冲出牢笼，回到了党的怀抱，开始了新的斗争。
由于“医院”被敌人严加看守，只有找机会组织零星越狱，以免惊动敌人。过了几天，来了一个新看护兵，是浙江丽水刚被抽壮丁而来，心怀不满。
杨进抓紧做他的工作，很快产生效果，表示愿意帮杨进和几个伤兵一个一个逃出去。于是支部决定让杨进先出去，他对地下党情况比较熟悉，好到外面找地下党支援我们的越狱活动。杨走后，身负重伤的干仲儒接任支部书记，继续领导狱中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