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者总是用一个虚幻的宏伟目标、假想的丑恶敌人将全民拖入一场谁也不能置身局外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可从古至今，民以食为天，当饿肚子成为最大的真理时，愚民百姓也就对宏伟的目标、最大的政治失去了兴趣。可以说，《故乡相处流传》自始至终让人物置身于一种反讽的历史情景之中，从而构成了对一切历史宏大叙事的瓦解。
三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刘震云堪称一个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作家。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前的所有创作中，他的描写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题材与母题领域里展开，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也较少变化，而且有迹可循，他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是低调的悲观的，有时甚至陷入片面和虚无。人生是什么？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历史是什么？就是上层争权夺利、下层见风使舵的舞台。如果说，《新兵连》《头人》《官场》《官人》《单位》《一地鸡毛》
等作品是侧重从空间维度来展示历史和人生的这种面貌的话，《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则是侧重从时间维度来展示：无论军营还是官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是在为吃饭睡觉而忙碌奔波、投机钻营；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上层还是下层，也都是在为食色你争我夺、上窜下跳。在早期作品里，刘震云对人生和人性中温情的一面还有所展示，即使在《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这样的作品里，也对“老肥”、李小林等小人物的卑微的生活欲求抱着一种同情理解，但到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中，则倾向于一锅烩了：在历史和人生的舞台上，无论张三、李四，还是皇帝、平民，没有一个好东西，什么争权夺利阳奉阴违，什么人格低下道德沦丧，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你是这样，他是这样，“我”也好不到哪去，哪怕是最低意义上的那种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在他这时的作品中一个也找不到，可称为人类良心的人在哪里？可称为民族脊梁的人在哪里？哪怕是只追求自我完善、有一点道德操守的人又在哪里？肯定不在刘震云这时的作品里。对历史和人生，作者这时拥有的不只是一种怀疑情绪，而是一种悲观和绝望：在整个历史和人生都是不道德的前提下，谁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应当说，正是这种对人生和历史的一针见血又不无片面的理解，使刘震云在创作中面对历史的肮脏、人性的丑陋时，没有采用讽刺的手法而是采用了反讽的手法。讽刺和反讽尽管都具有一种喜剧性的外观，但讽刺在小说中必然以叙事人的道德优越感和是非观念作基础，喜剧性的外观下包含的是生命的严肃性和是非分明的批判意识；而反讽，则缺乏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是非观念，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叙事人不愿意扮演道义的承担者和思想的启蒙者的角色，喜剧性的外观下掩藏的是一种生命的无可奈何感。举例来说，《一地鸡毛》中，小林以猛干家务活来换取半夜起来看一场有马拉多纳上场的足球赛，可妻子却一板一眼地说：“家里蜂窝煤都没有了，你还要半夜起来看足球，还是累得轻！你要能让马拉多纳给咱家拉蜂窝煤，我就让你半夜起来看他！”这是要讽刺小林妻子的世俗吗？显然不是，它不过要用一个具有喜剧性外观的生活片断传达一种无可奈何的信息：马拉多纳球踢得再好，也不能解决小林日常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再如，在《单位》中，小林有希望入党，兴冲冲地买了烧鸡回家庆贺，妻子责备说：“为入一个党，值得买那么贵的烧鸡吗？买一根香肠也就够了！”可后来分了一间房子，小林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买了香肠回家庆贺，妻子却说“这次应该买烧鸡”。这两个互为反讽的生活片断，显然传达出了一个世俗的生活真理：对一个饱受恶劣的的居住环境折磨的家庭主妇来说，独立的一间房比丈夫的入党更为重要。但叙事人是肯定还是否定这种人生取向，读者从文本中找不到答案。
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尽管刘震云对历史和人生抱着一种低调的悲观的态度，并解构了进化史观、英雄史观、人民史观、革命史观，可在面对具体的历史时，又不是毫无立场和道德义愤的。这一点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文用大量真实的原始资料，辅以适度的虚构，追述了1942年河南的大灾荒。河南饿死300万人，而蒋委员长却说河南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
叙述者“我”通过对当时幸存者的采访、原始资料的解读，洞悉了历史中的利益原则：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国、共、日、美、英、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踪复杂，哪一个问题对蒋介石来讲，都比300万人对他和他的统治地位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利害相关。所以蒋心里清楚河南的灾荒而嘴上仍轻描淡写。既然最高统帅和政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甚至加以敲诈勒索，这也就难怪处于灾荒之年的百姓整连整连地缴除国军的武装，使得日军用6万军队一举歼灭了30万中国军队。汉奸乎？人民乎？
作者的情感天平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是倾向于下层民众的，因为作者深知，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人类的求生意志总是战胜抽象的爱国情感，当宁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誓死不做忘国奴作为一个两难选择摆到普通百姓之前时，那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选择，特别是当他们的统治者关心自己的统治地位胜过关心他的国民、对他的国民的生死不闻不问时，更是如此。从创作伊始，刘震云就十分关心中国社会中的吃饭与权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兵连》《官场》等作品甚至一开篇就写到吃。但刘震云深知，同是一个吃饭，对《塔铺》中的孩子们来说，是要解决一个饱肚子的问题；对《新兵连》中肚子里不存啥油水的来自农村的新兵而言，是要留下一个好印象、不能显得太下作的问题；对《官场》中在省城开会的县委书记们而言，是一个不满于“他们到县上来，咱们桌上桌下招待；咱们到他们这开个会，他们顿顿让咱们吃大锅菜”的问题；而对《新闻》中来自京城的记者们来说，以何种规格吃饭则是一种身份的证明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有些人来说，吃饭绝对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可对有些人来说，则是奢侈成性加利益交换的一个道具。在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度和时代，一边是母亲煮食自己的婴儿，一边是省政府官员在大宴宾客：“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道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那么，谁是1942年河南大地人肉筵席上的吃客呢？在这里，刘震云一点也不含糊。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历史叙事得出了近似于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结论，而且发出了“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的感慨，并称灾荒之年扯旗造反的人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但是，同样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刘震云并没有因此进入到一种人民史观的言说。他只不过是在实践着一种近似于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创作”的创作。他设身处地地为灾民着想，为当权者在1942年有“可口的咖啡”而故乡的人民却在吃树皮、柴火、稻草而不平、而悲哀。然而，当刘震云进入到更宏观的历史的考察和描述时，他看到的又只是历史的无尽循环，百姓并没有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既是历史角斗场中的牺牲者，又是权力齿轮得以疯狂运转的润滑剂。对普通百姓出于生存需要而作出的所有选择，刘震云都是理解的，甚至同情的；但是从历史的进步、人性的改善角度来看，刘震云显然又看不到这种选择能提供什么令人振奋的因素。这正构成了刘震云对历史和人生抱低调、悲观乃至虚无态度的基础。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前的创作，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历史的描绘，总体上应当说都是粗线条的。
特别是两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作者有意识地突出了历史的骨骼和枝干，而删去了历史的血肉和枝叶，本应纷繁复杂的历史以一种极简单明了的形态呈现于读者面前，从而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陌生化效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应当说，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无法囊括进全部历史。刘震云对这一点是有所意识的。《故乡天下黄花》的第一、二部分都附有附记，三、四部分则既有附记，又有前言。前言和附记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对正文未能具体展开叙述的人和事以及前因后果作出概述，以补正文的不足，同时暗示作家不可能将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一一道来。同时，刘震云也觉悟到，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经过选择的历史叙述。《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我”在实地调查中领悟到，历史总是大而化之、被筛选和被遗忘的，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充当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河南发生灾荒饿死300万人的1942年，历史上还发生过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等事件。尽管当时就有资料同时记载下了这些历史事件，后人却未必知道河南还因为旱灾死过300万人。《温故一九四二》的贡献，是通过对当时历史资料的发掘，敷以文学的适度虚构与想像，暴露出以“从上至下”的历史观筛选1942年的历史，邱吉尔的感冒甚至比300万人的生命还要重要。以“由下而上”的历史观筛选1942年的历史，灾区老百姓不合乎常理的选择才呈现出自身合情合理的逻辑。可惜的是，人类的历史上，大部分的历史叙述（包括文学的历史叙述）常常是“由上而下”的历史叙述。而刘震云的清醒之处，是在他虽然用一种“作为老百姓的写作”重新描绘了1942年的历史，但他并不以为自己已经描绘出了全部的历史。《温故一九四二》的附录部分引用了两则声明，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在1942年的河南中原大地上，在饿殍遍野的主旋律之下，依然有着生老病死、婚娶离异，依然有着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
或许正是觉悟到前一阶段创作对历史和人生的描绘过于简明，采用写实的创作方法也难以穷尽历史和人生的复杂性及人性的深度，在随后的两个长篇小说中，刘震云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和结构方式上作了大幅度的探索和创新。尽管我们已经在《故乡相处流传》中看到了一些艺术新变的前奏，如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但故事的完整性、历史时间的线性特征仍保持得十分完整，但进入到《故乡面和花朵》的创作以后，故事的完整性被打破，物理时间更多地被心理时间所取代，过去与现在、写实与象征、纪实与抒情、真诚的言词与夸张化的表演、深情的回忆与无聊的调笑，等等，被作者熔于一炉，读者只隐约感觉到刘震云以往作品中曾出现过的一些虚构性的人物和新虚构的人物借助于同性恋者回故乡一类的活动发生历史性的相遇而产生了一个个片断和场景，立意的含混性和作品整体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读者惊异于作者是依靠怎样的力量完成了这部近200万言的书。《故乡面和花朵》不仅对读者的智力和耐心是一个挑战，而且肯定对作者的创作激情和毅力曾经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甚至于拒绝让读者阅读的书。
《一腔废话》则是刘震云沿着自己的新探索之路越行越远的成果。《故乡面和花朵》尚有一个时间座标1969年，《一腔废话》则干脆取消了所有的时空维度，一批普通人被掷入一个虚构的近于寓言的情境中，去完成一个荒诞的使命，在参加模仿秀、辩论赛等活动中说了些连他们自己也不能明白的话，参与了些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其目的和结果的活动。他们从一个虚构的前提出发，最终又回到了盐价“一块七一公斤”的日常生活中。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来看，这应该是作者思考当下时代、进行自我批评的书，对普通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的梦想和命运的思考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真诚的思考被裹上了游戏的外衣，宏大的命题被付诸“一腔废话”。是一种深刻的心灵活动无法付诸明晰的表达呢，还是作者屈服于“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压力呢，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加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