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为了拯救充满罪恶的人类，为了救赎世人的罪孽，受尽磨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鲜血洗净了世人的罪恶，使有罪的人获得救赎。他对世人满怀着大悲悯的情怀，为拯救世人而勇于牺牲献身。鲁迅虽然反对基督教神学的教义，却极为推崇基督充满牺牲和仁爱的救世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熔铸在鲁迅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崇高思想和伟大人格之中，与他早期积极探索“国民性”问题、推重精神主体的启蒙作用是相通契合的。他说：“觉醒的人，此后应该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他愿意效法基督背负十字架为人类赎罪的道义承担，他坦诚地说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鲁迅对此更是感同身受，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先觉者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他认为耶稣不是直接死在当权者手里，而是死在庸众之手，他多次提及是“众人”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正是与耶稣有着某种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鲁迅1924年在散文诗《复仇（其二）》中塑造了一位为拯救群众却为群众所残害而被残害者以这种残害而向众人复仇的耶稣形象。鲁迅凭借他对耶稣赴死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尖锐地指出正是庸众杀死了耶稣，他细腻真实地剖露了耶稣受难时的复杂心理和深入心髓的痛楚，满含着悲悯与诅咒。这其中暗含着一个令人心疼而伤感的主题：耶稣为救世人却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要遭受世人的诟骂、羞辱。这是极其悲壮、悲愤而又令人悲悯无限的场景。鲁迅笔下的耶稣，承受着《圣经》中被神化的耶稣所没有的最为深刻的痛楚：“在这不寻常的死寂般的宁静中，一连串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诅咒、冷笑、嘲笑、狂笑。对基督富于情感和敏感的心灵来说，一句冷酷的话对他就是一次无情的打击，更何况这么多的冷嘲热讽。
正是他自己的人民把他送上十字架，又给他增添了这样的痛苦，而他们正是他竭尽全力要去帮助和拯救的。他为他们奉献出了自己。所以，没有人能够怀疑基督已经进入了我们人类所有痛苦经验的最深处。”此时的耶稣和鲁迅小说《药》中的夏瑜，外在的境况和内心的悲凉是何其相似。
我们还应注意到，基督教描绘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宣扬的是他三日后复活，《圣经》中的耶稣一再预言自己的受难，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又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在这里，耶稣清醒地认识和预感到了自己将要为救赎而牺牲，从而坦然地面对这受难的不幸降临自身，表现了基督舍身救世、勇于牺牲的精神。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还为处死他的庸众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表现了对世人无限宽广的爱和恕的悲悯。但鲁迅视野观照下的耶稣，却是一个为民众谋福利反遭凌辱、迫害的精神界之战士，是敢于向庸众宣战的“孤独的个人”。因此，基督教中的耶稣最终以无限博大的“爱”和“恕”宽宥了世人，而鲁迅却给文章冠以“复仇”的标题，着力宣扬“向庸众宣战”的斗争精神，这是缘于他对冷酷现实的清醒认识：“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牺牲为群众祈福，祈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鲁迅自己，又何尝不经常遭遇这种令人心寒的境遇呢？他曾悲凉地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了，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这实在使我愤怒，有时简直想报复。”所以，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反对基督教的宽恕之说，嫉恶如仇，始终以战士姿态处于战斗状态：“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的铢两悉称。
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的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他至死对仇敌都决绝地宣称“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鲁迅看穿了基督教无原则的爱和宽恕并没有阻挠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人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掠夺和屠杀，难道还要被屠杀的人不还手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所以他在临终前一个月写的杂文《死》里，预拟的七条“遗嘱”的最后一条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3.鲁迅与撒旦：反传统的异端力量耶稣是“神之子”，既是为众人赎罪而受难的先知，又是传播上帝福音、拯救世人的上帝的使者；而撒旦则是魔鬼，是唆使人类始祖犯罪的元凶，是被否定和诅咒的形象。鲁迅不仅对自己与耶稣的契合之处加以圆融，而且对传统上否定和诅咒的撒旦，也从他个人独特的理解上来加以认同和肯定，表现出反对陈规陋习的勇气，也说明了他在文化选择上偏至而独到的眼光：《旧约》记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终乃抟埴为男子，名曰亚当，已而病其寂也，复抽其肋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鸟兽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其果；魔乃侂蛇以诱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识。神怒，立逐人而诅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则既劳其生，又得其死，罚且及于子孙，无不如是。英诗人弥耳敦（J.Milton），尝取其事作《失乐园》（TheParadiseLost），有天神与撒旦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撒旦为状，复至狞厉。是诗而后，人之恶撒旦遂益深。
然为基督宗教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撒旦唆使蛇去引诱人类始祖犯原罪的故事，但却并不以为非，反而肯定了撒旦启迪人类智慧的积极意义：正是撒旦的诱惑使人类开始了有知有识的“人”的生活，这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鲁迅受尼采“价值翻转”的影响，对撒旦的存在价值做了“重估”。撒旦本是基督教中的恶魔，经鲁迅重新看取，他成了敢于挑战天帝、给予人类智慧果的叛逆和异端力量，是“恶”的代表。鲁迅对“恶”的偏至看取，也体现了鲁迅个人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意义，是对中国以“性本善”为基础的“中和”“阴柔”文化传统的突破。而鲁迅和尼采一样，都喜欢“恶”而不是“善”，欣赏“恶之美”、“力之美”，主张以“恶”破“善”，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
他“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推崇的是出于人间的“叛逆的猛士”，呼唤的是“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他偏至看取的就是这种否定意义的“恶之声”，反叛传统的“恶之美”。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推崇的正是摩罗诗人——以拜伦为宗主的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恶魔派诗人。
鲁迅当时选择摩罗诗人，是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和深刻独立思考的：一是鲁迅想通过对西方摩罗诗人的介绍，能够使古老的文化民族焕发新生。正如他在篇首所引尼采的那段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
这段题词，清楚地表明鲁迅的写作宗旨乃在于引进、借鉴国外进步文化这一“新源”，使中国古老文化获得新生。其二，鲁迅从摩罗诗人和浪漫主义诗歌中寻找到了与自己的契合点。这就是对个性主义的推崇、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坚强的个人意志和强烈的叛逆精神，他认为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这是《摩罗诗力说》结尾处对摩罗诗人的总体评价，最为集中地反映出鲁迅对摩罗诗人的态度。鲁迅在这里强调和置重的，是摩罗诗人体现的特征：一是不随顺旧俗，敢于反抗的叛逆精神；二是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新生的启蒙精神。换言之，这种融叛逆与启蒙于一体的摩罗精神，也正是鲁迅所要极力倡导和呼唤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通过《摩罗诗力说》公开发出了反传统的先声。
首先，他在文中介绍这种带有“异端”倾向的摩罗诗人，张扬“恶魔般”的叛逆精神，是对中国以“性本善”为基础的“中和”、“阴柔”文化传统的突破。中国文化受儒道两家浸淫千年，积淀而成相对稳定的“中和”、“阴柔”的文化心理结构，儒道两家共同的理论前提是肯定性的“善”。儒家尽管有一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但其主旨却是主张“中庸和合”，以“温柔敦厚”为其诗教，标举“中和之为美”。道家更是高扬“贵柔守雌”的旗帜，倡导“大美而不言”、“心游物外”，追求一种“阴柔”的审美境界。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虽然也有“兴、观、群、怨”，但同时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因此，中国文学整体上呈现出温柔敦厚、蕴藉含蓄的态势，绝少“乱力怪神”之异端。正如鲁迅所深刻剖析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那些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自不必说，就是游山玩水之作，也难见其真性情，即使伟大如屈原，在遭谗罹诟之际，愤而作《离骚》，虽“抽写哀怨，郁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却“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所以鲁迅认为“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声者，亦不始于今日。”正是有鉴于此，鲁迅才感到了介绍摩罗诗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鲁迅看来：“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即使“二士室处，亦有吸呼，于是生颢气之争，强肺者致胜。故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而在西方文学中，“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尤其是拜伦以“恶人”自居，“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旦。”由此可见，鲁迅是有意识地选择了摩罗诗人“以恶破善”，借其“恶魔”般的叛逆精神向中国文化传统发起挑战。
其次，鲁迅置重摩罗诗人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塑造和培育中国反传统的主体形象。如果说“以恶破善”是鲁迅反传统的理论选择，那么行文至篇末，他热切而直露地放言：“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则是转向社会行为层面，呼唤敢于起而反抗的“精神界之战士”了。实际上，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通过对摩罗诗人的描绘，已经在塑造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主体形象：第一、“精神界之战士”是敢于反抗的孤独个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少“个人”的独立，儒家主张“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济世合群，退则离群索居；道家更是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动消解个人主体性，个人遁入山林，更遑论反抗和进取了。而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接受了进化论和人本主义的洗礼，则大张其个性主义之帜，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力推崇拜伦“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以赞赏的笔调对他多加褒奖：“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在这里，鲁迅着力凸显拜伦做为“独立的个人”形象和勇于反抗的叛逆精神。他在同一时期写成的《文化偏至论》中，公开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认定“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深入阐发他“重个人”的思想，至五四时期，他肯定易卜生的名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主张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以独异的自我“向庸众宣战”，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第二、“精神界之战士”是要“大其国于天下”的启蒙者。
中国文化受儒道影响，肯定“性善”，讲求安分守己，教人“做稳了奴隶”。西方文化在基督教原罪的影响下，注重的是人性之“恶”。撒旦唆使蛇去诱惑亚当、夏娃偷尝了智慧之果，因而被逐出乐园。从一定意义上说，撒旦是人类智慧的最早启蒙者，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是这样理解的：“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
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旦其首矣。”因此，鲁迅在论及恶魔拜伦的影响时，就充分肯定了他的启蒙意义：“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这一时期对启蒙的认识，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国民觉醒的重要性，认为“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民愚陋，是“做稳了奴隶”的庸众，启蒙者必须要有强力意志。惟其如此，才能“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鲁迅“五四”前后作品中出现的“启蒙者”形象，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型”，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尼采“超人”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鲁迅这种“孤独的个人”意识和“以力制民众”的启蒙者形象，和他早期以国民性为基本内涵的功利文学观也是息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热切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思索中，自身就已经成了破中国之萧条的“战士”，从而成就了他做为文化伟人的坚实基础。
（第二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与基督教
穿过历史的烟尘，当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再仅仅是30年代的“幽默大师”和鲁迅批判斗争的对象时，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一生以“向东方人介绍西方，向西方人介绍东方”为己任的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深受基督教熏陶和浸染，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作家，为何后来会对道家和人文主义产生兴趣？他是怎样完成由信仰、反信仰到回归信仰的内心调整的？基督教究竟对林语堂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还需要我们从分析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他的文化构成之间的相互影响入手，并且在他一生不断调整的文化选择中动态地考察他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
一、爱与平等：林语堂早期的基督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