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罗斯已走过整整十年的历程。在这十年里俄罗斯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92～1999年的八年为“叶利钦时代”，2000年后的两年进入“普京时代”。由于普京时代刚刚开始，进行总体评价为时尚早。因此，在对这十年进行总结时，叶利钦时代无疑是重点。
叶利钦时代对俄罗斯民族来说是惨烈的。在政治上，在向西方式民主制度转变之中和之后，相伴而来的是激烈的社会冲突、民族纷争、权力拼杀、阴谋和流血，俄罗斯成了政治角逐的大舞台，社会长期动荡不宁。在经济上，与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相比，1999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降幅远远大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贫困。在国际上，俄罗斯希冀通过加入西方阵营来实现自身利益，但西方却对它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并从地缘政治上对它进行挤压，加之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严重衰退，与苏联时期的鼎盛相比，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的变化？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做出回答。
一、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
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化源自它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前文已指出：经过70多年的发展，苏联式社会主义已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和社会危机，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使社会改革成为必然；但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推行的错误改革路线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社会走到了崩溃边缘，社会要求探寻新的发展道路并为此更换领导；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趁势夺取了政权，他们以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反共主义为指导，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一新的发展道路导致俄罗斯社会如此惨烈的变化。
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它为何选择这样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何在？
概括地说，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以政治为中心、激进变革的发展道路。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7月14日对《消息报》记者的谈话时指出：“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历史的必要性剥夺了我们实现渐进化地发展的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把改革拖延几十年，并等待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俄罗斯“民主派”是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经过激烈政治斗争执掌国家政权的，然而，“民主派”上台所改变的仅仅是国家的上层结构，俄罗斯的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变：市场经济因素尚未生成，经济中国有成分仍是一统天下；除一些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政权仍然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以西方社会为模式的“民主派”，其骨干力量仅局限在知识界和某些“精英阶层”，且内部意见混乱；叶利钦没有可以依靠的能够自上而下贯彻其执政意图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政权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在“民主派”夺取政权后政治斗争的硝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炽盛。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面对依然强大的传统社会结构，“民主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住和巩固政权。在此背景下，叶利钦政权很快便采取了政治改制、经济改革、外交“倒向西方”等一系列战略措施，这些措施同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为目的的经济改革。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代表，“民主派”天真地以为，只要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就能够在短时间（比如说“500天”）内摆脱苏联晚期形成的尖锐的经济危机，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快速振兴。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方案应运而生了，它不仅可以使俄罗斯社会一夜之间迈入梦寐以求的被寄予无限希望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根本铲除苏维埃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公有制，摧毁旧的社会结构，通过私有者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来构筑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最终取得对“共产主义势力”的彻底胜利。
与此同时，在反对苏共和联盟中央的斗争中业已沸腾的社会政治生活及由此激发的民意，对社会经济状况好转和俄罗斯迅速振兴的前景充满期待，这也要求执政的“民主派”必须尽快行动起来。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俄罗斯道路选择问题上社会主流意识有着极大的影响。在90年代初的俄罗斯，否定苏维埃70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不仅是“民主派”，而且已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这是俄罗斯“民主派”何以能够夺取政权的基本原因，即“民主派”所依赖的不是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是通过选举即“民主革命”上台的。
这种政权更迭主要靠的是社会主流意识和民意变化的支持。苏联解体所遗留下来的深重危机和社会主流意识一方面要求刚刚夺取政权的“民主派”尽快行动起来，另一方面也大大限制了它的选择余地。“……到1991年底，总统和这个班子对经济政策方针的各种实际方案所能进行的选择已经是相当有限的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不能选择，比如说不能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不能采用施行渐进措施的那种办法了。正如盖达尔有一次正确指出的，要这样做，就需要有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权和调整好的国家领导经济的体制。而这样的政权和体制实际上在同联盟中央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这种情况使得俄罗斯长期不能摆脱政治和社会意识对经济、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可见，俄罗斯“民主派”甫一上台便很快地、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激进变革的道路。何以如此？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为了说明这种发展的必然性，有必要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作进一步概括。
第一，苏联的失败对俄罗斯的道路选择有重大影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导致了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70年理论与实践的否定，这种否定对俄罗斯社会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有三：其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经历了长期历史比较，前者的最终失败使社会转而选择后者；其二，政治集权制与西方民主制相比较，前者的失败引发了社会以后者为模式的“民主革命”；其三，苏共领导的失败以及苏共内部改革的艰难，使之难逃其咎，社会多数人转而选择了新的政治领导——崇尚西方发展道路的“民主派”，政权易帜。
第二，“民主派”是靠着引导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而上台的，并受制于这种主流意识。这种社会主流意识一方面彻底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向往西方社会模式，并期待着俄罗斯社会在仿效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快速变革和振兴。但这同时限制了“民主派”自身的选择。首先，这种社会主流意识所表现出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特有的非此即彼的极端性质（表现为对过去的彻底否定），决定了新制度不可能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嫁接，而需要全部重建。其次，由于社会对俄罗斯的快速振兴充满期待，“民主派”上台后必须尽快行动起来，消除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否则它就有重蹈苏共覆辙的危险。支撑“民主派”上台的社会主流意识所以能够形成，源于苏联社会的停滞和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同理，“民主派”如不能解决这些危机，它也有在新的选举中失去人们支持从而失掉权力的可能，并将面临重新上台的共产党人的清算。社会主流意识的制约使得渐进的、改良式的社会变革成为不可能。
第三，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对“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俄罗斯实际存在不同的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激进的和渐进的两类。叶利钦政权之所以选择激进方案，原因是：其一，渐进的改革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加以贯彻，而这种政权体系在俄罗斯实际已不存在；其二，“民主派”认为，激进的改革虽然会带来经济下降，但下降将是短暂的，长痛不如短痛。这也就是叶利钦所说的：两年实现稳定，三年有所改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当时选择激进改革方案的重要原因。
第四，“民主派”要通过激进变革巩固新生的政权。尽管社会主流意识发生了变化，但由于社会的基本结构还没有变，“民主派”政权是不牢固的。“民主派”社会基础的薄弱，左翼势力的依然强大，社会意识因利益变动而随时可能发生的“漂移”，决定了政治斗争将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为了保住政权，防止“共产主义卷土重来”，“民主派”需要尽快培育自己的作为政权社会基础的私有者阶级或阶层，这也决定了需要通过激进变革的非常手段来打碎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概括地说，俄罗斯走上激进的转轨道路是由当时尖锐的经济危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流意识决定的，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使这种道路选择具有必然性。
俄罗斯的激进变革之路带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即建立新社会制度基础和法统。因此，这种以政治为中心的激进变革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政治上的需要，以及与政治斗争相伴而来的意识形态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方案的实施导致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使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很快便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相互制约而非相互促进的“怪圈”。经济的崩溃使叶利钦政权岌岌可危。经过激烈对抗，以1993年莫斯科“十月流血事件”为界碑，俄罗斯“民主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政治改革基本完成。但是，随着叶利钦权力的巩固，其错误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变得不可逆转。国家经济的每况愈下，反过来又为一轮又一轮新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条件。
在叶利钦时代的八年中俄罗斯的政治斗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民主派”上台执政到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是法律上巩固政权阶段，斗争结果是从宪法上确立了总统制，“民主派”的行政权力取得了对左派控制的议会权力的胜利。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1996年大选，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势力先是围绕社会转轨政策、后是围绕大选进行激烈较量的阶段，斗争的结果是叶利钦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艰难取胜。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1999年，是政治权力过渡继承阶段，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一连串政府危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政府首脑五易其人，叶利钦为保持权力的连续性，在选择自己政治继承人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
叶利钦时代始终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如何保住政权是叶利钦在其执政八年中一直面对的首要问题，为此他不惜牺牲经济，不惜牺牲社会发展的利益。由此便不难理解：叶利钦何以不管经济（交由政府去管），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斗争和政治权术；当着发生社会危机时，叶利钦往往指责政府经济工作不力，通过走马换将方式洗脱他作为总统应负的责任。政治上变来变去，“政治地震”频仍，成为叶利钦时代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人们把俄罗斯的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改革优先”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政治改革优先”究其本质不过是“保住政权优先”的代名词。
说叶利钦不重视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他很清楚搞好经济的重要性。在取得了对苏共中央的胜利后，他立即推行“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幻想着经济的快速振兴。1996年大选获胜、再次赢得执政时间后，他立即起用丘拜斯、涅姆佐夫两个“年轻改革家”任副总理，并于1998年3月用更年轻的基里延科取代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政府总理，试图借“年轻改革家”的冲劲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
但是，经济改革基本方针的错误以及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他的所有设想化为泡影。当着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严重威胁到他的政治地位时，他不得不竭力拼杀。人们说叶利钦善于玩弄政治，实际上是他欲罢而不能。
俄罗斯正是在这种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反过来为政治斗争提供契机的怪圈中艰难地度过了八年。这就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一条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道路。在俄罗斯的发展实例中，人们再度看到了把社会发展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
有人认为，尽管叶利钦时代存在种种问题，但他对社会的改造为俄罗斯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一旦俄罗斯缓过气来，它将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这是评价俄罗斯发展道路时一再引起争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很难成立。俄罗斯经济发展整整耽误了八年时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八年的耽误将使它付出巨大代价。巨额债务，已大大落后的生产能力，使俄罗斯当前的复兴之路极其艰难。经济技术水平的落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投资匮乏而导致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大量老化，也将严重影响它的长远发展。目前俄罗斯只能以原料出口参与国际分工。由于在越来越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里闭关锁国的单独发展已不可能，俄罗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期处于不利地位。1999年12月普京（时为政府总理）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说，为了达到葡萄牙1999年的水平，俄罗斯必须在15年内保持年增长8％的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国家将摆脱贫穷、落后和弱势地位。但8％的年均增长速度是不现实的。1999～2001年在世界石油价格高涨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创造了近几十年来少有的高增长，但年均增长速度只有6.5％。随着石油价格的走低，俄罗斯政府制定的2002～2004年中期发展计划预计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照此速度，俄罗斯经济将很难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俄罗斯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00亿美元，它已从过去的经济大国跌至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境地，这种状况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