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和防止“共产主义势力”重新上台，叶利钦认为自己“有责任”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
“在国家杜马的选举中我们输了，共产党人来了，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再当4年总统。”对“民主派”来说，总统权力是他们最后的堡垒，一旦失手，他们建立的民主制度就会毁于一旦，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共产党人的清算。所以，1996年总统选举变成了叶利钦政权与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的一场面对面的政治决战，社会出现了两大阵营，民众又被迫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尽管有11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但实际竞争始终是在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之间进行的。
背水一战的叶利钦几乎动用了一切竞选手段来提高他的社会支持率，到选举前，他已经明显缩短了与久加诺夫的距离。
第一轮选举后其他候选人均遭淘汰，他们两人也因票数不过半而进入第二轮。利用这段时间，叶利钦成功地说服了一些落选候选人，把他们的支持者重新集合在了自己的名下。经过第二轮激烈的较量，叶利钦终以微弱优势击败久加诺夫，成功蝉联第二届总统职位。俄共也由此失去了一次最有希望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
有关俄共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家及各国学者曾做过多方面分析，得出过许多观点各异的结论。其中，最普遍的看法主要有：俄共的竞选纲领不切实际，没有给选民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俄共竞选资金不足；久加诺夫本人缺乏领袖魅力；叶利钦利用执政地位，在竞选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种有利手段（如控制舆论宣传；争取国内大财团支持和西方援助；利用政权掌握的各种政治资源为自己进行助选活动；调整各种社会政策以拉拢选民，包括宣布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与车臣非法武装举行谈判；在第二轮选举前争取到列别德支持的成功交易，等等）。
除了上面这些原因外，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还有一些非策略性因素（指那些对选举过程有影响、非人为控制的因素）也起到了左右选举结果的作用，其中某些因素甚至还转化成了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1.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着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心态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一方面，人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尚未完全定型，不成功的社会激进变革使社会意识发生分化和对抗，这是导致总统选举争夺激烈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对苏联社会的失败和种种弊端仍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这点构成了社会大多数人的主导意识，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何以竞选激烈但叶利钦却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的选民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表示其对现政权的不满，但并不代表他们赞成恢复旧制度。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正是抓住了大多数选民希望社会稳定，不愿发生大的社会逆转的心理，利用宣传媒介，连篇累牍地制造俄共掌权后将重新恢复专制体制，甚至公开散布有关“共产党人准备乘总统选举之机非法夺取政权”的不实宣传。而俄共领导人完全没有意识到选民的这种矛盾心态，反而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反复强调：俄共取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恢复苏联进行全民公决，还提出要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的这些主张正好成了所谓“要回到过去”的最好脚注，被叶利钦当成了攻击的靶子。正是“民主派”在竞选中大力的反共宣传以及俄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失当，才使部分持中间态度的选民转而支持叶利钦。
2.议会选举的结果客观上为叶利钦的当选创造了条件
议会选举后，一些曾对叶利钦蝉联总统职位构成威胁的领袖人物，如亚夫林斯基、日里诺夫斯基等人在民众中的影响下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竞选总统的实力，只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可以与叶利钦为争夺总统宝座进行一番较量。这种状况对叶利钦竞选连任却非常有利。一方面，他可以为自己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与这些候选人达成某种利益交换，共同对付俄共，以增加其获胜的砝码。事实上，在第二轮投票时，叶利钦正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才问鼎成功的。
相反，对俄共来说，虽然在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在选民中有一定影响的政府反对派“亚博卢”集团（其领导人为亚夫林斯基）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该党主席是日里诺夫斯基）都拒绝在竞选中与俄共合作。所以，在整个总统大选期间，除了自己的固定选民和来自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的支持，久加诺夫一直是“孤军奋战”，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加盟者。
也有分析说，如果不是久加诺夫与叶利钦一同进入第二轮选举，而是亚夫林斯基或列别德同叶利钦一决高低，也许总统选举的结果将会是另外的样子。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事隔几年之后，连叶利钦竞选班子里的头号人物丘拜斯在谈到当时的情形时也承认：“在1996年，可以取代叶利钦的只有一个人——久加诺夫。”正是由于只有久加诺夫一个人构成了对叶利钦的挑战，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俄罗斯社会是继续改革前进还是走回头路这样两种选择，而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重视，唤醒了社会对他的支持。正因如此，民意调查显示的对叶利钦的社会支持率从1995年底的3％、1996年1月的5.4％迅速攀升，到6月选举前夕与久加诺夫几乎相差无几。
另外，与久加诺夫等其他候选人相比，叶利钦的个人魅力和坚强的个人意志也是导致他取胜的一个因素。在选举过程中，为了不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叶利钦毅然决定推迟接受心脏手术，而且凭着自己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加上策略运用得当，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迅速改变了形象，赢得了大量选民的信任，这种魄力和胆略在当时是其他候选人所无法比拟的。
3.70％的选民投票率决定了最终的选举结果选民投票率的高低一般只是用来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一种量化标准，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直接影响选举最终结果的决定因素。此次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投票率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总统选举前，俄罗斯有关民意调查机构根据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总统选举时选民投票率高于60％，叶利钦就有望取胜，反之，俄共上台的可能性就会增强。他们作出这种预测的根据是：1995年议会选举时选民的投票率为60％，所以俄共取得了胜利。俄共的社会基础比较稳定，其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久加诺夫的选民人数不会有大的变化，还会是这60％参选选民中的大部分。而其余40％选民则处于游离状态，这些选民一般比较散漫自由，随意性大，对政治也相对冷漠，所以能否争取这部分选民参加投票，就成了叶利钦能否获胜的关键，而且选民的投票率越高，叶利钦获胜的希望也就越大。该民意调查机构的分析和作出的预测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在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曾把动员选民参加投票作为它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根据选举结果，在这次总统选举中，两轮的投票率都接近了70％。由此来看，叶利钦的获胜不排除与选举时选民极高的投票率有很大关系。
应该说，以上所有列举的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对1996年总统选举产生了影响，选举的结果其实就是这些因素在总统选举这一特定时期合力作用的真实反映。
总之，俄共最终没能登上国家政权的顶峰，在与现政权的政治交锋中败下阵来。总统选举后，久加诺夫立即表示，俄共“尊重公民意志”，还提出“人民爱国联盟准备有条件地派代表进入新政府”。但是，俄共并没有得到进入现政权的机会。
期间，负责叶利钦竞选工作的“全俄社会支持叶利钦运动”
主席菲拉托夫曾就与俄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问题向新闻界发表过谈话，他说：“共产党人想强迫我们把内阁变成政治同盟和政治俱乐部，他们忘了，议会正是为这些目的而存在的。……政府是执行机关，它只能根据职业基础，而不根据政治基础来组建。”菲拉托夫的这番话说明了当时“民主派”
对俄共的排斥态度。在“民主派”看来，叶利钦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首先是“民主派”的胜利，俄共作为政权的反对派只能在议会中活动，它没有资格进到政府里面来。可见，在受到来自俄共等左翼反对派的挑战后，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后建立起来的总统集权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相反，从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总统权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三）俄共的势衰时期
这一时期从1996年总统选举之后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叶利钦的整个第二任期和普京当政以来这段时间。它的特点是：俄共对政权的挑战能力逐渐减弱，党内开始分化。
1996年总统选举的失利打断了俄共分阶段夺取政权的计划，一向以“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自居的俄共处在了它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与叶利钦争权的过程中，俄共不切实际的竞选纲领，“民主派”对俄共的恶意宣传，如将俄共与“恢复旧制度、倒退、引起社会动荡”等字眼等同起来，损害了俄共在民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俄共对选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总统选举结果表明，大多数民众虽然对政府不满，但又害怕社会发生大的逆转，总统选举后社会渴望政治稳定，任何过激的行为都会使俄共失去更多民众的支持。
为适应选举后俄罗斯新的社会政治形势，避免再次同现政权发生直接政治对抗，从1996年中至1999年底，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领导层适度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暂时放弃“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激烈的政治口号，对现政权采取了一种“妥协+对抗”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接受叶利钦的倡议，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参加的“四方会谈”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圆桌会议”；利用执政集团内部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在议会表决中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各项提案，而且还赞同俄共代表马斯柳科夫等人进入普里马科夫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俄共又站在议会反对派的立场，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联合议会其他各派力量，以通过否决案的方式迫使总统作出了部分让步，并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利用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发起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和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
然而，俄共领导人对现政权的这一政策调整却遭到了俄共党内来自“左”、“右”两派势力的激烈反对。以彼得罗夫斯基、伊柳欣和马卡绍夫等为代表的党内激进派指责俄共领导人是在搞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而持“右”倾观点的谢列兹尼奥夫、波德别列兹金和马斯柳科夫等人则主张在目前形势下俄共应放弃对抗思想，扩大与政府的合作。这期间，观点对立的两派还在俄共党内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政治派别。其中，激进派中的彼得罗夫斯基成立了“列宁—斯大林纲领派”、伊柳欣与马卡绍夫组建了“支持军队运动”；在持“右”倾观点的派别中，波德别列兹金等人创立的“精神遗产运动”很有影响，近两年俄共党内又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由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领导的“俄罗斯运动”。这些党内派别的出现不仅在俄共内部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同时还引发了俄共组织上的分化。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俄共内部的这种分化第一次显现了出来。
1998年3月23日叶利钦突然下令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原燃料动力部长、35岁的基里延科为新总理。但他的提名遭到了以俄共为首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普遍反对，议会两次投票予以否决，对抗达到白热化程度，双方都声称决不退让。在关键的第三轮投票前，俄共召开紧急中央全会，要求俄共议会党团成员拒绝参加投票。但是，在投票当天，素以组织性强著称的俄共议会党团出现了分裂，有一半以上俄共议员违反俄共中央的命令，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投票，而且其中的很多人还投了赞成票。投票结果，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以微弱多数获议会批准。无可否认，部分俄共议员的赞成票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次“投票事件”对俄共领导人是一次致命打击，它预示着俄共党内的分化开始走向分裂。随后，在1999年议会选举前，“支持军队运动”和“精神遗产运动”先后脱离俄共，表示要单独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致使俄共的力量大受损伤。与此同时，由俄共领导的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也出现了分裂，在议会中一部分党派愿意通过“圆桌会议”或“四方会晤”与叶利钦政府合作，另一部分党派则坚决反对。
由于内部的分化与组织上的分裂，这一时期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已经基本丧失了与现政权进行抗衡的能力，其影响力开始萎缩。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1999年由俄共发起的“弹劾总统”和“修宪”运动的失败。1999年5月和9月，针对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由俄共等议会党团提出了“对总统的弹劾案”和“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法案”，试图趁机结束叶利钦政权或改变总统大权独揽的局面。但在议会表决时，两个法案均没有获得通过。“弹劾案”与“修宪案”失败后，叶利钦不仅牢牢保住了权力，而且还把他的接班人——普京成功地推上了总理职位，从而确保了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