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利益取向是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方向选择的基础，各种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固然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在刚刚摆脱了“极权主义”制度、各种民主制约机制尚未建立和有效发挥作用的俄罗斯，领袖个人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而且，在前一阶段同苏联共产党和联盟中央的斗争中，俄罗斯新领导的确在民众中获得了相当高的威信。肩负着民众信任和嘱托的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是经全民选举的总统，但他远不是“超党派”的全民总统，他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十分鲜明，而他为俄罗斯选择的道路更为“激进”、彻底：“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目标确定了，方向明确了，然而如何实现目标，如何通过改革、调整，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步骤、政策、措施使俄罗斯走上“人类的康庄大道”，得以振兴，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实际和紧迫。“必须解决真正总体规模的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其说是在理论上，不如说是在实践上必须寻找从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过渡的途径。”具体说来，俄罗斯同时面临着政治转制、经济转轨以及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任务。
对此，俄罗斯的当权者虽无明确、具体的方案，但对在西方援助和指导下在短期内改变国家社会经济状况、迅速建成民主的法治国家充满信心，而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进而实现政治转制、经济转轨的艰巨性显然估计不足。尽管政治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然而，俄罗斯领导人仍然没有超脱苏联时期国家领导人那种带有浓厚主观主义、唯意志论色彩的思维定式：
忽视客观现实、对形势盲目乐观、急于求成。这时，俄罗斯当权者已经显露出以“革命”的方式搞改革、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迹象。这种方式的实际推行决定了后来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艰辛和曲折。
（第三节）政治发展的基本进程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新俄罗斯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以来，在十年来的政治发展中，俄罗斯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争论和斗争的内容、焦点有所不同，但对当权者来说捍卫和巩固政权的问题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基本发展趋势是“民主派”政权逐步巩固，政治斗争逐渐从无序变为有序，政治斗争对社会经济的干扰和破坏作用逐步弱化。而在整个“叶利钦时代”，当权者在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误特别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存在的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第一阶段（1991年底至1993年底）
在苏共退出政治舞台、苏联解体之后不久，执掌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民主派”阵营内部便在经济改革政策上出现分歧，随后发展为激烈的政治对立和权力之争，直接表现为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分歧和对抗。
处于“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俄罗斯在政治领域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权力体制问题。由于宪法在国家最高权力上的不明确，直接导致权力斗争的加剧。“新的”国家权力结构——以总统为中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逐渐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权力，而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的现行宪法仍保持着“旧的”
国家权力体制——苏维埃体制。因此便出现了似乎都有宪法依据的两个最高国家权力：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
新俄罗斯初期，随着前一时期主要政治对手——苏共和联盟中央相继落败、退出政治舞台，管理国家成为执政的“民主派”关注的中心，“民主派精英”迅速从立法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转到拥有管理国家实权的执行权力机关——“总统班子”、政府及其各部和地方执行机构中去。
这一转移使“民主派”对议会的控制力、影响力大为减弱。
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据86％多数的原共产党人中的大多数人在前一阶段“民主派”与苏共、俄罗斯与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曾经给予叶利钦、“民主派”支持，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他们的立场逐渐发生转变，成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派。在俄罗斯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受到“冷落”的一些原“民主派”人士及其中间派同盟者由于在经济改革、对外政策、国内政治等问题上同掌握国家执行权力的“民主派”产生分歧，开始与叶利钦总统、政府疏远，而与左派、中派、民族主义势力接近，逐渐在议会内外结成反政府同盟。身居高位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则扮演了反对派领袖人物的角色。
一、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是对立的根源
共产党丧失政权、“民主派”取得夺权胜利，并不意味着关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围绕走什么道路的争论和斗争，是社会政治对立的根源，这种争论、斗争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尽管俄罗斯党派林立，然而它们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泾渭分明。俄罗斯政党按其活动目的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民主派”、大部分自称中派或以后转为中派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如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等），它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张建立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为基础的民主的公民社会，以西方式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法治国家，经济上主张私有制、自由经济活动原则居优先地位。二是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各种左派政党，它们主张恢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制度（尽管也有某些改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接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针。三是民族主义、民族爱国主义政党，这些政党要求复兴民族自我意识，振兴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其中民族主义政党情况最为复杂，其主张各不相同甚至对立，一些政党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一些主张建立君主制国家，另一些则主张建立具有强有力总统权力的国家。
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民主派”、中派无疑同左派是直接对立的。但在许多问题上，“民主派”与中派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中派大多反对或不支持激进的经济改革，要求政府修正经济改革方针，主张建立加强国家调控、注重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在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议会制民主国家，反对执行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显然，这只是改革的具体步骤、策略以及不同形式“民主制度”选择的分歧，但是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正是中派扮演了与“民主派”“决战”的主角，而左派共产党人及相当部分民族主义势力则作为中派的盟友、政府的反对派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
二、经济政策的分歧是对立的直接起因
1992年初，盖达尔政府开始实施“休克疗法”，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外经贸自由化，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经济改革非但没有扭转经济颓势，反而使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生产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危机程度日益加深。
议会虽未提出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但对政府活动越来越不满，要求政府修改激进的经济改革方针。在1992年4月讨论经济改革进程问题的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生首次政治危机。为缓和议会对政府的攻击，叶利钦于会前对政府进行了调整，解除了第一副总理布尔布利斯、副总理沙赫赖等人的职务，但会上政府工作仍受到严厉批评，政府与议会之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
三、国家权力体制之争使矛盾进一步加深
当俄罗斯执行权力机关与立法权力机关之间围绕着经济改革问题出现分歧、矛盾和冲突时，双方在制定新宪法、以分权原则建立新的国家管理体制问题上的分歧尚不突出。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议会与总统和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盖达尔政府经济改革政策遭到的批评日益激烈，政府受到议会的牵制也越来越大。在1992年12月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在议会绝大多数不可能不强烈批评激进改革政策及其领军人物——盖达尔的情况下，叶利钦不得不放弃对盖达尔的总理提名。
此时，总统和政府认为上层权力机关之间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执行权力遇到了立法权力的掣肘。他们认为，引起两大权力机关对立的根源是现行宪法所维护的苏维埃国家体制同新的民主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务之急是废除现行宪法，通过新宪法。新宪法应以分权原则为基础，明确划分国家权力，彻底抛弃苏维埃体制，建立事实上向执行权力倾斜的三权分立权力体制，即建立总统制，把最高苏维埃变成仅拥有立法权的职业化议会。他们希望通过扩大行政权力来控制局势，推行经济改革方针。
然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多数的中派、左派政党，特别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等人则认为，两大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具有经济基础，根源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是经济战略问题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执行权力机关特别是总统对现行宪法的不尊重和侵犯导致了政权危机。
他们主张建立议会制的国家权力体制，执行权力机关、政府应向人民代表苏维埃负责，接受其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滥用权力、破坏民主甚至总统独裁的现象。
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围绕着制定新宪法而展开的关于国家体制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一场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坚决反对叶利钦—盖达尔经济改革政策的左派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以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为首的立法权力一边。
在议会方面的攻势面前，叶利钦更坚定了尽快通过新宪法、彻底摧毁苏维埃体制、重新划分国家权力的决心。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发布“关于在克服政权危机前特别治理程序”的总统令，宣布在解决政权危机前实行总统特别治理。
此举立即遭到议会强烈反对，一些议员提出弹劾总统的提案，但未获通过。
1993年4月25日，俄罗斯就是否信任俄罗斯总统、赞成其社会政策，以及是否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四个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前两个问题超过半数获得通过。全民公决大大增强了叶利钦迅速结束权力之争、彻底解决国家政权问题的信心。
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解释“关于分阶段宪法改革”的第1400号总统令，宣布中止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管理和监督职能；在联邦会议开始行使职能前，按总统令和政府的决定办事；建立最高立法机关——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两院组成的联邦会议（议会），于1993年12月11～12日举行议会选举。
叶利钦总统的决定得到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支持，却引来议会、反对派的激烈回击。双方冲突不断加剧，最后酿成流血冲突。叶利钦动用军队，包围并炮轰了议会大厦白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持续一年多的俄罗斯最高立法权力机关与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流血方式宣告结束。
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看是“民主派”阵营内部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在具体的改革政策上的分歧，开始时也的确是这样，然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核心是俄罗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还是沿用苏维埃制度之争，是实行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性质决定了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莫斯科十月流血事件使这一斗争暂告一个段落，获胜的“民主派”巩固了政权。1993年12月新宪法的通过、生效初步完成了建立和巩固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政权的任务，成为俄罗斯结束混乱、逐渐走上正轨的起点。宪法对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发挥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同时也为总统权力的不断加强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二阶段（1994年至1996年6、7月）
1993年宪法通过、生效后，俄罗斯在政治上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这一阶段争论、斗争的焦点不再是总统和议会谁服从谁之争了，而主要是表现为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对叶利钦总统推行的政策的批评上。与前一时期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政治斗争是在宪法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已从“街头”、暴力，转到议会讲坛，斗争烈度也随之降低了。
这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联邦军队为阻止车臣分裂势头1994年12月出兵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车臣问题对俄罗斯政治产生了持久的重要影响，各派政治力量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争论、斗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叶利钦先前所依靠的激进民主派转向政府反对派立场，严厉批评政府的车臣政策。
一、政治斗争趋于平缓，议会、总统展开新的较量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在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共有8个政党的得票率突破了5％大关，直接进入了国家杜马。它们依次为：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选择”运动（96席），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70席），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65席），拉普申领导的俄罗斯农业党（47席），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联盟（33席），沙赫赖领导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27席），拉霍娃领导的“俄罗斯妇女”政治运动（25席），特拉夫金领导的俄罗斯民主党（21席）。
在以武力打垮反对派之后所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力量并没有像事前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蹶不振，被挤压到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民主派”也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实现夺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的目标。显然，新的议会虽然不可能像原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那样处处与总统、政府对抗，但仍有能力在新宪法框架内对总统和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1994年初，国家杜马就以通过“大赦令”之举向总统发出首次挑战。在1994年1月初举行的国家杜马首次会议上，俄共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员就提出建议，要求成立调查十月事件委员会。2月9日，国家杜马通过了俄共议员巴布林提出的动议，决定成立十月事件调查委员会。2月11日，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大赦”的建议。根据俄罗斯新宪法103条规定，国家杜马有权宣布大赦，总统无权否定。2月23日，国家杜马通过决定，对被指控参与和组织1991年“8·19”事件、1993年五一流血冲突和十月流血事件的在押犯实行大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