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于1991年6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1996年大选获得连任，于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职，执政时间持续八年之久。
政治家通过其政治思维和执政行为影响历史，这点在叶利钦执政的八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八年称为“叶利钦时代”。本章的任务是概括叶利钦政治生涯和政治思维的发展过程，总结其思维的基本点，并揭示其中的矛盾性。
必须说明的是，叶利钦从小个性就“卓尔不群”，这种突出的个性不仅对其政治思维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也是在动荡不宁、纷争不已的历史条件下使他能够从众多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叶利钦的个性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1）叛逆性。叶利钦禀性叛逆，习性于造反，作为政治家他是靠造苏共的反起家的，其后他又以彻底破坏旧制度为其历史使命。作为历史人物，他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破坏旧制度，而在建设新制度和实现社会进步发展方面则乏善可陈。
（2）冒险性。叶利钦为人好斗，喜好应对挑战，挑战越激烈越能激发他的斗志，但由于缺乏理论修养，他不善于谋定而后动，更多的是凭政治直觉和勇气办事，且通常不计后果，因此在其个人生涯和政治生涯中曾多次遭遇险境。（3）执拗性。
叶利钦性格刚毅，自尊心强，办事执著，敢做敢当，不畏强权，不受威胁，愈挫愈奋，但也很少认错，只要认为对的事往往“一条道走到黑”。这种执拗性格再加上俄罗斯人常有的急躁性格，从一个方面促成了他政治行为的激进性特点。（4）权力欲。在政治生涯中他很少当第二把手，这养成了他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不甘人下的性格。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对权力有特殊的敏感，任何有损于他权力和权力继承的人物，都在他严格排除之列。（5）报复心。叶利钦私仇不多，他的敌人多为政治人物。从其回忆录中大加指责的人物看，在政治生涯前期，他的敌人是苏共政治局中的反对者如利加乔夫等，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上层；在执政期间，他的敌人是议会左派和俄共头面人物，是那些曾是战友后来反对他的人如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等。叶利钦在政治上恩怨分明，一旦结怨即为仇敌，耿耿于怀，睚眦必报。上述性格特点使叶利钦的政治思维和执政行为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是一个观察叶利钦其人不可或缺的视角。但是，个人性格终归不是构成政治思维的主要因素，因此本章仅在开篇中加以说明，正文中不再具体论及。
（第一节）从党内“激进改革者”蜕变为苏共和苏联“掘墓人”
叶利钦作为全国性政治人物的生涯始于1985年4月从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调到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6月他当选苏共中央书记，12月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次年2月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叶利钦达到了其党内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和发端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
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为叶利钦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他积极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采取了一连串当时被视为“激进”的动作：撤换下属60％的区委第一书记职务，大力提拔新人，改变干部队伍构成；走街串巷，深入工厂和基层，亲自排队购买食品了解供应情况，坐公交车了解高峰期交通状况；力主取消食品和消费品的“特供”，向官僚特权宣战；严惩腐败，履新不久就抓了800多名商业干部；鼓励媒体揭露阴暗面，鼓励群众来信揭发行政和执法部门的不法行为。叶利钦的这些改革动作打破了当时社会一潭死水状况，其作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他也因此成为苏共高层最激进的改革者。
用事后的眼光看，叶利钦这些被党内特权阶层污蔑为“乌拉尔乡巴佬的粗暴行为”，的确只是沿用习惯的行政命令方法，而且是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根本问题。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许多干部的撤换是“换汤不换药”，“无助于改变区里的工作作风和现状”。在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的状况未见根本改观，矛盾反而日益尖锐，特别是进入1987年后对叶利钦的批评和指责越来越多。叶利钦在莫斯科的改革已推行不下去。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全苏改革也是步履维艰。由于“加速战略”失败，他开始把问题归结为党内、政府内和军事—工业界集团相互勾结的“障碍机制”。无独有偶，叶利钦也把莫斯科的问题归咎于党内保守派的阻挠，把斗争矛头直指“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派”。但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发生了分歧：前者主张主动进攻，撤销利加乔夫的职务，改组政治局；后者则犹疑不定，极力维持现状。1987年9月初，苏共政治局开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即将作的十月全会报告初稿，叶利钦提了20多条原则性修改意见，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与会者纷纷指责叶利钦。9月12日叶利钦致信戈尔巴乔夫，谈了自己对当前改革的看法，要求彻底解决政治局内部的“障碍机制”问题和缺乏民主、少数几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并提出辞职。此信被戈尔巴乔夫束之高阁。
叶利钦不惜破釜沉舟，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十月全会上再度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公开了自己的辞职请求。叶利钦的发言使党内矛盾公开化，遭到全会严厉谴责。11月叶利钦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次年2月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事后，叶利钦拒绝了让他退休的建议，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戈氏的条件是：“我不会再让你从政了。”以1987年十月全会为标志，叶利钦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蜕变”，即从“激进改革者”变为“党内反对派”。他最初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而现在他在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上与后者分道扬镳了。
在1988年6～7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再次表现了不妥协的姿态。会前他冲破层层阻挠，最后才得以卡累利阿选区代表身份跻身会议。会上他一再要求发言，被置之不理后，在会议临结束前冲上主席台争得发言时间。在发言中他指责“党的落后”，提出改革“应从党内开始”和坚持“根本改造党”的方针，同时要求会议为他恢复政治名誉。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代表们的轮番批判，这令他痛苦万分，他说：“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讲台，感觉到自己由于这一切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从叶利钦后来的言行判断，或许正是从这一时刻起，他对党彻底绝望了。
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苏联开始按照“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活动使叶利钦得以把他的政治生命寄望于民意。1988年12月他辞去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参加莫斯科市代表竞选，并于第二年3月以89.44％的压倒多数票当选。在竞选过程中，叶利钦以党内反对派面貌出现，对苏共及其领导地位发起猛烈抨击。他要求：苏共放弃垄断地位，撤销“一党独裁”
的法律依据即苏联宪法第6条，“代之以给予其他社会团体与共产党平等权利的条款”；建立法制国家，政党必须服从法律，给予舆论工具独立地位；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废止食品的特供、特殊医疗和特殊教育等制度。他的“反权力垄断”、“反特权”、“反官僚”口号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1989年5月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叶利钦与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帕尔姆等人共同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并成为主席之一。9月，叶利钦作了一次令他“第一次从内心深处为我们的国家难过、痛心”的美国之行。1990年1月他又与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等组建了党内反对派——“苏共民主纲领派”，当选为“三人领导核心”之一。叶利钦既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反对派领袖，也成了苏共党内反对派领袖。
至此，叶利钦完成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次“蜕变”，即从“党内反对派”变成了党内党外反对派的“群众领袖”。这时他已不再仅仅是从党内呼吁改造党，而是以民意代言人和群众领袖的身份从党外对党施压，促使苏共进行自身根本改造和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正是在与反对派成员密切接触、联合的过程中，叶利钦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他放弃了共产主义信念，表示共产主义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其次，他在原先最薄弱的经济思想方面取得“突破”，开始转向私有化、“土地归农民所有”和市场经济。他抨击政府的经济改革是要把“行政命令体制逐步与市场经济结为一体。难道不清楚这个杂种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吗”？第三，开始信奉西方式民主。他要求实行“普遍民主原则”，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实行什么“主义”，而“在于人权，在于选举自由”。第四，开始转向多党政治制度。他要求苏共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转向多党制，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向自决的民主原则过渡”。第五，他强烈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在联盟内部关系上实行分权化。他说：应实现“政权的分权化、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和实际主权，这样，民族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会得到解决”。正是这些思想随着后来的逐渐定型化，对叶利钦的政治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退党，1991年6月当选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叶利钦成功地跃上了俄罗斯权力的顶峰，同时彻底背离了共产党。在此过程中以及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着重采取的行动是：（1）大打“主权牌”。他利用俄罗斯人日益强烈的“甩包袱”思想，在法律上和行动上建立和强化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政治和外交主权。（2）支持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独立，提出“小中央、大地方”的联盟改造思想，要求精简联盟机构，并绕过中央与闹独立最烈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签订经济、政治协定。同时他从财政上打击中央，提出把俄罗斯每年上缴中央的700亿卢布减少到200亿。
（3）提出自己的经济纲领。他一方面攻击联盟中央使经济形势恶化，另一方面提出自己蛊惑人心的“快速和不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纲领，即所谓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4）要求解散军队、安全机构和国家机构中的苏共党组织，实际上是逼苏共交权，变其为议会党。叶利钦的活动一步步架空了苏共和联盟中央，使联盟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
1991年“8·19”事件是苏共和联盟中央领导层中一部分人试图阻止事态进一步失控的最后一争。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使叶利钦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他先是逮捕参与事件的苏共领导成员，颁令禁止苏共活动，进而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后又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订独联体条约，彻底终结了联盟。
以执掌俄罗斯大权和在“8·19”事件中获胜为标志，叶利钦完成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蜕变”，即从群众领袖变为“反共斗士”，变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从大的背景看，叶利钦的政治崛起是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危机的结果。这一危机使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到崩溃边缘。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虽然提出改革方针，但由于指导思想和战略步骤上的错误，改革不仅未获成效，反而加重了危机，使社会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新的变革及其所要求的改换领导也就迫在眉睫。叶利钦适逢其时，成为社会激进变革力量的代表，并赢得越来越多群众的支持，最终掌握了俄罗斯国家政权。简而言之，正是社会的危机和民意的变化把叶利钦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从具体因素上看，叶利钦的政治崛起得益于以下三点：一是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运动。戈氏把“加速战略”失败归咎于政治上的“障碍机制”，把“公开性”、“民主化”作为克服“障碍机制”的手段，进而把政治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这为叶利钦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就不会有叶利钦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的“双生子”，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以及在战略和策略上均有很大不同，但最终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二是得益于群众选举运动。叶利钦是在群众选举运动中得到新生的。他经历了一连串选举活动的考验并获得广泛支持，这是他强有力、敢于与苏共和联盟中央分庭抗礼的主要原因。
三是得益于叶利钦本人的平民主义形象。从在莫斯科任职之日起，叶利钦便走在了群众运动的潮头，树立了“为民请命”形象。他崛起初期的“反特权”、“反官僚”，中期的“反对苏共垄断权力”、“实现普遍民主”，后期的“实现俄罗斯主权”和“俄罗斯民族快速振兴”等口号，适应了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尽管他的政策、方针、纲领和方法都很不成熟，有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其平民主义性质却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并被群众寄予很高的期望。
（第二节）执政生涯的两次转变和两次“抛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作为俄罗斯最高当权者，叶利钦的政治思维得以付诸实践，其政治行为从夺取政权变为巩固政权。
一、两次转变
叶利钦执政生涯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10月的执政初期，以1993年的十月流血事件为结束。其特点是：
叶利钦脱离了平民主义路线，开始向大权独揽的总统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