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早在秦汉时期任用官员实际上是采用举荐的方式，任官以德能为主，层层推举孝顺、廉洁之人。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就这样诞生了。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但其本身也存在着弊病。
因为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所以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科场舞弊现象，在科举制度建立不久就出现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防弊的措施日益严密，而作弊的手段也日益巧妙，挟带、抄袭、顶替诸弊，层出不穷；而最大的弊端，又无过夤缘请托、贿买关节。
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清代，已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科场舞弊案频频发生，为了杜绝弊端，选拔真才，清统治者不仅制定了相当完备的科场条例，而且严厉惩办那些徇私舞弊特别是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的人员。其次数之多，处理之严，打击面之广，为科举制建立以来所未有。其中发生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康熙五十年（1711年）和咸丰八年（1858年）的科场案，又是其中的三大重要案件。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发生了科场两大案，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其中江南乡试案尤为突出。江南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收受贿赂，闹得沸沸扬扬。榜发后，江南士子在贡院的“贡”字中间加了个“四”字，改成了“卖”，“院”字旁边用纸贴去耳字旁，变成了“完”字，于是“贡院”就变了成“卖完”。有人还借题写了一首《黄莺儿》加以讽刺：“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原是货殖家风。”顺治皇帝得知江南科场丑事后，怒不可遏，下令将方、钱二人立即正法，其“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外十八人也受到“责板四十，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放到黑龙江的古塔处分”。顺治认定处理此案的刑部也不得力，一怒之下，革去了包括刑部尚书图海在内的一批官员的职务。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的乡试也发生了科场案。这个科场案主考官叫左子蕃，副主考官叫赵晋。考完试一发榜，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是扬州盐商的子弟。其中句容县王曰俞所荐的吴泌、山阳县知县所荐的程光奎皆文理不通，于是舆论大哗。士子竟将财神爷抬入府学，愤怒的考生还在贡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讽刺左子蕃和赵晋。康熙帝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详审。审讯中，噶礼、张伯行发生分歧，二人互相弹劾，康熙帝将二人免职。最后终于查明副主考赵晋与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私受贿赂，取中吴泌、程光奎的情况。赵晋、王曰俞、方名被处斩立决；吴泌、程光奎等均处绞监候；主考左必蕃失察，被革职。
咸丰八年（1858年）的顺天府科场案，是这三大重要案件中最值得一提的，若将上述两案件与此案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此案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了纪录，被斩杀的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不仅是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而且也是我国自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因考试作弊而被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柏葰原名叫松俊（道光十年改为柏俊），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柏葰出生于北京，自小聪明好学，道光六年（1826年）考中进士，授庶吉士。柏葰一生仕途顺畅，曾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为官清廉。但案发之后，就在“松俊”的这个“俊”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在清朝如犯下杀头的重罪，官方往往要在案件卷宗里将犯人的名字改换，常见的做法是把他们的名字加“水”、“刀”、“草”等偏旁部首，这个柏葰的“葰”字就是如此。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柏葰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期间，对了解查证出的一批江苏“漕务蛀虫”进行了上奏，使这些贪污受贿之徒受到了应有的处置，从而整顿肃清了江苏的漕运事务。因为柏葰查案认真严谨、秉公正直，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皇帝的器重，并为朝野所注目。
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柏葰出任热河都统，对当时热河地区存在的一些矛盾弊端进行了认真的整治，并且较为妥善地解决了蒙古地方的开矿问题。此后，柏葰的职位又有升迁，愈加受到清廷的赏识。后来，由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各地反清斗争不断发生，清政府疲于应付，财政日见困窘。为救燃眉之急，清廷广开钱局，滥发官票，引起了通货膨胀。此时柏葰任户部尚书，和其他官员一起针对当时金融和货币的混乱进行了清查和整顿，使钞法渐渐有了些起色。他还根据以往发行官票的教训，提出了一些切中要害的见地，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放榜后，发生了一起震惊晚清朝野的科场舞弊案，先后惩处九十余人，五人被斩，其中就有一品大员柏葰。因当年为干支戊午年，所以又称其为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1858年）的八月份按照传统科举制度，应该举行乡试。清朝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因考期在子、午、卯、酉年的秋八月，故叫“秋试”又叫“秋闱”。乡试的第二年春天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在京城考试，取中者称“贡士”。会试科考也是每三年一次，设在春天，故叫“春试”，又叫“春闱”。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这一年的乡试定在了八月初八，地点设在贡院（贡院取为国家贡献人才之意）。明清两代的贡院设在京城，始建立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当时因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尚未完成，财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苇席等搭盖成考棚，又叫“号棚”，屋高四尺，长、宽约三尺，非常的狭窄，整个贡院据说有九千九百多间这样的房子。考棚四周围是用荆棘围成的墙，设五间大门，被称为“龙门”。当时有一个说法，所谓考生一经考中，就叫做鲤鱼跳龙门。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开文运”，东门上题“明经取士”，西门上题“为国求贤”。贡院内的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
贡院里的监考很严，应试的时候，所有考生要在考前一天的寅时（也就是现在的凌晨三点到五点）在贡院门前集合。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考试作弊的资料）。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外围四周是用荆棘围圈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枝蜡烛。
贡院的“锁院贡试”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在明正统三年（1438年）的秋试，首试的头一天，就着了大火。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明天顺七年（1463年），春试的第一天夜晚，考场着火，烧死了九十多个考生。明英宗给死者每人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并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贡院屡屡失火，不得不改建，于是明正德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上疏皇帝，将原来木板房的贡院改为砖瓦结构的建筑，使防火性能加强。
贡院的科考也给附近的胡同带来了繁荣，出现了售笔、纸一条街的“笔管胡同”，有会馆性质的旅馆街道“鲤鱼胡同”、“驴蹄子胡同”（考生大多骑驴进京赶考）等等。
其中鲤鱼胡同原本是一条小胡同，原来叫“老人胡同”。进京的考生有钱的大多骑驴进京住在驴蹄子胡同。相传有一次会试时一个穷考生因没有钱而走着进京，只得住到老人胡同的一位老人家里，但神奇的是在科考的前三天忽降雨，胡同地面成河，有大鲤鱼出现，后来这位穷考生竟考中了状元。从此老人胡同名气大振，以后考生们又纷纷住到老人胡同，想借运高中。为图吉利，老人胡同也改名为“鲤鱼胡同”。
此次顺天府乡试被任命的主考官就是时年六十三岁的柏葰，此时的柏葰官居从一品（清朝的官品一共分为九品，九品里每一档又分成正从两级），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另外两位副主考，一个叫做朱凤标，位列尚书；另一个叫做程庭桂，身为最高检察机构——都察院的左副都御史，同时兼任户部侍郎。主考官虽并非肥缺、要差，但也可算得上是美差、显差。因为每次考试取中者，皆为其门生，从此便具有了师生之谊。新中式的举人、进士等，以后多可进入官场，成为主考官的亲信、亲密之人。因此，主考官既可博延揽人才之美名，又可得广收门生之实利。因此各位权高位尊的清廷大吏皆以派放主考官为喜、为幸，但这次考官们不但未能因此“喜”起来，反而引来了不幸的杀身横祸。
在此次顺天府乡试过程中，发生了顺天府尹梁同新与提调顺天府丞蒋达因彼此不和而互相攻诘的事情，后来这两人分别遭到革职和降调的处分，这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到了九月十六日发榜的时候，参加考试的士子争相来观榜，镶白旗满洲附生平龄中了此次乡试的第七名举人。在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端，作弊请托之风盛行。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某位士子高中举人、进士之类，也并无可异可怪之处，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他们十年寒窗苦读的结果，或者是其“祖坟冒了青烟”，别人是妒忌不了的，不服气，你也回家闭门苦读去。但是，此次平龄高中举人，却使众多文人士子们颇为不服。平龄何许人也？当时有不少人识得这位满族的大爷。其人平时很少读书作赋，却喜欢戏曲，经常与一些游手好闲之人相聚唱戏，还曾在戏院登台演过戏，被人轻视。平龄唱戏，属于优伶（戏子），优伶在清代属于贱民，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却不仅参加了考试，还中了举人，这就难免众士子群情激愤了，令人怀疑其中有弊。平龄中举引来非议，这也成为顺天府科场舞弊案的导火索。
就在优伶平龄中举这个议论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咸丰皇帝发了一道旨意，由于主考官柏葰主持本次乡试有功，官升一级，由原来的从一品提升为正一品，由协办大学士一跃而成为真正的大学士，至此柏葰是官至极鼎，位极人臣了。然而，让柏葰想不到的是，一场疾风骤雨悄然而至。
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帝，指出此次乡试有诸多舞弊行径，“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折中还提及“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请特行复试。
自隋朝制定了这套科举考试的制度后的一千多年来，始终是有种种花样翻新的作弊方法。常见的有夹带、代考和贿买三种。
夹带就是事先将应试资料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混过搜身带进考场，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代考是指考生出钱请人假冒自己的名字入场考试，又称“枪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枪手”；“场”内夹带、枪替毕竟太初级，风险也大，有时候“场”外的操作会更有作用，因此又有人采用贿买的方式“交通关节”，买通考官，考生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进行作弊。
为了防止作弊，清代政府制订了一整套的系统防范措施。比如考官回避、考场搜检、试卷糊名弥封、朱卷誊录等规章制度，以防来自考生的作弊和官方的腐败，保证科考的公平与公正。清政府对考生作弊的处罚也很严厉。一旦被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被枷示（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配边疆地区充军。即使这样也未能禁绝考场舞弊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