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正在提高着，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提高的标志之一，就是“官司”多了。
有次一位法制报的记者问我——“在法理与情理之间，你更看重法理还是情理？”我说：“涉法言法，涉情言情。”他说：“法理、情理纠缠不清呢？”我想了想，向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报载三名小学生，凑了十元钱——甲五元、乙三元、丙二元，合买了五张彩券。当他们分撕五张彩券时，仅出二元钱的那孩子手中的三张彩券，有一张中了奖。
他喜呼：“哈，我中彩啦！”
于是跑回家去。于是家长也跟着兴奋。奖品是一套组合音响、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
出了五元钱的孩子和出了三元钱的孩子，心中非常失落，回家与各自父母细说一遍，父母听后，都觉得与情理不通，于是相约了去到那个仅出二元钱的孩子家，对其家长提出分配的要求。那家长不情愿。于是闹到法庭上。
一审判决——谁中了彩，东西归谁。不支持另外两位家长的分配要求。他们不服，上诉。二审判决——既然当时是凑钱合买，足以认定共同中彩。以法律的名义，支持分配要求，并强制执行分配。
三个孩子的关系，原本是很友好的；三家的关系也曾很亲密。经两次上法庭，孩子们反目了，大人们相恶了。
此一俗例，不可效也。法理固然权威，固然公正，但总该也给情理留存点儿现实空间吧？不就是独自获得一样东西与三人各得一样东西的区别么？不就是三千多元的事么？三千多元，真的比三个孩子之间的友好与三个家庭的亲密关系重要得多么？
我认为此事之不通情理，体现在孩子丙的家长身上。主动一点儿，请了另两个孩子的家长来，相互商量着分配，图个共同的喜兴，是多么好的事呢？从此孩子大人的关系，岂不更加相敬相亲了么？“哈，我中彩啦！”此话差矣。三人合买的彩券，只不过由你撕的一张中彩了。那是“我们中彩啦”啊！“我”与“我们”，一字之差，情理顿丧。
究竟什么原因，在利益面前，使我们的孩子变得心中只有“我”，而全没了“我们”的概念呢？
究竟什么原因，在利益面前，使我们的家长们，也变得和自私的孩子一个样，全没了半点儿情理原则了呢？
以法理的名义裁决违背情理的事情，证明着这样的一种现象——人心中已快彻底丧失了情理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再权威，再公正，人的法制观念再强，人在现实中的生存质量却显然地下降着。
第二个，报载山东省招远市九曲村党支部书记，出面召集几位村委委员拟定一纸协议，“裁决”他的亲侄子、持枪杀人致死的凶犯赔偿死者家属20万元，死者家属不得向司法机关起诉。“协议”由那村党支部书记、镇党委委员、市人大常委亲笔拟定，在几位村委委员的软硬兼施之下，强迫死者家属接受……
此事件本身已毫无情理可言，非向法理呼吁而难有正义的伸张。倘弃法理而收钱款，不足取也。人或可忍，法不能容。法本身和人一样，亦有原则，不可破也。
第三个，美国有一部电影，片名我忘了，内容是——一名单身青年，与一对夫妇为邻。那对夫妇有一男孩儿，青年爱那孩子如爱自己的孩子。他与他们的关系，当然也就亲如一家。青年为那孩子买了一艘玩具艇，准备在孩子的生日那天相送。两家之间的隔墙有一狗洞，那孩子常从狗洞钻来钻去。一天孩子又钻过青年家这边来，进到屋里，发现了玩具艇，便捧出放在游泳池玩，一失足落人池中，不幸淹死。而那青年当时正在锄草，浑然不知。孩子死后，那青年和孩子的家长一样痛不欲生……
而孩子的父母向法院告了那青年。理由是——你既然发现过我的孩子从狗洞钻来钻去，为什么不砌了那洞？如果砌了那洞，我的孩子会死么？法院判定那青年有责任罪。
那青年也感到自己确有责任罪，不上诉，服判七年。并将自己的一份二十几万美元的人身保险，主动赔偿给那失去孩子的父母，以表达自己的痛悔……
青年服刑后，那一对父母却不感觉有任何安慰。想想既痛失爱子，又使朋友成了犯人，伤心更甚。后来，他们主动退了那青年的赔偿，并撤诉，使那青年重获自由。他们认为，他们死了的爱子，一定希望他们能够纠正前一种做法——如果有所谓天堂的话……此法理与情理纠缠不清之一例也。影片是根据真事改编的。法的条文再周全，也难以包括一切公正。法乎情乎，有时完全取决人心。所以，一句名言是——“普通的良知乃法律的基础”。在民事案中，法理与情理，纠缠不清之时颇多。在民事案中，情理是法理的不在卷条文。故有人在法理上胜诉了，在情理上却“败诉”了。依我看来，此亦不可取也。这种情况之下，我的立场，倒是宁愿站在情理一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