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给李淑贤交了底：每月只有100元工资。
她在溥仪去了自己寒碜的家后，静待“皇上”的判决。
溥仪哪知，连李淑贤也丝毫不晓，她家的斜对门正巧住着一个“公安”。
溥仪又一次打来了电话。
他约我去全国政协礼堂看电影。这次，溥仪连一个媒人也没约。只有我俩单独地坐在一起观看。
那天演的电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边看电影，溥仪一边在我耳边发表议论。当他看到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抛弃原来的女友，那女子被逼得投江时，气得直跺脚，接连气愤地说着：
“太可气了，太可气了……”
看完电影，溥仪一路步行送我到白塔寺，看着我上了公共汽车。路上，他还没忘电影中的情节，大声地议论说：
“电影里的那个男主人公太没良心啦。竟然逼得女人投江……”
那天刚刚下过雪不久，天气很冷，路上的雪冻成了冰，很滑，他执意要送我到朝阳关厢医院。他瞧我穿着一件薄呢大衣，就关切地问我：
“你穿得不多，冷不冷啊？”
“不冷。”
“让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呀？”
我察觉出，他亲切的目光里，有一股暖意。
“坐上车就到了，不用送了。”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肯。
这一次，我感到溥仪蛮有人情味的，并不像想像中的皇帝那么残暴无礼。好感日益加深了。
第四次见面，是他打电话约我到全国政协的宿舍去。这次，他仍然在政协门口等着我到来，一起走进大门。到了屋里，他可热情了，又沏茶，又拿出一堆水果。平时，人们都说溥仪不会招待人，我也这么认为。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是老万事先教给他的，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是作了准备似的。
闲聊了一会儿，溥仪坦诚地问我：
“你对我印象怎么样啊？”
“不错。”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咱俩能不能继续交朋友啊？”
我微微点了点头。
接下来，溥仪倒唱开了独角戏，开诚布公地谈了对我的看法。
“见了这几次面，我对你印象挺好。从一见到你，我就有好感。我愿意继续相互了解……”
一番话过后，溥仪轻声慢语地提出了一个老问题：
“咱俩之间年龄是否有差距，你考虑过没有？”
我轻轻摇了摇头。“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我俩正谈着谈着，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来了。溥仪对他一直很信任，所以，事事愿意跟他商量。说了几句家长里短，溥仪不做声了。老万忽然提出来一个建议：
“李同志呵，我跟溥仪先生打算星期天看你去，行吗？”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委婉地推辞说：
“以后再说，好吗？”
开始，双方都是商量的口吻。哪想到，老万非要求看我去不可。
我有点儿骑虎难下了。因为当时，我觉得虽然对溥仪感觉不错，但毕竟不是一路人，双方差距太大，今后能否作为伴侣，一点儿谱都没有。再三考虑之后，我说：
“要去，就到我们医院里去吧……”
“不行……”
没等溥仪说话，老万倒先开了腔。他的意思是，医院里怎么能谈恋爱呢……
说的倒也不是没道理。我一看，溥仪的神色是赞同老万的意见。
我没了辙。
可我仍然不想让他们去，因为我当时住的是大杂院，人多嘴杂。再说，我住的仅是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又在院里的东旮旯，又潮又黑。怎么好让“皇帝”驾临我那无法下脚的寒舍呢？
直到临走，我死活就是没同意。溥仪也没再坚持。
尔后一细想起来，才明白这是老万和溥仪他俩事先商量好的。
谁知，此后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大约九点来钟，我正在屋里搞卫生，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
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溥仪和老万站在了我的屋门口。
那时，我住在朝阳门外吉市口三条4号，是在一个挺难找的小胡同里。也真难为溥仪和老万，居然拐弯抹角地找了来。我与溥仪的住处确实不近，一个在城东头，一个在城西头。
真没办法，我只好请他俩进来。
屋里太小，除了一个小凳，什么可以坐的地方也没有。平时，我一般不请任何同事到我的家里来做客。我觉得十分尴尬，怎么能让第一次来的“贵客”坐在床上呢？
我只得找邻居又借了一把小凳，请他俩坐在凳子上，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坐在床上。当时窘得我半天没说出话来，也很不高兴，心想：不让你们来，你们偏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溥仪倒不在意，刚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在屋里四处瞅。
“没想到，屋子不大，倒很干净……”
老万见地方太小，光线又很暗――因只有一扇小窗户，所以，只寒暄了几句，陪坐了顶多半个小时就先走了。屋里只剩下了我和溥仪两人，对面而坐。
我不知说什么好，起初只是呆呆地坐着。溥仪拿出了一支烟，问我：
“可以抽烟吗？”
“没关系。”我对他说。
他点着了烟，慢慢地吸着，不一会儿，屋里就充满了烟味。他识相地掐灭了烟。
过了一会儿，溥仪轻轻移过小凳儿，离我坐得更近了一点儿。
“李同志，你知道，从前我当过皇帝……”
“那是历史嘛……”我不知怎么说好，只是尽力安慰他。
“不。”溥仪忽然动了感情。“坦白地说，我在伪满洲国当过傀儡。过去我跟着日本人走，满身都是罪。想起来，我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国家啊……”
溥仪说得很动情，满脸都是愧疚的神色。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呆呆地坐在那儿，听着他那忏悔的倾诉。
往后的交谈里――说是交谈，其实大多是溥仪的独白。他又重新提起我俩年龄的差距，仿佛这就是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后来，他出乎意料地诚实地告诉我：
“我可没有钱呵……我每个月只有100元整的工资，除了这个，别无他‘物’。不够用的时候，国家能补助一点儿。再有嘛，就只有一些稿费了……”
溥仪跟我交了底。
大概溥仪是怕我为了钱才跟他的。所以，之前就跟我说清楚了。
这次，我没留溥仪吃饭，送他走出胡同口，上了公共汽车。
回到我那个小屋里，我想，溥仪看了我这个寒碜的家，不知怎么想，也许说不定就吹了呢。
于是，我也不主动与他联系，静等着溥仪的“判决”。
但我的心里头，对溥仪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好感。
对于一些没写入初稿的回忆，这里无妨作一真实的补充。李淑贤曾对我回忆过：
溥仪当初跟我搞对象时，跟我说他没钱这些话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儿不信。我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溥仪再没钱，也比一般人有钱。等结了婚之后，才知道溥仪的确没说假话，他除了工资和一些稿费之外，真是没有任何其他收入。
我认真地问过溥仪，原来当皇帝时的那些金银财宝呢？他详细给我讲了出宫之后的经历，以及临回国时最后让苏联人搜去财物的真实故事。他告诉我，最终，抚顺战犯管理所只还给了他一只不大的随身提的牛皮箱子，这还是他出宫时带出来的呢。
“文革”后期，我最初与李淑贤合作撰写“后半生”时，曾经亲手把细致整理过的溥仪所有的日记以及我撰写的手稿资料，统统放进了这只牛皮箱子里。
后来，李淑贤又想起，溥仪从抚顺还带回了一块洋怀表。
80年代初，我数次采访过李淑贤曾居住过的朝阳门外吉市口三条4号的僻静小院。
院内的街坊都很热情。详细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这个院内曾住过的“皇娘”的情况。
李淑贤所住的那一间小平房，是位于小院东北角旮旯的一间小屋，最初是一个男女混用的厕所，后来才改建成了一间不大的住房。
其实，李淑贤根本不知道，她和溥仪搞对象第一次见面，就落入了一个人的视线。当时，住在这座小院北屋的一名中年人，是一个“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的民警，他的名字叫陈静波。
溥仪与李淑贤的每一次见面，都没逃过这位“公安”的眼睛。
当我采访他时，他对我详细介绍了当年的情况：
我是1953年就搬到这个院儿里的。溥仪当年与李淑贤搞对象的时候，我正在朝阳区朝阳门公安派出所当公安民警。
那时，溥仪一进院子看见我，就马上立正鞠躬，非常客气。我对他说：
“不要鞠躬……”
溥仪听了我的话还是鞠躬不止，之后当即立正站好，仍然像一个犯人似的。
我把溥仪时常来院里的情况汇报之后，上级指示我：溥仪正和李淑贤正常搞对象，注意见面时不要盘问他，也不要干扰……
所以，我虽然密切注视着他们，但一直徉装着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李淑贤是1958年以后搬到这院儿的。她一直住在院内旮旯的一间小屋内，我记得每月只有几毛钱房租。在与溥仪搞对象之前，李淑贤跟一个姓张的银行旧职员搞上了，那个职员是一个大高个子，住在西屋。只要我一回家，那个姓张的就不敢出门了，只是躲在屋里呆着。
在那个年代，李淑贤平时打扮得蛮出众，看上去很扎眼，不像个一般人。她平日花销大，生活要求也较高。那个姓张的原说自己每月挣80多块钱，实际挣60块钱，也没多少积蓄。他跟李淑贤结婚一年多就离了婚。实际上，我一直管关厢医院的“肃反”工作。那个医院里，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伪警官、国民党少校、特嫌……还有一个国民党少将高参呢。根本顾不上查李淑贤这样的女人。
我只知道她原先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警官，好像她在男女作风方面不太注意。那时，上级对公安分局有布置：不让惊动她，因她跟溥仪搞对象，溥仪是统战对象，一些事情由市里或上级直接管。我只管作记录，溥仪什么时间来院儿里，或者跟谁一起来，呆多长时间，我都有记录。但仅此而已，过多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采访陈静波之后，我又了解到另一个吃惊的情况。内中一些情节，目前还不宜披露，留待将来再说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