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封来信使溥仪心惊肉跳。来信人要追讨他在伪满时打死一个童仆的人命债！
他连续不断地写出了自我批判信，又时常在梦中哭醒。
李淑贤一再呼其名：“溥仪……”他却听不见。他像傻了。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的任何一点儿响动，都能使溥仪感到胆战心惊。
1966年9月15日，东北长春寄来了一封信。那是下午4点多钟，溥仪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信之后，猛然在屋里大叫起来，吓得我够呛。
我当时正在厨房做饭，听到他受到惊吓的叫声，我赶紧跑进卧室。溥仪瞪大了双眼恐怖地望着我，递过一封已经拆开的信。
我一看是长春的来信，猜着是跟某人有关，于是对溥仪说：
“这准跟一个人有关系。弄不好，是在背后作怪哪……”
溥仪默然无语，没吭一声。
我读过信才知道这不是某人，而是溥仪过去在伪满洲国宫内一个童仆来的信。那个人在信中，历数溥仪在历史上的罪行，又重点批判了溥仪那本《我的前半生》。来信字写得挺规矩，信纸足有厚厚的一沓儿。
过了一会儿，溥仪有气无力又自言自语地说：
“孙博盛来信了，批判我那本书……”
我草草浏览过信，知道溥仪已详细地看过那封信。我清楚地记得，信里还提起溥仪参与写《我的前半生》分的那四千块稿费。
溥仪一夜未眠。第二天――也就是9月16日一早晨，他就去了全国政协把四千元稿费全部上交给了政协机关。
听说刚开始，政协不打算收，溥仪坚决不干，政协只得暂且收下“代管”。
回家之后，溥仪连忙让我找李文达的电话号码。找着之后，他拼命地给群众出版社打电话，结果没找到李文达。他又马上给政协打电话。可是政协不管。溥仪真着了急，内心极为害怕。
当天晚上，他很晚都没睡着觉。夜里，不知怎么，溥仪突然哭了起来，一直把我哭醒。
第二天，他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整个人就像傻了似的。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怎么劝也不行。溥仪只是一个劲地让我找出版社和政协，可是哪儿也不管。
从此之后，他就跟傻了似的，一个劲地找政协，可是政协的领导都“靠边站”了，没人管这事。一连多日，他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整天犯愁。
本来该吃饭，也给他摆上了饭桌，可他连一口也难咽下肚。好说歹说，他最多吃上一点儿。
他本来有病，而且正在恶化。加上这么一折腾，他的身体哪儿受得了呢？一天连一碗稀饭都吃不下去。
他成了“电话迷”。不断地打电话，有时站在电话机前呆站半天，一言不发。原来他很活跃，如今整天唉声叹气。他开始天天翻自己的那本书，进行自我批判。有时我叫他的名字：
“溥仪……”
他竟听不见。
在许多天自我批判之后，溥仪写出了第一封自我批判信，寄给了远在长春的孙博盛。原想这一封信写出来，就可以止住对方的怒火，可没想到这封信寄出以后，一封封批判信不断寄来。
因为每次都是邮递员送来，第一次就是门口一按门铃，寄来了第一封批判信。所以，凡是门口一有人按门铃，不管与此有关无关，溥仪都会吓得一激灵。
我去门口，他不干，他要亲自去门口看看，要是有来信，他就亲自去接。他被吓出了病。
之后，随着一封又一封的长春来信，溥仪的心病愈来愈沉重。
有时，我半夜醒来，见溥仪在梦中哭泣。甚至，有时能把我哭醒。弄得我挺烦。也可以想见，溥仪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
他的病愈来愈重。心思也愈来愈沉重。
他情绪坏透了。每天，从早到晚，他起了床就拿起那本《我的前半生》，一页一页地认真翻着，想从中找出“毒素”。有时，翻着翻着书，他还自言自语起来，像中了“邪”。
从9月份开始，溥仪的病恶化了。东北的来信，仍然一封一封寄来。每来一封信，溥仪的病就加重一分。我干着急，没有任何办法。
每隔几天就去医院也不是个法子。直到11月份，左说右说，他始终不答应住进医院。等到他病重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跟着溥杰、老万把他送进了协和医院。那是一天很晚的时候。
主治大夫之一吴德诚仔细检查了溥仪的病情，之后，避开别人把我悄悄拉到了一边，说：
“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溥仪的病不会好了。这次是尿毒症复发！”
住院前，医院要求溥仪先交200块钱才能住院。我赶忙跑去全国政协总务科借钱。因为早先临时需要一点儿钱，手里没有，就曾找总务科借过。可这次，没人借给钱，我急坏了。
那时，溥仪早已把稿费全部交给了政协机关。我手里只有日常过日子吃饭的钱，连200块钱都掏不出来。
正在这时，溥杰听说后，带来了200块钱。可是一位亲戚在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就是不让溥杰给。没办法，我只好找几位朋友临时凑了200块钱交上押金。
溥仪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心事重重地为连续发来的批判信发愁呢……不管怎样，溥仪总算住进了医院。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孙博盛的来信中最使溥仪感到惧怕的是，要追究在伪满时打死童仆孙博元之事。虽然已事过几十年，但毕竟人命关天。一封封的来信，使溥仪的病情日益加重。
谈起往事，李淑贤拿出了孙博盛的多封来信，上面工整的字迹显示了这位老工人的认真态度。
80年代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长春市这位老工人的家里见到了他。他住一间平房。后来，我又在他值班的工房采访了他。提起当年的事，他多少有些后悔：
当时，我哪儿知道溥仪真病了？以为他在装病呢……直到李淑贤来信，我了解到溥仪的确得了重病，我这才不给他去信批判了。实际上，我真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的，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批判封、资、修，去对溥仪开展批判的。一点儿私心也没有。孙博元是我们原来慈幼院一起被挑进伪满皇宫当童仆的，跟我关系也挺好。那年，他被毒打了一顿之后，他跑进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里死掉的。
死得挺惨呀……我认为，虽然他不是溥仪亲手打死的，但他也有责任。所以，我拿起笔对溥仪展开连续批判……
这位老人亲手交给了我多封溥仪的亲笔回信，又提供了他写给溥仪的大批判信。这些信统统是用复写纸书写的双份信件。这些微微发黄的信纸，似乎显示了忧如隔世的沦桑之感。
据李文达回忆：当溥仪打电话找他时，他并不知道。正在这期间，李文达也因此书而受到了批判。此后，李文达竟因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蒙冤受屈，连续不断受到“审查”，入狱达八年之久。
当李文达在80年代初期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此事，情绪激昂。这位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历经残酷对敌考验的老革命，对于后半生一直因《我的前半生》而深受其“害”的经历，甚感愤慨和不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执笔撰写此书受到造反派的指责，被称之为“皇帝”树碑立传的孝子贤孙，他说这可以理解。但他不理解的是，到了80年代，他被告上了法庭，说他不是《我的前半生》的撰写者。而判决的结果，是李文达不享有版权而败诉。
李文达至死也认为，这是令人十分可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