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全运会之后，我就没怎么训练，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伤病问题；另一方面，黄导被派去党校学习，我被分到陈雄教练的组里面，他没带过我，对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也很难给我制订系统的训练计划。
我心里很犹豫，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现状的话，坚持到2008 年，也没有意义了。杨云也跟我商量过，她也比较担心我。她的想法是如果我当时就退役了，25 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年纪，再去上学，或者是做点别的事情，也还来得及。如果再熬上四年，万一北京奥运会还是什么都拿不到，也许我这一生都会在失败的阴影中，难以自拔了。
我觉得杨云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也知道她很担心我。但是我也有我想要坚持的理由，2004 年奥运会的失败对我的打击真的是太大了，我觉得那种失败的痛苦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平静的，失败的痛苦只能用成功的喜悦来填满，来补偿。2008 年奥运会是在北京举行的，25 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年纪，再去上学，或者是做点别的事情，也还来得及。如果再熬上四年，万一北京奥运会还是什么都拿不到，也许我这一生都会在失败的阴影中，难以自拔了。
我想体会在家门口参加奥运会的骄傲和自豪。
而且，我答应过黄导，说要练到2008 年。黄导对我说：“我不能让你退役，如果你因为一时的丧气放弃体操的话，可能这辈子都没有一个全能冠军了，你早晚会后悔的，我也会后悔。”杨云就这么被我说服了。
但我知道，对于运动员来说有些事情确实是命中注定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定成功，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运动员都在围着一个目标奋斗，但是四年里只会出一个奥运会冠军。经历过奥运会的人都知道，承受的那种压力，真的很残酷。
2006 年5 月，黄导终于从党校回来了。那时候 ，黄导虽然没有直接带队，我和黄旭仍然是在王国庆教练的组里训练，但是黄导是整个训练计划的统筹者。又在体操馆听到他的声音，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心里好像特别有底，训练都变得有精神多了，在那之前我都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去参加世锦赛。但是黄导回来了，感觉一下子就变了，变得想要去比赛，想要训练，想要再努力一次，证明自己。
因为我知道，黄导临危受命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这支队伍是真正需要他的话，那他的前途也非常难说。
那次去比赛，小鹏的脚才做了手术还在恢复当中，大名单都没有进，黄旭跟着一起去了之前的集训，但最终因为肩伤没能入选最后的6 人名单，冯敬临时被从国内叫去了丹麦，看着自己的名字在一群小兄弟当中，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重了很多。
丹麦世锦赛之前，出去比赛都是小鹏，黄旭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不管什么事情，黄旭都会提醒我们几句，黄旭是很细心，想的很周全的一个人。所以我不用想太多队伍的事情，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问自己能不能像黄旭一样带好兄弟们？我对自己说：“杨威，你一定可以的。”去丹麦出发前，杨云的妈妈给我织了一件红色的毛背心，让我穿着去比赛。我以前不信这些护身符、吉祥物什么的，但那次禁不住杨云说就答应带着去了，想着我这次就信一回。
我们在丹麦住的酒店在海边，10 月的阿胡斯海风较大，气温也很低，我到那就感冒了。
团体决赛的时候，第二个项目鞍马我掉下来了，接着冯敬也在下法上出现了失误，当时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陈一冰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都看傻了，我下来的时候看他脸都白了。“大哥，你是在活动吧。你这掉的也太轻松了，你是在开玩笑吗？”我当时特别沮丧，但马上又反应过来，这样不行，我自己先得集中精力把自己的比赛比好了，其他的年轻队员才会有凝聚力。还好比第三个项目的时候，我把心态调整过来了，后面的比赛都比的挺好的。
比到单杠的时候，我们跟同组的日本队差的分数不是很大，我们只比对方高了3.25 分，因为最后的单杠是日本队的强项，一冰和肖钦他们几个就开始心里发虚，脸上的肌肉都僵了。
我过去和他们说：“我们现在比单杠，你们看日本队员的每个人脸上的神情也都挺惊慌的，证明大家都很紧张，但是我们现在还赢他们一点点，所以你们在这个时候一定得顶住。”他们都是年轻队员，那一刻我感觉他们都挺依赖、信任我的，那种感觉很沉重，也很骄傲。单杠的比赛中，日本队的富田洋之也果然在压力之下出现了失误，他在做科尔曼空翻时没有控制好，摔了下来。
小眯（邹凯）的眼神不太好，比完之后，就站在我身后问：“杨威哥，咱们第几？”分数牌翻动的瞬间，中国队、日本队和俄罗斯队都在盯着大屏幕看，看到“China”出现在最上面，当时就叫了出来！
我听见小眯还在问：“是第一啊？”根本没人回答他，我们的队员和教练所有人就都抱在了一起。那种压抑之后的释放特别的淋漓尽致。我想那时候我们旁边默默收拾东西的日本队也一定特别失落，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但是竞技赛场就是这样残酷。
和2003 年世锦赛上第一次拿到团体冠军时的那种兴奋相比，这个冠军于我而言，高兴之外又多了很多的感慨，那是卧薪尝胆之后才有的一种心情。除了重获冠军，复仇老对手日本的那种淋漓畅快之外，更重要的是那次比赛让我找到了作为队伍核心的感觉和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感觉那场比赛之后队员们包括教练对我的信任感更强烈了。
那种责任感是教练和其他队员们给我的，作为队里面经历过比赛的成功和失败最多的运动员，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如果说雅典的时候我能做的只是安慰肖钦和海滨这些小兄弟的话，那么在丹麦，我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在赛前就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在比赛中间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把阵脚稳住，让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这才是一个老队员，一个团队的核心真正该做的事情。
而在丹麦，我做到了！而这些经验也让我真正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让我可以带着年轻的兄弟，一起等待着小鹏和黄旭的回归，一步一个脚印的走的坚实，走的稳妥。
如果说男团是在为中国体操队而战的话，那接下来的男子全能可以说的直接一些，只为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黄导。
10 月20 日，休息了一天之后，男子全能决赛拉开战幕。那时候，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其实状态上来说并不是十分完美。但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按照既定计划在进行。其实大家都知道，体操动作就是在不断的重复、再重复，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比赛中完成的动作和训练里面不会有什么不同，在世锦赛的赛场上也是一样。
只是从亚军到冠军的那段过程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所以我也很紧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完成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都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完成动作了，就觉得自己是在刀山火海中走，在一个悬崖的独木桥上走过去；每一个动作对我的心都是一个刺激。
最后一个项目比的是单杠，中国男子体操的很多噩梦都是拜这个项目所赐，以前这一直是中国男子体操队的一个弱项，在完成一些腾跃动作的时候非常容易失误，所以我也比的特别谨慎，一直到最后做下法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
直到最后脚跟终于站在垫子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眼前真的看见了那块金牌。
如果说男团冠军让我明确了队中的核心位置，那全能的这枚金牌就让我找到了“舍我其谁”的霸气，我成功了，富田洋之肯定在我之下，我失败了，就算排名在第20、30 名的选手也能超过我。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最难战胜的敌人是自己”。
那个晚上回到宾馆，我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觉，站在楼道里面抓住肖钦的教练金卫国聊天，我们就面对着面靠着墙聊天，反反复复地说这怎么怎么不容易，特别特别高兴，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竟然也不觉得累。
丹麦之后，好像认识我的人又变多了，很多之前失去联系的人又开始联系了，在公开的场合也会有很多人来跟我说话、打招呼，好像回到了悉尼奥运会之后的那种感觉。我并不能说自己享受这样的感觉，其实我挺愿意一个人安静地待着的，但是经历了雅典之后那种被人嫌弃、怀疑的日子，我变得挺珍惜这种感觉的，觉得被人喜欢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从丹麦回来之后，体操房好像变得热闹了很多，来采访的记者多了起来，大家好像也变得更加有干劲，热火朝天的，好像精神头儿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丹麦参加世锦赛的全体主力队员要去参加一个赞助商的活动，不到5 点钟，大家结束训练回去准备了。我从器械上下来有点晚了，就紧跑了两步往更衣室去，跑到门口的时候我发现靠近冠军墙的自由操场地上还有人在训练，就回头看了一眼——是刚恢复训练没多久的小鹏，那时候他的上臂力量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只是腿部因为要取出关结鼠，所以动了手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跳马运动员，可是那时候因为长时间缺乏系统的训练，小腿竟然细了很多，看着他绑着沙包在场地上跳来跳去，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小鹏和黄旭都是和我一起成长的兄弟，我们一起在悉尼经历成功，也一起在雅典吞下失败的苦果，听说我们团体夺冠的那天小鹏也哭了，我知道他是真心替我们高兴，但我也知道他是真的不甘心。
10 月24 日，我们从丹麦回到北京的那天，小鹏也在首都机场，只是他不是来迎接我们的，而是和教练一起踏上去德国体操世界杯分站赛的征程，那时候小鹏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了，其实我挺想送送他的。但我们的航班晚点了，我们出关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进了安检。
那天首都机场被围得水泄不通，中心的工作人员、国家队的队友、媒体还有各个省体育局的代表、北京队和八一队的好多孩子也都捧着鲜花在到达出口等着，我们一出来就马上被涌上来的人流冲散了，我几乎是被人群挤到杨云的跟前的。
我想一个小时前小鹏出发的场面一定不会是这么热闹，他一个人默默的离开了北京，去参加一场也许以前他根本就不屑于去参加的比赛。
其实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未来都很未知，我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各自努力。
那一年，我对自己说：丹麦只是一个驿站，明天一定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