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申奥成功的时候，我在想那时候自己在做什么，中间有七年的时间。7 年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太长了，因为运动生涯总是短暂的。
跨入2008 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奥运年来了，我真的是要参加自己国家的奥运会了。
2008 年1 月1 日，我们体操队正式开始了奥运会的备战，但其实在我心里，备战早就开始了，要知道2004 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后，我的每一步路都是为北京奥运会走的。
等待奥运是一种折磨每天新闻里都会出现与奥运会相关的信息，体育馆建成、开幕式彩排、奥运歌曲、吉祥物……大街上已经看见有穿着志愿者的服装的年轻这是我第三次的奥运会全能比赛，我心里也把它当做最后一次，我告诉自己：“杨威，只要你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去比，冠军就是你的。”学生，奥运会相关的标识、横幅什么的也到处可见。每天看见的都是这些东西，各种倒计时。
那段时间感觉并不是我们运动员在备战奥运会，也不仅仅是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在备战奥运会，甚至不只是北京人在备战奥运会，在我的印象里整个中国都在为8 月8 日那一天的到来做着准备。
国家的很多政策、措施也都在向奥运相关的产业倾斜，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任何能够为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而提出的要求好像都可以被满足。
我记得快临近奥运会的时候，我们队开始在馆里面做一些队内的测试。为了能让我们能够更加接近实战状态，体操中心跟总局打了个报告要了一套跟比赛比较接近的器材，在体操馆一进馆的地方架起一个高台，这样场地的弹性就会更接近比赛场了。听说这套器材加上台子需要几十万元，但总局很快就批下来了，而且用了一个礼拜就建好了，速度特别快。
这个想法是黄导提出来的。作为总教练，他想要尽可能地为我们创造最好的训练条件。他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在国家队当教练，带队参加过四届奥运会，他把以往所有可能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全部都用在了这次备战当中。
我们体操房也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今天你为奥运会做了什么？
下面是倒计时的电子牌，我每天都会默默地在心里面读一遍这句话。那段时间，去体操房训练的时间长了不少，我感觉八个月的训练比以前二十几年练得都要多。以前我最晚搭十二点半回公寓的班车回去，那段时间基本上都改成了下午一点一刻的车。我想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到心里有底，那时候没有人在后面逼着你，就是自己想要练。
虽然很苦，但好像只有这样心里面才会踏实些。
黄导为我们备战奥运会也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针对防伤防病、提高训练质量的。要知道包括体操在内的很多运动员的皮下脂肪含量少，所以很容易感冒，而感冒又是影响训练、降低体力最常见的病，就为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黄导日夜操劳着。
黄导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让我们蒸桑拿，将近80 摄氏度的温度，蒸上将近20 分钟之后，全身都是红的，然后再跳到冰水里面。怕我们偷懒，黄导就在旁边盯着，看着我们把两桶冰块倒进水里，再把我们赶下去泡十几分钟，本来通红的皮肤就又变回了原来的肤色。教练还要求我们睡觉必须盖毯子，睡前要关空调，大热天的，有时候睡不着也得强迫自己睡。
可能这种方法听起来挺恐怖的，但实际上很管用，那半年我们都没有什么人感冒，而且这种手段可以让运动后疲劳的肌肉很快恢复，可以让我们这些训练结束之后都已经快散架的“老骨头”第二天又可以精力充沛地出现在训练场上。
黄导的压力很大，我甚至感觉他每天进入体操馆的时候，头发都变得更加花白，虽然眼神炯炯，但是红血丝告诉我们他昨晚一定又没有睡好。训练场上他简直变成了“祥林嫂”，有一些我们都已经烂熟于心的东西，他仍然在不停地强调、重复。我能理解他的难处，2006 年和2007 年我们的队伍都在世锦赛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黄导也证明了上级领导对于他的信任是正确的。
谁都清楚，在中国，奥运会才是真正的考验，只有我们的队伍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辉煌，黄导才能真正证明自己，否则他和我们的付出都会付诸东流。而在训练的一些问题上，此时黄导和高导的矛盾也在慢慢的激化。可能小队员感觉不出来，但作为最关心、了解黄导的人，我能看到，这也是黄导非常困扰的一点。
2004 年奥运会前，黄导和高导之间的分歧导致整支队伍的方向出现分歧，这也是引致失败的原因之一，2008 年，如何才能不至于让悲剧重演？黄导作为最了解我们训练情况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插手我们的训练，而高导作为中心主任，他也对最终的成绩非常关心，只不过他关心的方式不是黄导所想要的。
我主动和黄导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杨威，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训练。”我知道他只是不希望这些让我分心，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很想为他分担一些什么。但我明白，那时候我能为他做的就是好好的训练，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练到万无一失的程度，还有就是发挥队中核心队员的作用，和黄旭、小鹏这些老队员一起，带着年轻的兄弟，把内心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向着一个方向努力。
只要我们6 个人是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们。
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兴奋剂以及相关的东西我们是绝对不能沾的。我记得悉尼奥运会的时候，罗马尼亚选手杜拉坎就是因为尿检当中被查出了有麻黄素，随即被取消了女子全能的金牌。
虽然杜拉坎说明她是因为误服感冒药而导致尿检呈阳性，但对于兴奋剂检查组织来说，他们只能凭借尿检结果来作为判断依据。
我记得，那一年刘璇在奥运会之前吃了湖南队给她准备的一种减肥同时补充能量的产品，结果被中心知道之后专门开了大会讨论这件事情，批评了刘璇对于兴奋剂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因为这些产品都没有经过兴奋剂研究中心的检测，很可能就直接导致运动员结束体育生涯。后来，我们队伍还专门找专家化验分析了这种药品的成分，所幸，它没有成为刘璇在悉尼夺金路上的障碍。
以前我从来不觉得兴奋剂是特别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后来在新闻中看到“女飞人”琼斯、“飞鱼”索普，很多很多当时被世界所尊敬、喜爱的体育明星都被卷入了兴奋剂的丑闻，这些丑闻让体育界蒙羞，也让我对于兴奋剂有了更深的认识。
2008 年奥运会之前，总局也对所有备战的运动员提出了要求，严禁我们外出饮食，因为怕我们会吃到含瘦肉精的食物，因为瘦肉精的成分也会导致尿检呈阳性。那段时间特别馋之前常去吃的一些小店，火锅什么的，路过的时候也都忍不住的往里面看，但还是都忍住了。这可能就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吧。住进奥运村之后，团部也提醒我们不能吃自己带的东西，巧克力不能连续吃，可乐不能连续喝……
进入6 月份，北京的天气变得特别濡湿、闷热，心情也慢慢的烦躁起来，其实等待的滋味真的特别难熬，当时的动作、难度成套基本上已经比较稳定了，接下来的训练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再重复。每一次，哪怕一点点的小差错都会让人心烦意乱，感觉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空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面就像是过电影一样，一会儿是当天训练的动作要领，一会儿又是以前比赛的场景，让人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现实。
当时只盼着奥运会赶紧到来，因为等待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7 月份，国家体育馆也就是体操项目的奥运会比赛馆内部的全部设施搭建完成之后，中心和奥组委沟通，让我们提前进去看了看。站在看台上往下看的时候，我心里想：这块地方就是我马上要决战的战场了。
如果说以前“北京奥运会”这个词只是存在于概念当中的话，那一刻开始，我对于奥运会的概念变得真实了。奥运会本来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但我站在那个场馆里，觉得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开始包含这奥运的气息，奥运是那么的真切实在，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后来，我们又在那个场馆训练了四五次，正好赶上北京的桑拿天，每次进了场馆，都感觉有一层水汽在空气中飘着，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捏出一把水来。
团体预赛前，最后一次去那个馆里面训练，临走前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包围在蓝色当中的红色场地，觉得成败就这一下了。
奥运会，我来了！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训练太辛苦了，进入到奥运村之后，心情反而轻松了许多。
当时我们整个团队的氛围还是挺轻松的，因为一方面大家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该练到的都练到了，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另一方面相比于对手而言，我们在主场，对场馆的了解更充分；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换而言之，我们了解如果失败了的话，我们最差的结果会是什么。
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全部动作的难点都解决了，只有两个小的细节不是有十分的把握。按当时的体操规则，打分是分两个部分：A 分是难度分，B 分是完成分。其实A 分和B 分之间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难度越高完成的质量就越难被保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之间取一个平衡，尽最大的努力去以最高的质量完成力所能及的最高难度。
体操圈里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废除体操的最高分打分规则，而改成目前这种难度无上限的AB 分破坏了体操的美感，很多体操运动员为了能够拿到更高的分数而强迫自己上高难度，一方面完成动作质量不高，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运动员的伤病。
2006 年丹麦世锦赛之后，富田洋之曾经对媒体说过日本队是输给了中国队的A 分。不过既然规则调整了，那运动员和教练员也必须要针对规则做准备，我觉得我们是赢在短时间内适应了新规则。而丹麦之后的两年里，我们不但在A 分上不断的提高，而且在B 分，也就是完成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北京奥运会之前，据我们自己的了解，吊环、单杠、双杠、自由操和鞍马五个项目上，最高的难度基本都在我们的队伍里。小鹏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了我们的队伍当中，但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让他比两个动作，否则我们在跳马这个项目上也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北京奥运会作为我运动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精神上对我的确是一个折磨，但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能禁得住那些折磨。
男团比赛第一个出场的是一冰，在完成结束动作团身后空翻两周加转360 度时，他后退一大步，跨出场地，最后他得到了14.575 分，这个分数不是很理想。我跟他在后面上场，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把一冰的失误弥补过来的话，那后面出场的邹凯就会压力更大。带着他们比了两届世锦赛，我很明白自己在这个队伍中的责任，15.425 分，下场跟小眯（邹凯）击掌的时候，我看到他如释重负的眼神。
在团体比赛中，每一个单项、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都很重要，要相互信任、相互弥补才能一起走下去。因为有之前成功以及失败的经验，所以我们在2008 年才可以走的那么平稳。
最后一个单项单杠，最后出场的是邹凯，他每完成一次高难度动作全场就爆发出叫好之声，最后以直体后空翻接720 度下，这次他如钉子一般牢牢地站住了。15.975 分！
分数一出来，我们队所有人都哭了，小鹏转过身先把我给抱住，然后大家围成一圈抱在了一起。虽然，比赛的过程非常顺利，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场比赛不是只比了那两个小时，而是比了四年，这其中包含了2004 年到2008 年中间所有的一切。
我们承受的压力太多，想给自己、给中国体操队争一口气的心情特别强烈。包括所有的教练，他们这四年对我们的培养，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都包含在里面。从2000 年悉尼的冠军，到2008 年北京的冠军，同样是六个人、六枚金牌，但意义早已经升华了。
2000 年的时候，可能我还太年轻，就是单纯的拿了一枚金牌；2008 年，我作为这支队伍的核心，我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这场比赛，我不光会考虑到自己，也会考虑到队友，考虑到教练和站在我们身后的领导，这场胜利已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胜利，也不是我们六个人的胜利，这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就连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场面，我都有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梦想成真团体预赛结束，我以预赛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全能决赛。全能的比赛，我早就想过不为别人，只为我和黄导争这一口气。
和我一起进全能比赛的还有一冰，他比到中途放弃了，对于他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吊环单项决赛，那才是他最擅长的，双杠的比赛他为我打了杠，对我说：“杨威哥，加油！”我那天的信心特别足，一进比赛场地，就觉得这块金牌肯定是我的。
因为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告诉我，这场里的几万人都是来为我加油的。那种感觉跟以往比赛的感觉都不一样，之前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都是在国外比，而这次是在咱们国家自己的体育馆，来的观众我能看到的都是黄皮肤的人，那种感觉是之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的。
虽然现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不少，出去比赛都能看到看台上会有中国人的方阵，他们坐在一起，举着国旗为我们助威。但是此刻在国家体育馆，本来蓝色的看台都被红色的五星红旗覆盖了，看台上传来的每一声熟悉的“加油”，不为别人，只是为我，是为杨威而响起的。
以前看足球比赛，都有主客场，很多球队在主场和客场的发挥会有很大的起落，最开始我不是很明白，觉得不就是换个地方比赛吗，影响怎么会那么大？但是在我踏进国家体育馆的那一刻，我明白了那些球员的感受。
这里就是我的主场。
那种内心的平静、踏实是此前的比赛中都不曾有过的。
这是我第三次的奥运会全能比赛，我心里也把它当做最后一次，我告诉自己：“杨威，只要你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比，冠军就是你的！”万事开头难，第一个项目是最难比的，一方面当时还没有完全适应比赛的气氛，另一方面身体也还没有完全活动开。自由操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出现失误的项目，我想有一个平静的开始就好，因为自由操并不是我的强项，这个项目上，日本的内村航平比较有实力，但他也有他的弱项，所以一个单项的排名不用太放在心上。
有这样的心理暗示之后，第一项自由操发挥得不错，只有一点小问题。当时，我做了一个跟平常训练不太一样的动作。第一串跟头完成之后，离场角比较远，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前滚翻，准备转过来再做第二串。
但因为平时训练的成套动作在脑子里面太根深蒂固了，动作变化了之后忽然有种脑子里面一片空白的感觉，特别陌生，不知道该迈哪只脚。当时忐忑的心情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我冷静了一下心情，整理思路，还是顺利地把后面的动作都顺了下来。整个比赛过程中，我就一直给自己鼓劲，告诉自己一定要稳住、压住，一项一项来，不到最后一个分数出来，不到你杨威的名字最终排到第一的位置上面，就不要松气。
第二轮比鞍马的时候，内村航平失败了，但是对我来讲，自从2004 年比全能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心里自己跟自己讲，我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当别人掉下来的时候，我心里也会认为形式会对自己有利，但不会幸灾乐祸地想：“太好了！” 因为我知道就像大海行船，边上的船沉得再多，如果你把握不好自己，你照样也会沉船，无法行驶到期待的终点。一场完美的比赛是当你和你的对手都完成得非常出色的情况下，你赢了他，那种胜利才是最淋漓畅快的，是靠真正超群的实力，而不是对手的失误。如果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失误上，那你的命运就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太被动了。
和前两届奥运会不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黄导已经是中心副主任，不再亲自在赛场上带队。所以那场全能比赛，给我做保护的是王国庆指导。但我知道黄导虽然坐在看台上，但是场地里面发生的每个细节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
比到双杠的时候，黄导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出场顺序，我会在双杠项目上第一个出场，凭黄导对我的了解，他就已经想到我不会做准备活动了，因为当时时间很紧，可能来不及。他在电话里叮嘱我：“你一定想办法活动一下。”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我说因为时间太紧，不想活动了。
我很能理解他作为教练的那种心情，即使像黄导这么了解我，但他仍然会在比赛的过程中比我更紧张，因为他不是我，他能够教我每一个动作的要领，看出我每一个问题所在，但他无法掌握我在场上的发挥，这也是教练员的一种无奈。
放下那个电话，黄导不放心，于是他又打了一次，我没接，也没活动，因为我知道自己属于那种比较不适合活动的运动员。结果双杠我比得挺顺利的，没有受到不做准备活动的影响。
最后一项是单杠，中国体操男队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噩梦一般的项目。
2003 年体操世锦赛的全能决赛，保罗·哈姆从单杠上稳稳落地时，我的名字从记分牌上滑落到第二；2004 年雅典奥运会团体决赛，海滨从单杠上掉下，我只能眼看着日本队登上男子团体最高领奖台；几天后的全能比赛中遥遥领先的自己，在单杠项目上抓杠脱手，最终名列第七；2006 年体操世锦赛男团决赛，小眯（邹凯）掉下单杠的那一刻，我极力掩饰自己的紧张，还好那只是命运在为我们开启香槟前开的一个玩笑。
2007 年年底冬训的时候，单杠成为我们男队的训练重点。因为一些基本功的问题，我的成套动作里面有一个不是很有把握，那个动作我练了整整一个冬天，非常折磨人。当时的感觉是你明知道这件事你不可能做好，但是你必须把它做好。中途，我还曾经因为这个动作掉下杠，摔得很惨，差点脑震荡。
但到了2008 年奥运会男子全能的赛场上，再次面对那2.55 米高的铁杠时，我的心里却特别平静，我心里也算过哪怕我有一次大的失误，比如说掉下器械，冠军仍然会是我的。
当然，我没有掉下来。杠上的每次腾跃、转体都完成到了平时训练的水平，最后站稳的时候，我强忍住内心想要大吼的冲动，只是举起了手臂，然后向裁判、观众致意。我看到观众席上的黄导，他站起来为我鼓掌，而我心里也在为他鼓掌。94.575 分，我以这样一个绝对领先的分数拿下了全能第一，这也是继李小双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拿到全能冠军以后，金牌又一次回到中国人的脖子上，而且我们都是黄导的弟子。
奥运村最后的气息
除了个人全能之外，我还进了吊环和鞍马单项的决赛。
鞍马是一个非常容易失误的项目，虽然和单杠相比，观众会觉得没有腾跃、翻身这些看起来很容易失误的动作，但是鞍马从开始上马到下马没有一个瞬间是停顿、静止的，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动作出现了失误，心理上和动作上都很难去调整。
所以肖钦比赛的时候，我坐在下面，比他还要紧张。肖钦的身材很适合练鞍马，他的臂展长，身材瘦削、修长，他的鞍马动作完成质量很高，飘逸而洒脱，是其他运动员很难去相比的。和小鹏一样，他也是少年成名的运动员，2004 年奥运会，他在预赛中出现失误，没能进入鞍马决赛，那次对他的打击很大。虽然从2005 年世锦赛开始他连续三次拿到了鞍马的金牌，“鞍马王”的称号实至名归，但是北京奥运会的金牌才是治愈雅典伤痛的最好解药。
我比完之后坐在他旁边，对他说：“你一定要稳住！”他比赛时有一个动作，俄式转体1080 度特别惊险，我在下面看着，他的身体已经快要失去平衡，眼见着就要掉下来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但肖钦关键时刻还是调整过来了，后面的动作也都完成得很顺利，最终他拿下了这枚鞍马的奥运会金牌。
鞍马比赛，我纯属是个“打酱油的”，但是后面的吊环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些想法的，这也是我单项当中比较有实力的一项，奥运会之前的全国锦标赛在天津，我还跟一冰并列了吊环的冠军，而且单项决赛中我申报动作的A 分也要高于一冰，他的是7.1 分，我的是7.4 分。不过一冰的动作完成质量非常好，所以我们两个在这场决赛中，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手。不过最终我拿到了第二，在这个我最喜欢的项目上还是没有能够拿到金牌。
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体操男队计划中比较有把握的五枚金牌就都顺利地拿下来了，没有一个项目旁落，而小眯在单杠和自由操上的金牌对我们来说是既预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小眯的单杠和自由操难度分值都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之前的比赛总是发挥不太稳定，所以也没能在这两个单项上拿到特别有说服力的成绩，但是在北京奥运会中国男团集体告捷的情况下，也给小眯的单项卸下了包袱，虽然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但是小眯要比当年的海滨幸运很多。
2008 年，我们中国体操队的经历就像是一部著名电影的名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完成了，而且完成得特别完美。黄导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军核心，带领着我们的队员、教练齐心协力，向着一个目标去努力，最终到达了成功的彼岸。六名队员当中除了黄旭，其他人都有单项金牌入账，这个成绩也超越了苏联男子体操队在奥运会上创造的最好成绩，达到了世界体操历史上的巅峰。
我想在奥运会的比赛中，一个国家的男队能够把金牌拿到只剩一面留给国外选手，像这种情况，在当今这个时代，从此以后，我不敢说绝对不可能，但应该是比较难的吧。
奥运会体操比赛全部结束的那天，我们六个人在房间里面喝酒、聊天，我们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聊天了，聊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辛苦，聊我们对未来的畅想。我说想先去夏威夷晒个太阳，然后去北海道泡温泉……聊得特别开心。
在房间里开着空调闷久了，有点憋得慌，于是我建议说出去走走，我说：“我们再出去呼吸一下奥运村的空气吧，可能我以后都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大家走到教练员的房门口时，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我去找了一支笔，在黄导门前的地板上写了一句：“黄导，我们爱你！”然后我们六个人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已经是夜里三点多了，我不知道黄导是不是已经睡了。听说黄导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那行字的时候特别感动，他还告诉队里面的所有人不要去踩那个地方。
我们六个人一起在奥运村里面走了很久，大半夜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半袖T 恤，我心想该感冒就感冒吧，爱咋地咋地了。走累了，我们又在假山上坐了一会儿，神清气爽的，我想着以后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爱生病就生病，就是这么想想都觉得特别幸福！
8 月的北京，深夜微微有一些凉意，空气中的潮气扑面而来，这就是我闻到的奥运村最后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