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本刊物》！写林建法，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标题，自认与他也最合尺寸。人当然是林建法，至于刊物，既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布老虎中篇小说》，也可以是某一阶段的《西部·华语文学》，还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别的什么，但地球人里，说汉语的，对一九九○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多少有点学术兴趣的，都知道我要说哪本刊物。是《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是当代中国文学天幕上一颗璀璨的星斗，林建法是为这颗星斗输送能量的人，二者的名字已密不可分。可在我眼里，作为标题，《一个人与一本刊物》不论准确还是平庸，又不能专属林建法一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里，至少记叙宗仁发和何锐时，它也最合适。也许它还适合其他三两个人。我视野狭窄，资讯有限，只敢说宗仁发与《作家》，何锐与《山花》，加上林建法与《当代作家评论》，更是《一个人与一本刊物》的经典注释。我很愿意把这三位职业编辑视为文学英雄，把他们办的刊物视为文学胜地，把他们与他们刊物的关系视为文学神话。尽管地球人里，说汉语的，对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多少有些学术兴趣的人廖若晨星，少之又少，我还是相信，在这篇只与林建法有关的文章里，许多读者能会心地发现，它还与宗仁发有关，与何锐有关……
我喜欢文学的喻示功能。
十八年前，林建法编过本书，是关于当代作家的，正副标题都长，加起来达十九个字，还不算标点。其中的副标题，颇有后现代味：《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那时候，“后理论”尚未登陆中国，或者只登陆几个尖兵。我一直对“后理论”不太买账。十多年后，近几年，我通过社会观察书本阅读和写作实践，发现了“后理论”的迷人之处。我没想说我的观念变化与林建法一本书的标题有必然联系。还是副题。
文学世界是一只大鼎，由三只脚支撑：作家、批评家、编辑。有人嫌三只脚少，建议让读者也插足其间。我不同意。说没有读者就没文学，很像说没有爱情就没婚姻。匿名的读者不是责任主体，不是可操作的文学元素，拿它说事儿，只是利益为先的政客和商家在玩弄概念。接受美学的根须并不扎在庸俗社会学的土壤里。而另有些人，又嫌三只脚多，只承认文学的基座压在作家批评家那两只脚上，甚至只承认作家的金鸡独立。这是外行的偏见。如果内行也这么看，则是做人有欠诚恳。成名前把编辑当爷爷，成名后视编辑为孙子，这种人不配判断文学。这种人的潜在危险是，一旦戕害文学获利更大，他们下杀手时最少怜悯。
文学在林建法眼里是皇冠上的明珠，他还只是普通读者时就这么看。他是否想过和试过以作家的身份跻身文学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年轻时写过文学批评文章，翻译过文学理论著作，我还知道，他从投身文学之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编辑。是他发现了自己天然具备编辑才能吗，还是他有意让自己的才能朝编辑的方向汇总和发展？三十年来，他主编过的杂志和书已过百种，其中许多种，还只是他脑子里的计划雏形时，他就用嘴让我见识过它们。令我惊讶的是，他孵出的孩子，与他脑海里的设想没什么差距，似乎还更出色和完善，好像当初他说给我时，它们已是瓶中标本。千万别说杂志和书的制作要求都太简单，任何空间想象能力超过刁斗的人都能炮制。刁斗的确不慧，但这世上，好书好杂志实在太多，林氏产品要立足于花样翻新的它们之林，光靠作者阵容的豪华和装帧风格的新异是站不住脚的。林建法的优势在于选题和组稿。他的良好的文学感觉与文学眼光，使他常常能先于他人发现，什么是文学前线最需要的补给。
一九八六年夏天，林建法由福州来沈阳工作，成了我同事，那时候，他喜欢这么介绍自己：我姓林，双木林。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自我介绍时他仍这么说。他一直读不好自己的姓，“林”被他读成了介于“凌”与“您”之间的一个什么音。还有些字他也只会发闽南话读音。但从外形看，从性格看，甚至从某些生活习惯看，他已完全东北化了。他瘦削高挑，行动敏捷，听别人说话时，一双眼睛总在近视镜后边探询地眨巴，像求知若渴的成年学生。他去上海读大学时，正是个二十八岁已为人父的成年男子。我们认识好多年后，听人说他当过军人，我武断地认为别人张冠李戴了他的履历。不在于他外在气质上没军人痕迹，主要是思想上、意识上、观念上，他都与条例的规范和命令的戒律相去太远。他的自由精神与激进姿态，使他更像一叶海上扁舟，风和日丽时忘情漂泊，风狂雨骤时劈波斩浪。他出生于渔民家庭。有一天，我把别人的传说当笑话讲，没想到，他竟证明那不是讹传：他有五年军龄，服役地点还是严酷的西藏。这让我大跌眼镜。他开玩笑吗？但我知道，他缺少玩笑细胞。这一点也许合乎军人标准：玩笑容易涣散军心，瓦解斗志。
我以为我已足够了解他了。并非如此。
一个人做好一件事的前提，从主观上说，有两个条件就够用了：悟性与勤勉。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缺少玩笑细胞的林建法是永动机，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大部分人，一生中被工作耗去的时间最多，可工作，即使某些富有刺激性的特殊工作，一流程化，描述起来也很乏味。编辑工作就是这样。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编排校对印刷邮寄，有什么可说的？但说到林建法，不说工作更没说的。就说说校对吧。我在他手下当过八年编辑，每期校样，都要他我以及外聘的两位老先生各看一遍。按说这够了。林建法却不觉得够，四遍之外，他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视校样留在手里时间的长短，要再看一遍或者两遍。做过校对的人都知道，再好的文章这么个看法，都会产生生理性厌恶。可林建法产生的是生理性迷恋。那些枯燥的理论文字，常逗得他发笑，引得他螳螂一样跳离书案，手舞足蹈，好像在玩有趣的游戏。显然，他也玩笑，但他玩笑的神经只连通工作。在许多个饭桌上，歌厅里，保龄球馆中，我眼中的他，要么与作家批评家谈稿子论文事，要么向官员企业家普及文学常识并寻求权力和财富的支持。如果别人都忙于吃喝唱歌扔保龄球，他就发呆，我估计他发呆时脑子工作。当然了，他也吃喝，虽然食量不大，他也唱歌，虽然跑调，他也扔保龄球，虽然偶尔得了高分也不知窍门在哪。在我熟识的人里，他出差最勤，认识人最多，喝茶最讲究，电话费用最高，最爱吃鱼头，最不会讲黄段子，看第一时间出版的国产小说最多，参加会议最多（会上发言最短或最少发言），神经（可能）最强健，睡眠（可能）最少……
我这么描述他，不为表彰劳模，也没想做道德引申。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矻矻于同一件事，还做得挺好，是大幸福。
我向往那样的文学环境：喜欢鲁迅的奔赴“莽原”，拥戴郭沫若的投身“创造”，倾慕徐志摩的仰望“新月”，钟情林语堂的吟咏“论语”……我主张文学的疆域里派系林立，各行其是，唇枪舌剑，众声喧哗。我反对团结。这不仅因为团结的文坛只能僵化艺术窒息思想，更因为，团结从来就不存在，文坛不存在其他坛也不曾存在，一味标榜它，只能诱发虚伪和欺骗，导致背后捅刀子脚下使绊子。有了流派刊物的分庭抗礼，有了公开公平的辩难竞争，才能换来由衷的聚合，心悦诚服的背叛，敢于光荣孤立的独树一帜。我总想，如果有一天，我重新有了做编辑的热情，我的第一份求职申请，就递林建法。我知道，身心条件允许的话，一百岁时他也要办刊，前提是那时允许办同人刊物。生理年龄不应该是切割文人事业线的刀剑斧钺。
《当代作家评论》没有同人之名，却有同人之实，这是它得以持续地坚持学术立场，恪守美学原则，倡扬创新精神，建立先锋品格的保证。它在趣味取向上，偏重于推介和评析富有探索和实验色彩的作家与作品，它信奉文学不是政治学社会学地方民俗学，而是包容一切的人学。这与我的个人意见甚为吻合。文坛时有风潮，学界常换时尚，跟风趋时不仅能规避风险，还意味着许多即时的好处。文坛与学界的口号已不光是“爱智慧”，甚至“爱智慧”的席位已面临拆除。林建法从来没说风潮和时尚一定有毛病，但他认为，盲从风潮和时尚是毛病，把文学看成T台表演更是毛病，即使那表演有助于农民工维权。他有个弟弟就是资深农民工。他不把“莽原”“创造”“新月”“论语”熔为一炉，是对艺术的深广度与自由度的充分尊重。
有一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室一隅，在读研究生吴俊对着稿纸独坐苦思，正写导师布置的文章。这时教室门被轻轻推开，回母校组稿的林建法偶然走过这里，直觉让他从角落里的帅哥脸上看到了聪慧。你在写文章吗？林建法坐到面露抵触的年轻人对面。能让我看看吗，或说说你想法？很快，文学讨论消除了陌生，也弥合了十岁的年龄差距。仍然很快，倏忽二十年间，吴俊已成了批评家队伍里的一员骁将。
又有一天，《当代作家评论》的老主编陈言应林建法之邀，携妻子及其儿子儿媳，一道出现在一家高档酒店的大包房里。圆桌周围，已聚集了十五六人，皆是陈言的旧朋老友，也是林建法邀请来的。林建法面带羞涩地宣布开席，《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响了起来。这一天，是陈言七十岁生日。一生耿直率性的老人，根本没想到，在他离休十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林建法会这么隆重地为他祝寿。
再有一天，作协机关重组下辖的处级机构，《当代作家评论》并入创作研究部，林建法头上有了个新衔，主任，兼主编。我直言劝他放弃主任：又不给你提级，多操那个心犯得上吗？他也直言道：我怕别人当主任后，乱指挥刊物。林主任上任后，减少了出差次数，改掉了在家看稿的习惯，并制定上班签到制，党员定期读报制，还经常去一些非文学会议上繁殖头上骤增的白发……某日他腰脱顽疾复发，由傅任用轮椅把他推到单位。快人快语的傅任女士是他秘书，兼妻子。
有一年，我当时供职的杂志社欲设新帅，作协领导征求我意见，问谁合适。那位置有许多人觊觎。我说，作协内部，有三四个人当那主编都能对付，包括我，但肯定能当好那主编的，舍林建法没有别人。领导说，林建法得编《当代作家评论》呀。我说，以他的精力能力加上热情，同时主编两本刊物没有问题，并且由一人把持两块阵地，让评论与创作互动，更会收到双赢的效果。我的建议当然白提。主编首先是级别标识，让一个人顶戴两朵处级的花翎，该渺茫多少人的好前程呀。
又有一年，省作代会上，领导为了以民主的名义合法化他们任命的理事，设立个代表表决程序。那天我特意坐第一排，举手反对那个程序，是两百代表中唯一破坏和谐的人。当即有领导找我谈话，说你还年轻什么的。我说我写小说，理事与小说无关，为个人我没兴趣争它；现在我出这个风头，是替林建法打抱不平，为什么六十多理事席位，不能分他一个？我说，林建法的许多交道要与圈外人打，名片上多行花哨字符，能方便工作。领导怎么解释的我忘记了。五年后，也可能十年后，林建法终于荣登了省作协理事的庞大名单。
再有一年，有些文学期刊负责人在北京开办刊难的诉苦会，拉上了我。那时我已到林建法手下开资领饷。滥竽充数我也得发言。可我觉得，单纯诉苦毫无意义。生孩子还难呢，要么你别怀孕，怀的话，就别抱怨，呼天抢地不利于胎教。我主张，既然怀了孕，心思就得花优生上，积极练孕妇操打催产针才是正经。我以林建法为例说我的主张。我说《当代作家评论》每年的官拨经费只够两期，另外四期全靠自筹，可林建法从没闲工夫怨天尤人，只是尽量把孕妇操练到奥运会水平，还不介意被催产针扎得伤痕累累。我的发言让许多人反感，他们私下议论纷纷：原来刁斗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呀。
为他人作嫁衣只是编辑的十分之一张面孔，在一个利他主义畸形膨胀的社会氛围里，它得到的是过度阐释。当然，只把编辑职业当饭碗时，有这十分之一张面孔也就够了。可一个人若把编辑职业当成事业，当成心理甚至生理需要，当成光荣与骄傲的所托所系，他的面孔就应该多种多样并变化多端，他就得有能力将如下这些人的特点综合为自己的基本素质：圣徒、赌徒、稚儿、狂人、苦行僧、淘金汉、投机商、冒险家、独裁暴君、预言大师、见异思迁的花花公子、肚子里边能撑船的宰相……
林建法的生命体异常复杂，有许多很矛盾的东西，在他身上却能统一，如果他是我的小说人物，不论我如何立体刻画，在我由生活真实抵达艺术真实的道路上，他制造的障碍我都很难逾越。他随和又固执，偏激又中庸，心细如丝又粗枝大叶，婉转狡黠又炮筒子脾气，他能让人一碗水看到底，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褒贬，却又特别注意倾听舆论的声音，他喜欢单枪匹马我行我素，是好是赖全自己扛，却又极善于与方方面面的各色人等沟通交际，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他的快乐和忧郁，镇定和焦灼，忘我和无他，可以由同一副表情呈现出来……有时琢磨他，我恍惚觉得，他更像文学画廊里的虚有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