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造反派信任他胜于副书记。因为自三年灾荒以后，杜老实际上只是挂名，S市工作全是危楼二双的爸爸，倒应该算作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独自支撑着。虽然正直得不免迂腐，卖力得近乎傻干，却一心想叫S市老百姓温衣足食的。唯其如此，“文革”一来，首当其冲，成了走资派。滑稽的是，斗归斗，干归干，他还得让S市的各级职能机构运转。说来也可怜，副书记（S市人至今还惦念这位副书记，似乎副是他的姓，书记是他的名）每天结束了工作和被批斗以后，漫漫长夜，象个木头人似的伫立着，仰望天庭。那时，同关在牛棚的人很多，有的说他在看北斗星忽明忽灭，是不是毛主席老人家受了蒙蔽？有的说他在研究天体国运，是不是果真要改朝换代，王八登基？也有的如危楼的乔老爷说：“屁，他只不过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能象一个人似的出那口鸟气罢了！”
如今，他即使英魂不灭，也无可依托。给他开平反追悼会时，骨灰盒里其实是空的，所以也无从获悉他当时在夜空里怅望什么了。
夜壶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杜老觉得光给“中央文革”发致敬电还不够，根据他的领导经验，声势是顶顶要紧的，投上级之所好，千万别怕过头。错了，责任不在你，对了，功劳就加番。而且，形势永远大好，越来越好，哪怕错，也错得正确。所以，他给造反派出主意：“顶顶革命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棋高一着，满盘皆活。S市三忠于活动要做到‘旗手’说过的出绿，最好仿这古铜器，做成忠字纪念章，保险，能在全国打响。记住，铜一锈，就出绿了！”
马屁也要会拍的——
《新唐书》二〇二《宋之问传》：“于时，张易之等蒸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乏。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出绿，真亏他想得出来。一纸命令，到了当着走资派还要抓生产的副书记手里。幸好是夜壶，倘若是抽水马桶，副书记还未必能在S市筹集到那么多做纪念章的铜呢！
副书记自然不敢怠慢，其实他本人也是尽忠，效忠，甚至是愚忠的一个。同关在牛棚里的老乔偷偷劝过他：“跑吧！跑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哪怕当盲流，也比这活受罪强！”
他喃喃自语地说：“我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应该触及灵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毫无疑义，造纪念章，让S市人人脖子上挂一只夜壶，也是应该的了。
乔老爷浪荡公子出身，正经学问有限，三教九流，左道旁门，倒堪称得杂家。有一天夜里，他悄悄附在副书记耳边说：“我想起来了——”
副书记吓了一跳，只以为半夜三更又押他去触及灵魂呢！“别害怕。”他连忙安慰这哆哆嗦嗦的老上级，然后，提了个荒诞的问题，“古代人小便不？”
副书记不解其故，没有回答。
“古代人用不用夜壶？”
不知其所以然，仍在暗中发怔。
“副书记，我看这青铜器，很可能是那玩意儿呢！”
他堵住老乔的嘴：“你疯啦！你想讨死！你活够了！你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夜无话，可乔老爷听得他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天麻花亮，他忍不住了，趴过来问：“老乔，你根据什么这样看？”
乔老爷说：“造物者必有所本，万变不离其宗。夜壶这东西，总是脱胎性器官而来。”
副书记懵懂了，可那是一个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年代，他怎敢违拗，只好布置下去。不过，他和杜老不同之处，当上上下下脑袋发热到四十度的时候，他宁可冷一点，否则，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去找他的对头，希望能影响一下造反派，万一真是夜壶，那亵读罪可是十恶不赦的。
“什么？夜壶？胡说八道……”杜老差点没蹦到房顶。
“你冷静些！”副书记对他并不怎么客气。要不是他儿女多，儿女亲家多，死保住他，不撤职查办，也该卷铺盖滚蛋了。副书记也自有革命天真之处，总期待着他的觉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譬如他将拆迁危楼的经费，盖了他住的四合院，倒是副书记在全市党员大会上检查自己没坚持原则。其他劣迹，恕我为维护老人家的名节，就不一一写了。杜老自己也很坦然：“有什么？大家都犯的错误，大家都搞的特权，大家都沾的便宜，大家都有的关系网。彼此彼此，我虽不比谁少，可也不比谁多，才不在乎咧！”他进一步阐发这理论，“大家都这个水平，大家都这个作风，大家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你能拿大家怎样？大家不怎么样，我杜某人又能如何？”
“您老高见！”我不得不钦佩。
“这就是气功！”他没头没脑回答了一句。
好久我没能悟透杜老这句话的真谛，后来终于明白，气功练到炉火纯青地步，就出神入化，刀枪不入了。
杜老听到副书记冷冷的语气，更是火上浇油。那时，他有造反派撑腰，而且他家把我们危楼的一位半仙之体，武老头，悄悄地请到四合院里，让这位阴阳先生看了看风水，是发还是不发？发在儿孙还是发在本人？希望得到启示。武老头外号武铁嘴，旧社会在城隍庙靠算命打卦为生，他知道这位大干部，不好意思出面，躲在屏风后面，竖着耳朵；便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地开讲，科学术语，革命词藻，阴阳五行，善恶轮回，一锅大杂烩把杜老说得心悦诚服。最后又掏出一张大团结票子，请老神仙摇了一卦签，签上四个字：“福至心灵”，差点没把屏风后边的人，高兴得滚落到藤椅下面。压了好些年的杜老，“文革”一来，副书记靠边，他便有了小老婆扶正的得意感，指着对手说：“你不觉得天变地变人也变么？老黄历看不得，老调子已经唱完，老路压根儿行不通了么？老弟，奉劝你一回，大家都不认为是夜壶，大家都希望表忠心，你还是不要跟造反派小将作对，闭上你的嘴，去好好干吧！”
我们S市发放小夜壶那天，真是一个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全市人载歌载舞，喜迎宝章的狂热劲头，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那时值得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事件，节日，喜讯，指示就够多的了，但由于是S市自己的献忠活动，越发搞得有声有色，挂小夜壶成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排场之大，花钱之多，连怂恿造反派放手干的杜老，也不得不赞叹小将们的勇气。
危楼自不例外，也应该轰轰烈烈。可是，世界上最善于搞繁琐哲学者，莫过于我们自己了。谁有资格挂，谁无资格挂，订出来五条十八款三十二项细则的标准，各街道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个人一个人过筛子。可怜我们危楼近百名居民，能够上台伸长脖颈套小夜壶者，只有范大妈等有限的几位。至于已经定性的坏人，也就死了这颗心。可半好半坏的人，或不好的好人，不坏的坏人，却十分看重这夜壶，它等于是通行无阻的腰牌。没有它马上被视为异类，成了印度教不可接触的贱民，或是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下的黑人、犹太人一样。
危楼成了一锅粥，那还了得，夜壶等于是通灵宝玉，有它不见得多好，没它可是性命交关。争的抢的，哭的闹的，好端端的，平添一段烦恼，弄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现在回头去看，危楼一部争斗史，你咬我，我咬你，恶性循环，似乎人到世上来就是咬人与被咬的。其实换一种不龇牙咧嘴的生活方式，彼此相安无事，地球也未必转得慢些。好，连有一个最最革命名字的老太，也剥夺了夜壶悬挂权。因为她散布过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
“我活了八十岁！”吴清华找绳子要上吊。
挂了几次，危楼的木头早朽烂了，硬是吃不住劲，还没等绳圈套住脖颈，便断了。大家见老太死意坚定，便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打报告。结果批下来了，四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想上吊，奈何奈何！”危楼人文化水平不高，怎么也揣摩不透“奈何奈何”的题外之意。老太自己也胡涂了，不知是生好，还是死好？手里掂着根绳子，两眼发直，已露出精神分裂症的先兆了。
S市人民至今犹缅怀死于“文革”的副书记，恐怕还在于他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其实S市的子民，最容易满足，他们并不要求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哪怕先天下之乐而乐，能够分一杯残羹给大家，也就可以了。所以，副书记对拆迁危楼的经费，被杜老挪去盖四合院，从心里觉得愧对危楼百十口人，总是不能释然于怀，时不时来Y大街，踅进J巷看看。正巧这一天，四句偈语下达，老太生死两难之际，副书记被危楼吵闹得如四级地震般摇晃不已的状态吓坏了，问了究竟，方知为了宝章差点闹出人命。这位布尔什维克一面感叹，中国人的命也太不值钱；一面更沉重地思索，革命本来平等，共产主义的目标乃世界大同，却偏偏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尊尊卑卑，等级森严，贵贱有别，层次分明。可想到自己也成了九类分子之一，不禁苦笑，真有白革了这多年命的怅然若失感。不过，小夜壶手里尚有数枚，全掏出来，交给这群鸡争鹅斗的人。
他以为本可以平息这场争吵，危楼再经不起折腾了。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些自以为是好人，脖上已挂有夜壶者，又愤激地表示抗议：“他们也有资格佩戴宝章，我们通红通红的红五类往哪儿摆？”
副书记想想也不能怪他们自恃高贵，这些年自己不也助长这可悲可怜的胎里带的优越感吗？“好了，好了，你们成份好，出身好，家庭没有污点，个人历史清白如玉的，一人可以佩戴二枚宝章！”
万岁！
于是，危楼百十口人，浩浩荡荡，成双列通过J巷，Y大街，朝十字路口进发。龙种们胸前，两夜壶撞击，叮当作响，好不荣光。非龙种们脖下，虽仅有一枚夜壶，形单影只，但聊胜于无，也足够维持心理平衡。一路上，锣鼓自然要敲，样板戏自然要唱，也许心情太激动，来不及西皮二簧，一板一眼，干脆在范大妈的手势下，只喊：“谢谢妈”三字，不言而喻，是为谢谢妈赏赐了夜壶而呐喊的。
主会场的热闹排场自不必说，“中央文革”的特派员都到场助威。杜老三一说，四一说，竟和这位大人物排上了转折亲。儿女亲家多的好处便显示出来了，如同押宝似的，门门有彩，怎么能落空呢？天气又那么好，话题就更多了。会场风光，杜老几乎独占了。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同是夜壶，区别颇大。不但象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章，有金质、银质、铜质之分，而且在重量上有三千克、两千克、一千克的不同。中国人在封建社会生活了几千年，搞这一套可算十分娴熟顺手。危楼人刚才拼死拼活争夺的夜壶，不过是十五至二十克的大路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