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与李叔同是近代史上两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旷世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苏曼殊的诗清新隽永，有“灵界诗翁”之称；其画被柳亚子赞为“千秋绝笔”；其颇具红楼笔意的《断鸿零雁记》开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之先河；其译作有拜伦的诗集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未译完），他与林纾、严复一道被推为本世纪初三大翻译家。李叔同则是我国引进西洋油画的第一人；其组建的“春柳社”，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其金石作品集《李颅印谱》让世人叹为观止；他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一道被认为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本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的歌曲《送别》一直传唱到今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早已成为经典歌曲，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他们两人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风华绝代，风流倜傥，在情场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颇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诗酒声色的遗风。然而，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风流才子，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令多少人为之感慨欷？。
苏曼殊与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两人同为南社成员。那时李叔同任《太平洋报》副刊主编，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在该报发表的。这篇抒家国之情、写身世之恨的自叙体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李叔同。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四岁时，就更加佩服这位孤愤的爱国诗僧了。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
那么，这两位旷世风流才子为何先后都遁入空门呢？
首先，苏曼殊与李叔同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风潮，他俩的遁世近佛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自然选择。
其次，他俩都有着不幸的身世。苏曼殊的父亲身为茶行买办，有一妻三妾，而苏曼殊却是父亲与家中所雇的日本女佣所生。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李叔同是父亲与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俩时时感到身为苦本，四大非我。
最后，理想抱负的破灭，是他俩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苏曼殊与李叔同早年都参加了同盟会，对民主革命一腔热血并为之四处奔波，苏曼殊还因之数遭通缉。李叔同也曾写下了欢呼革命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然而当他们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结局与故人挚友的背叛变节时，他们彻底失望了。眼看着中国的苦难无休无止，咏黄花、叹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积郁，于是便消极遁世，去佛那里寻求去妄归真的另一个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