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经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于12月9日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中日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声言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和平的原则，国民政府应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怀抱。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对国民党来说，自然是一大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当然不愿家丑外扬，于是便“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陪都”之地，在新闻管制的高压政策下，都无法揭露此事。
结果，第一个将这则惊天新闻公之于众的是民国新闻怪杰严怪愚，他是湖南《力报》采访部主任，当时正在重庆采访。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早年上湖南大学时，常用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此名来自他家乡的一种鲶鱼，此鱼习性古怪刁钻，故当地人常用“鲶鱼拐事”或“鲶拐子”来形容性情怪僻之人。严正取其谐音而用之。后来，有人指责他又怪又愚蠢。于是他索性以严怪愚为名了。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供职于湖南《力报》。1936年“三八”妇女节，二十六岁的严怪愚与大家闺秀姚家芳参加了长沙市政府举办的湖南第一次集体婚礼，这事在当时很轰动。姚家芳的父母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但严怪愚不向反对势力低头，情愿托朋友向成衣店赊账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讨好很有钱的岳父，其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严怪愚婚后半年多，曾与省府主办的《国民日报》打了一场“笔墨仗”：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逝世，国民党政府竟下令禁止新闻界著文悼念。在严怪愚的力主下，《力报》挺身而出，冒着风险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其时，刚好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与《力报》唱对台戏。罗心冰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严怪愚马上在《力报》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于是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在报端上打起了笔仗，此番论战，严怪愚明显地占了上风。老报人罗心冰万万没想不到自己会败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论战才告结束。
抗战开始后，爱国心切的严怪愚同范长江等一批热血青年记者，活跃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前线。1938年春，他作为随军记者来到徐州大战的前线，同其他记者一起受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接见。
在徐州前线，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次，严怪愚在阵地上捡到一个炮弹引线管，他不知是什么东西，拨弄了几下顺手一扔，结果“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等他清醒过来，发现右腿已被炸得鲜血淋漓了。一些士兵替严怪愚包扎伤口时取笑说：“严书生，怪愚，名不虚传。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报销了！”他也忘了疼痛，跟着众人笑起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短短的两个月的前线岁月，他采写并发表了《凭吊台儿庄》、《陇海东线》、《我们新的长城――黄河防线》等10万多字的战地通讯，用他那饱蘸感情的笔锋，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讴歌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业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同时，严怪愚还冒着“倾共”嫌疑，毅然在《力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久，在武汉，由范长江、陈侬非等人介绍，严怪愚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青年记者协会”和“中国新闻社”。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日时，国新社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消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严怪愚，于是就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说：“这可是全国乃至国际上轰动一时的丑闻和要闻，重庆各报均不敢发表。《力报》办在湖南，‘山高皇帝远’，老弟，你敢不敢斗胆捋虎须，把这个马桶盖揭开，以唤起全国民众的警觉！”
严怪愚浏览了一下材料后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必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马上予以揭露。”
当晚，严怪愚就按捺满腔愤怒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力报》总部。主编陈楚收电后，翌晨即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这篇电讯稿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严怪愚的这篇新闻稿一出，石破天惊，整个国统区都为之震动，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因抓不到远在重庆的严怪愚，只有煞有介事的掩饰，忙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连党国，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半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也改变了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中央社和各报社才纷纷报道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国民党中央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这样，严怪愚和《力报》同仁才幸免于难。薛岳则转怒为喜；自鸣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们还厚颜无耻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卫已投敌的消息；证明薛主席有胆有识，政治开明；领导有方，抗战坚决……”（1984年，严怪愚病逝之后，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八大名记者不屈不挠的一生——严怪愚猛捋汪精卫的虎须》的长文，追忆了这段往事。）
《力报》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粕卫的叛国丑闻，影响面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千份猛增到一万二千份。严怪愚因其果敢的壮举而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此后，严怪愚还曾枪挑“模范省”。
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文中说：“广西的国防确实很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还不能起飞的军用飞机足以证明；广西的建设确实很繁荣，不睁开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褴褛）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省’怪不得闻名遐迩了。”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看了，竟在广西“扩大行政纪念周”上，指名道姓把严怪愚大骂一通，并扬言要捉拿严怪愚并把他枪毙。
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他进行利诱，但都被他拒之门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去同情和支持。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代表团启程时，迫于紧张的局势，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个送行者，他就是严怪愚。第二天，上海《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
《晚晚报》因发表了严怪愚的一篇描写何键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诬陷严怪愚主持的《力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于是，报馆查封，三人遭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八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复刊，廖同意复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当即拂袖而去。后来，他们辗转到达湘西沅陵，在那里恢复了《力报》，还创办了《中国晨报》，使之成为西南抗战运动的舆论阵地。
1949年4月，白崇禧退据长沙，紧张地部署湖南防务，但对严怪愚的一“箭”之仇（指其揭穿广西“模范省”的檄文）仍然耿耿于怀，在他开列的“黑名单”中亲笔加入了严怪愚的名字，为了稳住严怪愚，白崇褡特意托人约请当时任《长沙晚报》社长的严怪愚与他当面谈谈。严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阳暂避锋芒。
1949年8月，在衡宝战役中，一介书生的严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队，象战士一样居然也端起了汤姆逊冲锋枪，与桂系王牌军激战，昔日对桂系的口诛笔代演变成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正处溃败之际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这是历史的黑幽默。
解放后，严怪愚任湖南省邵阳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兼《工商晚报》编辑；1951年任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主任兼编委主任。后任教于长沙一中、长沙师范专科学校。
在新闻界，严怪愚与范长江的感情最深。1979年，严怪愚在上海一家杂志上读到冯英子撰写的《悼长江》，才知道范长江于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死了。严怪愚怆然泪下，留下两行诗句：“往昔依稀人不见，小窗微雨立多时。”1984年3月1日，严怪愚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