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别人解释，为什么不早点去警局报案，这是人们通常都会问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如此。问这种问题的人显然没有搞明白，这其中又有什么区别呢？我逃出仓库后，过一个月，或者过十天，就算是过了两天就去警局，他们就相信我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是和一名掌握可靠证据的前FBI探员一起去的警局，结果呢？我的报案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毫无反应。
所以，那些苛责我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情况，我若是早点去报警，形势不仅不会好，还有可能更糟，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而且，我在医院里已经反复央求医护人员报警，吉恩也在罪案发生十天后就报了案，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太离谱，我是不可能有生还机会的。也许有人还会关心那些被掳走的钱，是的，我再也没有追回来，也只好作罢，就当是激励我继续奋斗的动力吧。我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倒是被撤销了，因为都是未经授权的，当然我也无法再继续使用了。
剩下的4月和接下来的5月，我基本上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和艾德联系一下。我俩既想不出其它什么计划，也没有打算再跑去警局。艾德和梅塞、卢戈、德尔加多以及那个通风报信者之间也是毫无联系，我们进入一个信息真空的状态。我打给德尔加多的电话看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案子貌似将石沉大海，补偿我的损失是指望不上了，更别提伸张正义。
5月底的时候，我接到艾德的电话，说警察找我。一对年轻富有的匈牙利夫妇被绑架了，现在已经不见踪影。有许多和我案子类似之处，警察怀疑还是同样这批人或者是其中的几个参与了此事。他们现在正焦头烂额地寻找这对夫妻，希望得到我的协助。看起来这群罪犯又找到新目标下手了，为什么不呢？反正又没人在意，不是吗？
鉴于事态紧迫，我第二天就飞去了迈阿密。吉恩在机场接了我后直接奔向戴德县警局总部，两个月前我刚去过的地方。我们一到警局就直奔重案组，这次不再是盗窃组，在那里，尼克·法布雷加斯和萨尔·加拉法罗两名探员和菲利克斯·希门尼斯警官以及州检察官盖尔·莱文还有一名FBI特工等着我们。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我陷于危难的时候，这帮家伙去哪儿了？真是有趣的形势大逆转，他们不是说我想象力丰富，尽是胡编乱造吗？我发现迪根和迈尔斯两名警官没有在场，其实我也不在乎。那对夫妻现在情况极度危险，我只想要尽己所能去帮他们。那些残忍、贪婪的暴徒这次不会再犯曾经在我身上犯的错误，所以到最后，那对夫妻不会有生还的机会。现在时间非常宝贵，早一点找到他们，挽救他们生命的机会就大一些。
加拉法罗探员向我介绍了案件的情况，这对年轻夫妻，克里斯蒂娜·弗顿，23岁，弗兰克·格力高，28岁，最后被人看见和卢戈以及他的同伙诺尔·多博在一起。那个诺尔·多博是个狂爱吃类固醇的举重运动员，也是卢戈前妻的表弟，我称作卢戈跟班的酷刑先生。那对夫妻的轿车，一部黄色的兰博基尼，被发现丢弃在戴德县，离城市西区很远的地方，人却踪迹全无。
警察们认为还是那帮绑匪所为，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复述我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回答他们连珠炮式的问题。他们给我看疑犯照片，我认出了卢戈和德尔加多。他们还拿出了艾德先前提供的那些证据，围绕这些资料对我进行询问。我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正确，只是为他们不肯在我第一次去报案的时候就相信我而感到悲痛，正是这样才最终导致这对年轻的夫妻陷入同样险境。
他们给我身上由于受刑和受伤而留下的疤痕拍了照，态度很诚恳，对于先前的做法也流露出歉意。但是由于那对失踪的夫妻依旧下落不明，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吉恩在下午就送我去机场，赶飞机回哥伦比亚。看起来，我人生的这一插曲是要接近尾声了。当飞机从迈阿密起飞的时候，我在心中为那对年轻夫妻祈祷着，希望他们能够化险为夷。但是我对可能的结局心里很清楚，对那伙绑匪以及他们的能耐也很清楚。
第二天，吉恩打电话给我说，案子已经上了《迈阿密先驱报》2，这正是我所期盼的，把事情公开，让警察集中力量搜寻失踪的那对夫妻。警察通过吉恩问我那座仓库的地点，我估计应该和卢戈存放摩托艇的是同一地方，在佛罗里达的海厄利亚3。警察随即找到了那座仓库，并且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把链锯，这可不是好兆头。媒体报道称警察对案件并不乐观，找到那对夫妇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我密切关注着每一条消息，再没有人能比我更加感同身受了。
又过了一天，最新新闻报道德尔加多和多博已经被捕了。多博很快就承认参与了对我的绑架，而德尔加多却一声不吭。警察搜查了卢戈的住所，但是他人间蒸发了。在多博的家里，找到了我的很多家具和个人物品，同时还发现一些与那对夫妻有关的物品。在卢戈和德尔加多的家里同样也搜出了属于我的东西，在德尔加多的保险箱里还有我的钱包。
这三个家伙如此自大、狂妄、愚蠢，竟然把我的个人物品当作纪念摆在家里，特别是多博还把我的家具搬到自己家，一点不怕终有一天这些物品成为指证他们的呈堂证供。卢戈的家里还搜出了有趣的东西：大量的用不同名字制作的护照。
一个星期之后，失踪的夫妻还是毫无音讯。周末的时候，我获悉卢戈在巴哈马被捕并被迅速押解回迈阿密。回到迈阿密，他向警察供出了那对夫妻的抛尸地点，希望自己的配合能够减轻量刑，不过没多久，他又翻供了。警察找到的尸体被塞进五十五加仑的桶4里，扔在戴德县西南边的运河中。
听到这个消息我悲痛欲绝又愤懑不已，这对年轻夫妻所经历的噩梦一定比我的要惨烈得多。我愈发地意识到自己是幸运的，能够生还真是一个奇迹。
吉恩的电话从此被新闻媒体和电视栏目组打爆了，这件事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初吉恩和我打定主意不接受任何采访，但后来决定还是接受一次，为了将事情澄清，特别是有关卢戈的情况，省得被人家捕风捉影。于是我们同意在电话里接受《迈阿密先驱报》的采访，我花了两个小时讲述自己遭受摧残和侮辱的经历，被写成满满两页的报道发表出来。
警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将罪犯对那对年轻夫妻行凶的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卢戈和多博先以做生意为由搭上弗兰克·格力高，在实施绑架的那晚，也就是1995年5月24日晚，卢戈和多博与弗顿和格力高在迈阿密湖景餐厅碰头，离开餐厅之后，他们决定去多博位于迈阿密湖附近的房子，当多博和卢戈想要强行获取格力高住处的报警编码时，双方发生了扭打，多博用一把锤子砸死了格力高。他们在抛尸之前把格力高的尸体放在浴缸里将血放干，据警察所述，发生命案的地方到处血迹斑斑。
这个时候，克里斯蒂娜·弗顿正在楼下另一间房间里，当她听见扭打，便开始尖叫。为了使其保持安静，他们给她注射一种马用镇静剂叫做隆朋，而且格力高似乎也被注射过这种镇静剂。可是弗顿还是继续尖叫，于是他们又给她注射了一次。这伙人现在急于从弗顿这里弄到报警编码，而且弗顿也给了他们，卢戈就和他的女朋友佩特雷斯库去格力高的住处验证编码，而德尔加多和多博就留下来看着弗顿。由于弗顿不停地尖叫，他们又给她注射了一针。卢戈和他女朋友来到格力高的住处，发现编码不对，就打电话给多博，让他问弗顿正确的编码，而多博回答说她已经冷掉了，应该是死了。
第二天，卢戈、多博和德尔加多把两具尸体装在我以前用的黑皮沙发里抬了出去，租了辆货车运到当初关押我的那间仓库。在那里他们把尸体肢解，泼上浓酸使其难以辨认，将除了头以外的部分塞进五十五加仑桶里，扔到戴德县西南部的运河，将头和手指扔进大沼泽地，而牙齿也用老虎钳拔了下来，沿途撒在迈阿密高速公路上。卢戈和多博没有从格力高和弗顿那里敲诈到一分钱，所以这对夫妻连二十四小时都没有挺过去，当初我如果也拒绝把财产全部奉上，后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