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东西共富构想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个“大政策”，共同富裕是“大原则”，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是“两个大局”，当达到“小康”的时候，要突出解决东西部差距，以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个大政策
1978年12月，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先富政策的内在含义：首先，让一部分经济基础好、有条件的地区，通过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先富起来；让一部分辛勤努力的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是被允许和鼓励的，这是我们的经济政策，他们所获得的合法收入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得到政策保障的。其次，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目的是为了让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先富是途径，共富是目标。
在当前，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具有客观必然性。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我国是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东部地区由于地势平缓，农业生产条件好，交通便利，所以经济基础雄厚；西部地区地形复杂，高寒缺水，经济基础差；中部地区地理位置上承东启西，经济发展水平居中。不仅如此，就一个地区来讲，经济发展也不平衡。甚至同一个乡，各个村的经济发展情况也不一样。企业和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不可能实现全国的同步、同时和同等富裕，富裕必然有先有后。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得快一点，先富起来，这是必然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现阶段我们所实行的分配制度的要求和体现。我们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按劳分配制度下，由于劳动者体力、智力及劳动付出的程度不同，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必然会有收入多少的差别及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一部分人自然会先富起来。另外，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中，除公有制外，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就必然要求我们的分配方式多样化。资本、技术成为生产要素，它们参与收益分配，就产生了资金性收入分配和经营性收入分配，这些收入分配形式也会形成人们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一部分有资本、有技术的人会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先富，是我们分配制度的体现，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如果不承认、不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窒息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有利使用，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运行使资源向竞争力强的企业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操纵这一过程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价值规律。部分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企业，生产劳动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占有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利益就逐渐增多，收入就多些，富裕速度就快些；相反一部分技术落后、竞争力弱的企业，生产劳动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占有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利益就会逐渐减少，收入自然就差，富裕速度自然就慢。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违背。
先富政策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三点有利影响：首先，先富现象有示范作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会为人们树立先进的目标和榜样，对人们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激发人们的斗志和干劲，于是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智力和知识结构，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先富起来的企业能提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会对其他企业造成一种竞争压力和危机感，促使其他企业改进技术、完善管理，争取获得更多的利润，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必然会推进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技术的进步，会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个地区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次，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有帮带作用。对此，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先富的帮带作用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先富者多缴利税，增加国家的扶贫基金，推动后富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二是先富者可以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带动后进者共同富裕。再次，先富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强大的经济作用。途径也有两条：一是先富的地区和企业可以吸收大量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从而间接地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发展资金；二是先富者增加了社会财富，扩大了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因此，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他们的示范、帮带和经济作用，就可以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大政策，是我们在现阶段必须坚持和履行的。
（二）共同富裕是东西共富的大原则
1.共同富裕的内在含义
首先，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贫穷。消灭贫穷是共同富裕的起码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其次，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而不仅仅是少数个人或地区的富裕。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可见，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几个阶级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再次，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奔向共同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由少数富到多数富逐渐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一个有不同发展阶段的过程，由低水平的共同富裕，达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最后，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富裕，同时同步富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共同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不是平均富裕。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人们的收入，应当依据其劳动贡献的大小有一定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对劳动成果实行平均分配；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有利益差别的共同富裕。另外，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共同富裕，而且包括全体人民在文化和精神上的共同丰富。
2.共富和先富的辩证统一关系
先富是共富的起点，共富是先富的目的。两者是途径与目标、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我们不能把二者的关系割裂和对立起来，不能离开共同富裕片面强调部分富裕，也不能离开部分富裕片面强调共同富裕。如果离开共同富裕，只讲部分富裕，部分富裕就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出现；如果离开部分富裕，只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就会偏离正确轨道，导致平均主义，导致共同贫穷。联系这两者的桥梁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避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获得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随后，我们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部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在生产力解放的前提下，我们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并鼓励他们发展，通过他们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贫富不均的暂时存在，通过先富者的示范、帮带和经济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后，国家可通过政策调整，如税收、福利等措施，千方百计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因此，没有先富，已无法实现共富。
3.共同富裕是大原则
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原则。这是因为：首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986年9月，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他又讲到：“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其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讲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生产力受到束缚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产生的。因此，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再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政治上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不搞贫富悬殊，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4.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排除产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根据邓小平对两极分化的描述，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二是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不会转化为现实性。早在1985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可见，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会产生剥削阶级，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情况。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劳动产品和物质财富按劳动贡献的多少分配给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劳动者。资本、技术等参与分配的分配方式，也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以上缴利税等形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多次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会“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而不会出现“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不会出现贫富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道路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致富，这是我们一切政策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原则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部分富裕，更不是两极分化。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还保障不出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调节过高收入，使人们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通过实行一定的政策，激励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企业向落后的地区和企业转让资金和技术，把先富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落后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对落后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从物质、技术和税收等各方面大力支援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发展经济，帮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通过对落后地区扶贫，帮助他们脱贫；还可以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避免两极分化。
（三）构建东西共富要顾全两个大局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我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新思路。1988年9月，他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谈话中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论述说明，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先行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目的是为了带动内地的发展，内地应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来时，东部就要拿出一部分力量来帮助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东部也应顾全这个大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生产力更大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而体现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正确选择局部上的突破口及其对全局发展的带动作用。邓小平在强调全局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局部利益，相反，他非常重视局部利益及其对全局利益的带动作用，问题的关键是选择好在局部上的突破口。邓小平敢于并善于选择这种带动全局的突破口来带动全局的发展。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这一论述把局部突破口对全局发展的带动作用分析得精辟、深刻。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选择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局部突破口以期带动我国内地经济发展，并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重视大局与局部的地位转换问题。他认为，大局与局部的地位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富有哲理的思想。大局与局部，其各自所处的位置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下，某个局部可能成为影响大局的性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新的大局。这时，原来的大局就成为新的局部，这个新的局部就要自觉地服从新的大局。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东西部差距却日益明显。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缩小东西部差距，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大局。如果我们不重视解决东西部差距问题，任其扩大，那么必然会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阻碍共同富裕的进程。
（四）当达到小康时要突出解决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时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这是一个在继承传统思想，反思历史教训，立足客观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将民族复兴和民生幸福追求融为一体的具有时代内涵的新概念。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地区经济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全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经济、技术、人才的基础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给予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一跃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地带和生长区，从而远远地把西部地区甩在经济发展的后面，使得东西部差距急剧拉大，这种急剧拉大的差距几乎涉及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与内地经济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呈加速扩大趋势，而且绝对差距的扩大速度比相对差距的扩大速度更快。从理论上说，地区经济不平衡是国民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现象，但事实上，沿海和内地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协调发展，必然造成多方面负面影响。
第一，东西部差距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格格不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东部已经比较富裕了，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还处在欠发达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不少地方没有完全摆脱贫困。如果东西部差距无限拉大和过于悬殊，必然造成东西部地区的两极分化局面，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认真对待和正确解决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
第二，东西部差距拉大将会制约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水桶理论”认为，水桶的容量同构成水桶的最短一块木板的长度密切相关。同样，就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或长远来看，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只有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时，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效应才能进入最佳状态。否则，低发展水平的地区将会制约高发展水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其一，东西部差距过大会影响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影响产业的空间转移与扩散，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应当看到，如果任凭东西差距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增长必然缓慢，消费品市场必然疲软，从而东部地区产品的市场必然缩小。中西部地区由于资金、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必然降低，产品成本增高，竞争力下降。这样，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成本必然高于国际市场，从而迫使东部地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这又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必将损失我国从区域分工中应当获得的收益，对我国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其二，东西差距过大，必将最终会影响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之后还要继续向富裕型迈进，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更加艰巨。加之千百年来战乱、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原因，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并有逐步向东推移的趋势。这不仅对西部地区，而且也给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不遏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就没有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的现代化，也谈不上全国的现代化。
第三，东西部差距拉大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来看，东西部差距的扩大必然会从政治上影响国家的稳定，在边疆地区还会形成离心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少数民族地区则会引起民族矛盾，损害民族关系。一方面，东西部差距过大，必然会给西部地区干部群众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挫伤这些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延缓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多属于少数民族所在地和边疆地区，如果东西差距过大，还可能会导致一些民族矛盾。不仅如此，还会给境内外分裂中国的人以口实。在西藏，西方支持的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鼓吹“西藏独立”，如此等等。这些民族分裂主义者都企图将东西经济差距转化为东西政治、民族分裂和分化。由此可见，加快中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而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各民族共同富裕了，就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就会大大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巩固祖国边防，这样就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
可见，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和解决东西部差距的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这一论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为解决中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一论述的具体体现。
如何缩小东西部差距？
第一，加快西部地区体制创新。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的差距所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体制上的变迁和创新密切相关，由于企业的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效应，这三方面在促使东部经济腾飞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迟缓，恰恰是由于体制的落后以及上述三个方面的制约造成的。因此，西部的崛起应从体制创新入手，加大改革力度。其重点：一是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步伐；二是加速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有经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各种机制的需要；三是要打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树立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新思路；四是构建西部开发的资本运行机制，实施有利于西部发展的各种政策，建立和完善各种法规，以保障西部开发的顺利进行。
第二，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东部与西部发展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经过调整而日趋合理，经济增长比较显著。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型结构，加工工业比重很小，产业技术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区要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同的资源和物种特点，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发挥自身优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同时，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第三，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是东西部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而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严重的贫困使得东西共同发展遇到了很大障碍。西部贫困地区脱贫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继续实行“温饱工程”，加快脱贫步伐，促使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二是积极改善贫困地区人口的生存环境，为实现温饱解决之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三是积极进行产业开发，增加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水平；四是因地制宜地选择移民开发、科技开发、劳务输出等扶贫开发道路，彻底实现扶贫开发模式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五是多渠道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大力培养中低档专业人才。
第四，调整区域经济关系，建立东西合作新体制。缩小地区差距，振兴西部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大东西部经济联合与合作的力度。因为东西部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在生产要素、产业和产品等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这就使双方在经济上有可能加强联合与合作。联合与合作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由双方企业共同唱主角，决不能用行政命令“拉郎配”。联合与合作的内容，从三大产业、资源开发、产品加工、生产经营到科技、咨询、信息以至市场培育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应当是全方位的。在形式上，既可以是东部企业西进，在中西部办厂，也可以是中西部企业东进，在东部开设窗口或网点；也可以实施企业兼并或改造等等。还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东西合作的支持系统机制与政策，并把优惠政策系统化、规范化、法律化，使东西合作有坚实的法律保障。西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省市区的联合，发挥区域优势的同时，增强竞争能力。近十多年来，西南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和西北五省区联合协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通过加大合作力度，促使东西部之间和省区之间的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双向流动、相互渗透、合理配置，从而加快西部前进的步伐，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健全城市体系，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和带动功能。大量事实表明，西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拉开差距，城市欠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之所以发展快、经济水平高，这与区域内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城市工业的辐射有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与该区域内城市少、规模小、密度低，扩散、辐射能力差，城市中心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直接关系。因此，缩小东西发展差距，必须加快建设步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同时必须注重省、地政府所在地及边境口岸城市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以此为依托和据点，向周围辐射，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辐射器”，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六，加快跨区域的交通干线建设，构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沿海与内地协调发展。交通闭塞、客货运输困难、信息不畅是制约内地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通过交通干线建设，我国沿海与内地将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各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第七，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大开发，不能沿用旧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老办法，应根据“两个转变”的要求和西部地区基本区情，提出并制定符合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新思路、新对策。在开发原则上，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大思路，将其与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贯彻实施统筹起来考虑；在开发力量上，形成地区自身努力、国家和东部地区帮扶的开发合力；在开发重点上，由过去主要开发自然资源转变为既开发保护自然资源，又开发科技、信息、市场等多种资源；在开发时序上，要有规划、有步骤、分阶段推进，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在开发布局上，既要着眼于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第八，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还必须研究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和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借鉴先进的发展经验，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一条捷径。
综上所述，我们要以邓小平东西共富构想为指导，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在继续加快东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缩短东西部差距。只要中央和地方，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先富起来的人和未富起来的人，都为着共同的目标奋发图强，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就能立于世界发达民族之林。
主要参考书目：
1.张春山主编：《东西共富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陈栋生著：《西部崛起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
3.倪健中主编：《东西论衡》，中国社会出版社。
4.胡兆量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对策》，清华大学出版社。
[许门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