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名字，不仅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和陕西这块黄土地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在70年的风雨征程中，陕西是他涉足最多的省区之一。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艰难岁月，还是在热火朝天社会主义建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邓小平始终关心和关注着陕西这块黄土地上的发展和变化。巍巍秦岭，滚滚黄河，将永远诵说着邓小平与三秦大地的依依之情。
（一）回国革命第一站
邓小平一生进出陕西十多次，第一次来陕西是在1927年的3月，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在西北的革命力量，先后派出不少共产党人来到陕西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年底，那时还叫邓希贤的邓小平，奉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提前结业前往西安。他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乌兰库德，经乌兰巴托到黄河上游的银川，乘火车、坐汽车、骑骆驼、跨战马，万里艰辛，终于在第二年阳春三月抵达古城西安，西安成了邓小平回国革命的第一站。
刚到西安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被誉之为“西北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小平负责做政治工作外兼讲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说，年仅23岁的邓小平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历史典故和浅显的比喻讲出来，学员一听就懂。他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的革命经验，要求每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纪律，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作风，使学员在谈笑之中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于5月19日应陕西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之邀，作《苏俄之近况》的报告。他的报告有声有色，极富有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号召青年投身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与会青年深受鼓舞。6月12日，陕西省立一中召开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会，邓小平应邀到会讲演，宣传革命与科学。他把军校教学与社会宣传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中山军校在史可轩、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到7月，学校已有党员100多人，为西北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1927年6月底，邓小平随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国民军联军离开西安，东征中原，进行北伐。冯玉祥“清党”后，邓小平离开陕西辗转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参加了中央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团省委书记张金印、省委常委王松年前往上海，准备出席党的六大。潘自力等在上海向中央作了《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李维汉及邓小平会见了陕西代表，研究陕西的工作，指示陕西省委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询问中山军事学校和一些同志的情况。潘自力随即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军校后期的情况。邓小平边听边问，当得知军校在冯玉祥“清党”时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转战陕西蓝田、商洛一带山区，兵权仍掌握在党的手里时，高兴地说：“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一定要保存好这支革命力量。”
在党中央指示下，1928年5月，这支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这次起义，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虽然失败了，但烈士鲜血哺育了陕西革命的一代精英，为以后创建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锻炼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红军将领。1988年在渭华起义60周年之际，邓小平情系三秦，深切怀念牺牲的中山军校师生，欣然题写了“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十个大字，以示纪念。
邓小平与陕西的革命军事力量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前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刘伯承、邓小平等各方面的具体帮助下，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抗战中直接受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原十七路军（后改编为三十八军）各部先后宣布起义，加入到人民军队行列。1946年9月，奉中共中央命令，起义部队在邯郸宣布成立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投入到人民解放战争的斗争中。在刘、邓指挥下，三十八军参加了上党、平汉、豫北、豫西、淮海等战役和进军陕南的战斗。
在陕西军事斗争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陕西革命史将记下这光辉的一页。
（二）四进四出圣地延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现为吴旗县）。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住在彭沟门一带。还未到陕北前，邓小平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也许是到了根据地心情极度振奋的缘故，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吴起镇“切尾巴”战斗。10月下旬，邓小平随部队来到甘泉下寺湾。中共中央在此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决定红一军团同由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师，部署直罗镇战役。邓小平此时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1月初，在彭德怀指挥下，他随部队到达富县北道德一带，在东村周围打土豪，攻寨子，扫清了地方反动武装；筹措粮秣，准备担架，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直罗镇战役打响后，他在大峁梁参加战斗。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红军主力出师东征，邓小平从延安临镇经延长、延川渡过黄河随一方面军作战。东征胜利后，他随部队从山西永和、大宁经清水关西渡黄河，驻扎在延川禹居一带。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计划》。19日，左权、聂荣臻、朱瑞等和邓小平率红一军团从延川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会同红十五军团相继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豫旺、环县、曲子、华池、固原地区，使陕北根据地区域扩大到纵横700余里。在此期间，邓小平奔波于陕、甘、宁、晋四省边界一带，为巩固西北根据地，戎马倥偬，置生死于度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0日，邓小平随彭德怀、任弼时率领的主力红军一起南下。红军从陕、甘、宁交界地区出发，冒风披雪，昼夜兼程，直指西安。左、中、右三路红军于1937年1月上旬分别到达咸阳以北的泾阳、旬邑、淳化、耀县、三原等地。邓小平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聂荣臻、徐海东、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程子华等领导人随队驻防于旬邑、淳化、泾阳县等地开展工作，达八个月之久，为加强西安事变后形成的“三位一体”军事战略防御联合体系，巩固西安事变的巨大成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2月改任一二九师政委，并担负领导地方党的工作。9月6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邓小平和左权副总参谋长随部队经蒲城、澄城到韩城，在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其间（曾三次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央重要会议）都是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9月他回到延安。29日，在桥儿沟参加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对敌后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2月下旬，邓小平重返抗日前线。
1939年7月，邓小平第二次奉命回到延安，参加7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意见书。7日，中央发出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当日，延安各界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公祭阵亡将士，邓小平、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作讲演。邓小平在讲演中指出：“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个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了敌人九个师团，连伙夫都深明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敌的。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边，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邓小平的讲演赢得了阵阵掌声，鼓舞和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投降主义及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的信心。
邓小平这次回延安，与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比邓小平小12岁的卓琳与邓小平相敬如宾，患难与共，堪为楷模，正如英国原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所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1945年6月，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奉命回到延安。他是刚刚结束的党的七大新当选的44名中央委员之一。6月19日，他参加了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全会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七大确立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8月，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新成立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8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肩负着党的重任乘飞机离开延安，返回晋冀鲁豫解放区。
（三）为发展陕西基础工业倾注心血
新中国建立以后，邓小平十分关心和重视陕西的建设和进步，关怀和支持陕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1952年到1984年，他曾多次利用来陕视察和过路暂憩的机会，对陕西工作作出过许多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无不体现出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前苏联为我国援建了156项大中型建设项目，习惯上称“156项工程”。在这156个项目中，建在陕西的有24项，主要是军工项目，有17项，其余为民用项目。这24个项目涉及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电器、电力、光学制造和煤炭开采等。这对基础工业一向薄弱的陕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1957年三四月间，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来陕视察，检查“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为了注重实效，对此行他不让报道，不叫张扬。视察期间，他不仅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中诸如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乘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视察后，邓小平分别在3月23日和4月8日两次召集省、市和各地区领导干部会议，就陕西的经济建设和西安的城市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的许多宝贵的意见，至今仍不失为值得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讲话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已分别以《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这次来西安看到城市建设比1952年来时变化大，感到很高兴。他说，不能否认，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我们的成就。他针对陕西省和西安市以及全国其他一些兄弟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针对一些建设项目一味追求“贪大求全”，“气魄大，牌子大”，浪费现象严重，钱花得不适当，“公子少爷的味道足”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需要“勤俭建国”的精神。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他建议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上海看一看，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时至今日，邓小平这段讲话已经过去了近50个年头，这对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精神发祥地的陕西党、陕西人民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啊！
邓小平十分注意建设中的人才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干部要学习科学，学会建设的本领。他指出：我们党的干部懂得改造自然，搞建设的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低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他同时指出，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标志着我们党“以苏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通过对陕西国有工业企业的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陕西几年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形象地比喻为“骨头”和“肉”，认为陕西这几年建设的布局是“骨头”多而“肉”少，提出不能光有“骨头”没有“肉”。对张德生这一提法，毛泽东、周恩来都很赞赏。直到张德生逝世五年后的1970年3月，周恩来还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张德生50年代就提出陕西平坝子有‘骨头’没有‘肉’，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很赞赏。”
邓小平通过这次在陕西视察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但对张德生这个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肯定，而且对如何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说：“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不少，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
西安有个城隍庙，地处古城繁华的西大街中段，自明清以来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庙设店，富有特色，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百货日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商贾摊贩，市民游客终日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邓小平参观后说，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要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修建文化娱乐场所，满足群众的需要。他还说：“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视察陕西期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在建设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指出：过去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党的领导，现在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此，他强调，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
在结束这次对陕西的视察和检查时，邓小平热情勉励陕西的党员和干部一定要像过去领导革命那样领导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建设好陕西。这是多么殷切的希望啊！
时隔九年后的1966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邓小平再一次来到陕西，这是他“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到外地视察。这次来陕，是受党中央委托，视察“三线”建设，到现场解决问题的。可悲的是，后来“四人帮”一伙却把邓小平的这次“三线”视察诬蔑为所谓“二月兵变”的组成部分，把列入国家计划的某些建设项目诬蔑为“黑项目”，真是荒唐至极。
早在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时，陕西就开始步入大规模现代化国防科技迅速发展时期。经过短短的几年建设，陕西已形成一个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工业服务，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地区。这一次邓小平在李富春、薄一波的陪同下，带领中央20多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来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年过六旬的邓小平不顾劳累，连日奔波，先后视察了在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如三机部的六院第八、第十二等研究所和庆安机械厂等。西飞公司现珍存的历史资料和照片，详细地记述了邓小平当年视察西飞时的情景。
此时的西飞，经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医治了“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造成的严重创伤，基本建设即将竣工，“轰六”飞机试制全线铺开，形势大为好转。
这天，先期到厂的航空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和工厂有关领导早早地等候在西飞门口。孙志端厂长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汇报材料，和孙部长议论着什么，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
邓小平来了！一同前来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薄一波，以及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有关党政府负责同志。他们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秋里、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乐、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惊喜的人们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邓小平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容光焕发，步履矫健，虽然他已是62岁的人了，看上去就像40多岁。
接待室非常简陋。在一圈普通的木制靠背椅的中间，摆放着工厂主要建筑物模型的沙盘，李溪浦总工程师首先在沙盘前向邓小平介绍了工厂建设的情况。
接下来，孙志端厂长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他从工厂设计规模的变化，讲到基本建设即将竣工；从零备件生产，讲到“轰六”飞机全面研制；从贯彻“工业七十条”，讲到执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方针；从领导班子的决心，讲到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邓小平神情专注地听着，时而点头赞许，时而插话提问。当听到工厂设计规模最后调整为年产40架“轰六”机时，邓小平说，有没有可能通过加强管理，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年产量达到60架，或者更多一些。当听到工厂即将建成，“轰六”计划两年后上天时，邓小平说，一定要汲取基本建设返修回固、劳民伤财的教训，把产品质量搞好，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求速度。
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厂区。在钣金厂房的镟压机旁，他亲切地和工人握手问好；在机加厂房的起落架车间，他倾听着“轰五”飞机起落架生产情况的介绍；在试飞院参观中，他和一位年轻的女技术员拉起了家常。邓小平问：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生活、工作情况怎样？女技术员答：由南京航院毕业，生活逐年好转，工作日益长进。邓小平听后，欣然笑了。
视察的队伍驱车来到了试飞机场。在起飞跑道北侧的草地上，摆了一排排木制桌椅，中央领导同志坐下来观看战斗机飞行表演。孙志远部长拿出一叠中外飞机资料，紧挨着邓小平翻阅着、介绍着，对国内外飞机进行着比较，邓小平认真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视察结束后，在试飞院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邓小平同阎良地区航空工业各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合影留念。这时，听到消息的职工群众纷纷云集在马路上，希望在邓小平离开时，目睹他的风采并欢送中央领导一行。下午2时许，邓小平一行离开西飞公司。面对欢送的人群，他微笑着招手致意。西飞人挥动着手臂，目送国家领导人登上停在铁路专用线上的专列离去。
人们希望邓小平还有到西飞厂来的机会。谁料想，“文化大革命”开始，政治风浪把邓小平由人生的巅峰无情地甩向命运的谷底。就是这样一位革命老人，在经受了“三落三起”的政治磨难之后，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荣誉称号赠予了他，以表达对这位革命老人深深的敬意。在陕期间，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了有国家“三线”建设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有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有西北“三线”建设负责人及西北局、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研究了西北特别是陕西的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发展问题。此后，陕西的航空、航天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火箭发动机制造、卫星测控中心等相继迁建陕西。由此可见，陕西的现代化工业，特别是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等重要基础工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如此辉煌的地步，无不凝结着邓小平的心血。
（四）关怀陕西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陕西这块黄土地，既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数千年的黄土文化蕴涵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承载着辉煌的革命历史传统。邓小平对三秦大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永远迸发时代气息的延安精神情有独钟，关怀备至。1927年3月，当他第一次来到陕西，漫游古城时曾称赞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古城墙、钟鼓楼、碑林……个个都可与法兰西驰名于世的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相媲美。解放后，邓小平每次踏上三秦大地都要尽量安排时间，轻车简从，到重要的文物遗址、纪念场馆视察参观，检查指导，每每露出赞叹的笑容，留下宝贵的指示，为陕西如何开发、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指明了方向。
1966年邓小平来陕视察“三线”建设期间，抽出时间专程到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革命圣地延安视察。当他看到面貌已经大变样的延安到处是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时，和一同前来的李富春、蔡畅等“老延安”笑逐颜开，不停地指点着延安的一山一水。
邓小平在延安视察时，来到延安纪念馆、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等多处革命旧址。他十分关心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对解决和扩大馆室场地、设施、内容和照明作了许多宝贵指示。对展室内容中一些有关历史事件、照片、说明、文物作了详细的回忆和订正。邓小平在延安期间，还接见了一些干部、战士、工人、师生和老红军代表，和聚集在宝塔山下南关体育场的数千名延安群众见面，握手致意，一起合影留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两次利用陪同外宾，到外地视察路过陕西小憩的机会，接见陕西党政领导，对陕西的改革开放及经济、文化、科技、文物保护、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寄予殷切的期望。
1980年盛夏时节，七月流火，暑气逼人，正值党的生日这一天上午，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在省长于明涛的陪同下，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因刚开馆一年，接待室十分简陋，没有空调，没有电扇，76岁高龄的邓小平不住地擦着汗水。工作人员只好找来两把扇子给他扇凉，他一再谢绝。邓小平一边细听秦兵马俑的出土和建馆情况介绍，一边询问如何搞好文物保护的措施。在观看出土文物的时候，工作人员取出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拿给邓小平观赏，并详细作了介绍。这把剑虽然埋在地下2000多年，出土时却锃亮如新，没有一点锈迹。而这种铸剑工艺德国是1937年，美国是1950年才先后申请专利，而我国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就创造了类似的工艺，这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邓小平对这把青铜剑很感兴趣，看得特别仔细，听得特别认真。工作人员请他亲手拿起剑，他却难为情地说：“那可不行，你们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工作人员给他戴上手套，他很高兴地将剑接到手中仔细端详并连声说：“好、好，真是太好了，我们秦代就有这么高的科学技术，真是了不起！”目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经过25年的艰苦创业和挖掘建设，出土文物、馆容、馆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都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关于重视人才的方针的结果。
从兵马俑博物馆回来的第二天清早，天还下着小雨，这给酷热多日的古城带来了些许凉意。邓小平又兴致愉悦地驱车来到西安市内的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是我国碑石文物精华荟萃之处，其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在南郊大雁塔西北附近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没有建成，当时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设于此，相当一批国家级文物在这里展出。邓小平参观“周秦汉文物展”石刻馆和汉画像石后，又来到唐昭陵六骏展前参观，仔细听完了一段动情的讲解。“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过程中所乘六匹坐骑的写真浮雕。这组珍贵的石刻，可以说是唐王朝蓬勃向上，初步走向强盛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艺术和智慧的体现。1914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卑士薄假考察之名来华，勾结中国古玩奸商和地方官吏，以24万银元盗买了六骏中最优秀的“飒露紫”和“拳毛马呙”二骏。四年后，卑士薄再次来华，卑劣地把其余四骏浮雕锯成四块，装在箱里准备偷运境外，幸被昭陵所在地的礼泉县人民发现而阻止。
展室内异常的安静，邓小平和他一行所有的人都被那动情的讲解所感染，邓小平手中的扇子也停止了摆动，他一言未发，却神情严肃，陷入了沉思。
邓小平观看东汉《曹全碑》、唐欧阳询书《皇甫诞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等著名书法艺术碑石时，满意地点着头，露出了微笑。邓小平对隋唐文物很感兴趣，对唐代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开放的丝绸之路等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邓小平在贵宾室仔细认真观赏了几件未展出的库藏国宝，对灿烂的历史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佩之情。听着专家的讲解，时而显出惊叹的神情，时而露出高兴的笑容，时而不住地点头。
更为令人可敬可佩的是，邓小平在两天的参观中，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观众。不搞前呼后拥，和陪同人员一起乘坐面包车，前面只有一辆普通的北京吉普车带路。他一再叮咛不要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要干扰群众的参观。在碑林博物馆，他还让警卫秘书专门到大门口询问证实是否对广大游客正常开放，体现了伟人多么深厚的群众观念。无声的行动，给我们指明了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才是文物保护、展出、利用的服务方向。
[许发宏姚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