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受罪了，不用发言了，”波诺马连科说，“我们想给您提个建议。我们在中央政治局刚刚批准您为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您对此有何意见？”
“我愿意执行中央的指示。”库纳耶夫说。
“我们也这样想。”勃列日涅夫满意地点点头。
“现在我们就去中央委员会，把您介绍给赫鲁晓夫。您准备十分钟吧。”波诺马连科说。
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向第一书记汇报共和国的情况，解决了几个问题。赫鲁晓夫祝库纳耶夫取得成功。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
垦荒之事处于赫鲁晓夫经常性的监督之下。他频频前往哈萨克，与共和国的积极分子举行会议。他的右首坐着勃列日涅夫，左边则是波诺马连科。大家发现，波诺马连科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甚至眉头紧皱，不与赫鲁晓夫说话。而勃列日涅夫则相反，总是不住地朝赫鲁晓夫方向点头，情绪很好。这在日哈列夫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当年日哈列夫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农业部工作。
波诺马连科力争与哈萨克作家们建立友谊，常常阅读现代哈萨克文学作品。有一天，库纳耶夫来到波诺马连科那里，准备一道去著名作家奥埃佐夫家做客，突然高频电话机响起。
波诺马连科讲了几句话后对库纳耶夫说，是赫鲁晓夫打来的电话。他的心情被破坏了。这位哈萨克第一书记承认：“与赫鲁晓夫一道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数日之后，同样是库纳耶夫在场时，从莫斯科打来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电话，波诺马连科结束通话后说：“您还记得我向您说过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吗？现在和莫洛托夫交谈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他们要强迫我转行搞外交工作，我即将去华沙。”
他叫来助手，吩咐准备飞机。数分钟之后助手报告说，飞机准备三个小时后起飞。波诺马连科召集政治局委员，宣布他奉召前往莫斯科，向他们道别。
到机场送别波诺马连科的只有库纳耶夫。政治局委员中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波诺马连科离开哈萨克后，日哈列夫和中央委员会农业部的同事去见勃列日涅夫，送交积极分子例会的材料。勃列日涅夫的会客室里坐着他信赖的助手戈利科夫。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农业部部长委婉地对勃列日涅夫说：
“把波诺马连科召到莫斯科，现在工作更加困难了。”
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可他在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更为轻松。”
勃列日涅夫很爱记仇。1965年，他下令让波诺马连科退休，尽管波诺马连科本来担任的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职务。退休金领取者波诺马连科比勃列日涅夫活得更长久……
波诺马连科离开后的1955年8月，勃列日涅夫当选为哈萨克第一书记，新西伯利亚州委的雅科夫列夫被派来担任第二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垦荒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往往在中央委员会坐到后半夜，经常去共和国各地巡视。
日哈列夫回忆说，有一天深夜勃列日涅夫被从塞米巴拉金斯克送往阿拉木图的医院。起初他感到很难受，头晕，结果失去知觉，跌倒在地。回来上班后他解释说，在出巡一个州时三天没睡觉。另一次，他在切利诺格勒身体不适，清醒过来时已躺在担架上。
在一定意义上，勃列日涅夫并不走运。1955年出奇地艰难，在垦区被称为“绝望年”：大旱，整个夏天滴雨未下，哈萨克的庄稼全部枯死，但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并未抱怨。相反，他更加同情自己所提拔之人。而勃列日涅夫也没有继续在哈萨克工作多久。
在最高领导集团里站稳脚跟
年轻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仪表堂堂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政治局委员中鹤立鸡群。招人喜欢的外貌有助于他们的升迁。斯大林（尤其是在垂暮之年）喜欢面貌英俊、形体健美的年轻将军。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敏感的政治家。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总能准确无误地站到胜利者一方。而谢皮洛夫则认定怎样公平正直便怎样行事，实质上是个天真之人，尽管已经不止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
1956年2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为哈萨克党组织的领导人发言。但会后他却没有返回阿拉木图。在2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像1952年一样重新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在莫斯科饭店419房间内，哈萨克代表团衷心地庆贺勃列日涅夫高升。
勃列日涅夫如今重新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集团。他当选为中央书记之际，主管强力机构的阿里斯托夫送来他的专案文件卷宗，他们一道将其付之一炬。
勃列日涅夫深感幸福美满。苏联领导人的首席翻译苏霍德列夫初次见到他时就是这幅神情：“比中等身材略高，结结实实，英姿勃勃，梳着浓密蓬松的背头，浑身放射着健康与活力。”
“苏维埃”饭店里举行招待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将勃列日涅夫介绍给一个随时准备帮助与外国人交往的译员小组。
“勃列日涅夫扫视了我们一眼，”苏霍德列夫回忆道，“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打招呼，然后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弯起胳膊伸向塔季扬娜——我们小组唯一的女翻译。
‘好极啦！我正好需要一名女翻译，’他以一口悦耳而低沉的声音说道。
塔季扬娜是我们当中机灵勇敢的一位女人，她当即挽住他的胳膊，于是勃列日涅夫迈着始终矫健的步伐，带领着她朝大厅走去。”
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表明，勃列日涅夫起初几乎从不发言，更多的是倾听。与诸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朱可夫、布尔加宁之类的重量级人物在一起，他感到缺乏自信。但赫鲁晓夫需要他这样的忠心耿耿之人。赫鲁晓夫时而让他参加这个委员会，时而参加另一个委员会——研究国家计划或草拟匈牙利事务方面的文件。
勃列日涅夫作为中央书记，常常收到党中央机关各部门的报告，并需要他一一作出回应。
1956年7月6日，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向他呈送关于杰出钢琴家里希特出访民主德国的报告。东德领导人请求苏联文化部派遣里希特参加音乐家舒曼百年诞辰庆祝会。
但国家安全机关的人不愿意派里希特出国：“里希特的父亲（以民族而论是德国人）在1941年被国家安全机关枪决。据现有资料母亲（俄罗斯人）已移居西德，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里希特本人实际上是单身，没有孩子，他与女歌唱家多尔利亚特的婚姻未经登记，周围的人并不特别赞成，他们过着封闭式的生活。”
报告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学批评家、未来的《外国文学》杂志主编留里科夫写的。斯大林在世时，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当年“因为包庇戏剧批评家反爱国主义集团”被解除职务。留里科夫提醒说，里希特曾多次受到外国邀请，但都被以种种借口不予放行：
“里希特认为国家机关不信任他，所以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音乐会上演出，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演奏越来越差，不久前甚至在音乐学院小礼堂的音乐会上中断演出。
由于上述原因，苏共中央文化部认为，可以同意苏联文化部关于派遣里希特前往民主德国的建议，不过附有一个条件：须派出苏联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这是一个灵活的办法。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以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钢琴家便处于克格勃的监护之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应由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承担责任。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里希特甚至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1956年10月27日，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建议对《哲学问题》杂志所发表的论述戏剧创作艺术和戏剧的一篇文章组织批评性评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该文中发现“对国家和党务机关的干部不加区分地进行贬低和诋毁”。
报告送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的案头，他加上了“同意”的批示。但波斯佩洛夫只是一位“普通”书记。公共部认为单有他的意见还不够，便将报告上报勃列日涅夫——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随后他的助手戈利科夫加了批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不反对。彼·尼·波斯佩洛夫同志同意即已足够（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于五十寿辰之前的12月18日，因为对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杰出功勋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
1957年1月2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坚决支持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改对工业和地方建设的部门管理原则：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报告中所阐述的看法很正确。地方上一批优秀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
反对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撤销中央各部的，实际上只有莫洛托夫一人，他虽已不再担任外交部长，但仍是主席团委员和政府副主席。他常常与赫鲁晓夫发生争论。赫鲁晓夫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都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
1957年2月13—14日，中央全会肯定赫鲁晓夫的设想。5月10日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撤销10个全联盟部和15个联盟-共和国部。所有隶属于这些部的企业都移交给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共建立105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七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将此次改组归咎于赫鲁晓夫，并恢复解散了的各个部。
由于与赫鲁晓夫关系良好，勃列日涅夫在机关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相对而言，他已经属于“资深”书记之列。
当1957年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决定推翻赫鲁晓夫之时，勃列日涅夫挺身而出，坚决保卫赫鲁晓夫。6月18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那些人数落了赫鲁晓夫一连串过错。
形势对赫鲁晓夫不利。主席团表决时，以7票对4票赞成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赫鲁晓夫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
会议之后，他与自己的拥护者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一起制定反攻计划。
赫鲁晓夫准确地预料到，中央委员们（州委书记们）在反对老革命战士的斗争中将会支持他，原谅第一书记这样违反纪律的行为。
在帮助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是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朱可夫动用军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们接到莫斯科，而谢罗夫则向他们指明行动的正确方向。
在中央主席团大吵大闹开会的第一天，勃列日涅夫突感身体不适，心脏疼痛，医生们将他接走，诊断为心肌疫源性改变。
他向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声明：
严重的心脏病突发使我卧床不起，而且浑身无力，医生严禁起床。令我倍感痛心的是，参加前两次会议之后，我已无法继续出席本年7月19日和20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因此我认为，发表本声明是我自己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同志的发言表明，分歧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具有制造分裂的性质，触犯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这类问题已无法在中央主席团内解决，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我深信应当在我党中央全会上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作为苏共中央委员，我坚决要求立即（1—2天内）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勃列日涅夫的声明散发给了党的领导成员。
临近全会之前，勃列日涅夫感觉身体稍好，便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据多数。其余的人看出了谁占上风，当即站到胜利者一方。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对马林科夫说：
“您对干部实行的是生物性选择。因为您在选配干部时奉行宗谱原则，根据爷爷、奶奶判定他们的能力。在这个方面，有多少人身受其害啊！”
赫鲁晓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在中央十月全会上对他们实行了审判。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被追究罪责不乏理由：参与大清洗，反对二十大决议，坚持对斯大林的崇拜。加罪于同样批评赫鲁晓夫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谢皮洛夫便无从谈起了。
会场里有人向谢皮洛夫大喊大叫，说有同志看见卡冈诺维奇的汽车追上他的汽车，他坐到了卡冈诺维奇的车里。这不就表明他们在商量反对赫鲁晓夫吗？
谢皮洛夫不胜惊讶地回答道：
“我们可是常常会面，一道散步，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而且我和卡冈诺维奇在别墅村本是邻居。”
这时勃列日涅夫开言了：
“17日白天我有公事，往办公室给你打电话。你的助手说，你早就去克里姆林宫了。我问：在谁那里？说是在卡冈诺维奇同志那里。你在他那里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会场上响起阵阵兴高采烈的说话声：
“去卡冈诺维奇那儿了吗？”
“没有，”谢皮洛夫试图加以澄清，“现在是将一个时间的事情转移到了另一个时间，并且以扭曲的形式加以想象。”
无论勃列日涅夫或谢皮洛夫，都是戴着将军肩章从战场上归来，有别于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后方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颇具优势。
年轻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仪表堂堂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政治局委员中鹤立鸡群。无论对于勃列日涅夫抑或谢皮洛夫而言，招人喜欢的外貌都曾有助于他们的升迁。斯大林（尤其是在垂暮之年）喜欢面貌英俊、形体健美的年轻将军。勃列日涅夫也好，谢皮洛夫也罢，都是斯大林和后来的赫鲁晓夫一手提拔并引为亲信的。
1957年，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已经是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再上一级台阶，再跨出一步，他们也就会成为核心人物。两人都并非清心寡欲之辈，而是热爱生活的人，在女人面前左右逢源。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仅此而已，各自的道路则迥然不同。
勃列日涅夫酷好多米诺牌戏和觥筹交错的酒宴，与一同消遣的党委书记同僚无分彼此。谢皮洛夫教授论专业是一位经济学家，谙熟音乐、戏剧、文学。一有合适的机会，便会抛开一切，匆匆赶往大剧院观看首演。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敏感的政治家。在夺权斗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总能准确无误地站到胜利者一方。而谢皮洛夫则认定怎样公平正直便怎样行事，亦即实质上是个天真之人，尽管已经非止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
谢皮洛夫丢掉了所有的职位，住进了包特金医院，随后则被打发去伏龙芝市担任吉尔吉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1957年6月29日将“反党集团”开除出最高领导层的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成为中央主席团拥有全权的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