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伊利延科的影片《一只有黑斑的白鸟》于1971年上映。它描写的是喀尔巴阡农民在战争转折时期和战后年代的命运，当时一些人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另一些人则逃入深林，与莫斯科方面展开厮杀。斯图普卡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班杰拉分子兹沃纳里。
1972年3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直持续到很晚。安德罗波夫发言，谈到敌人的宣传、阶级和思想斗争的激化、境外不良信息的渗透和非法出版物的传播等情况。
谢列斯特建议限制外国旅游者入境、国际电话自由通话和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苏斯洛夫意味深长地指出：“原先都谈我国已经没有政治犯了，这麻痹了克格勃的警惕性。必须对我们的敌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
波德戈尔内对安德罗波夫缺乏好感，不希望扩大他的权力：“我不支持关于增加人员尤其是加大克格勃获取政治情报的权力的建议。意识形态战线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管。”
勃列日涅夫顺势指出，谢列斯特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歌颂哥萨克，宣扬不合时宜的旧时代的东西。“据说，乌克兰西部的一些地方，班杰拉分子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扬眉吐气，人数已多达五万之众。”
索洛缅采夫反对一些城市设立城徽、开展名胜古迹旅游。他也发表了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
“共和国内的许多招牌和通告都使用乌克兰语，它比俄语好在什么地方？只会歪曲俄语。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马舍洛夫说：“恢复和歌颂旧事物，这不是我们的精神。”
乌克兰政府首脑谢尔比茨基以自我批评的口吻指出：“我们本身在共和国内对待干部提拔的态度就不够谨慎，通常都采取依靠乌克兰人的方针。”
柯西金一如既往地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当时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的艺术、戏剧、电影中，许多东西都严重背离我们的思想体系。在回忆录作品尤其是战争回忆录中，很少阐明党的作用和它的组织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乌克兰的中小学里要学习乌克兰语？舍甫琴科的作品在一些地方被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
勃列日涅夫作了总结：
“问题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安德罗波夫所提供的情报范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与敌对分子斗争的整个工作。苏共中央党的机关方面的情报工作很薄弱。谢列斯特同志向苏共提供消息不充分，这也是事实。他对一些具有政治性质的事件无动于衷，没有出于这方面的原因给我们打过电话。共和国领导层的政治责任感有些迟钝，要有警惕性，更高的警惕性。”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撤换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1970年7月16日任命费奥多尔丘克将军为共和国克格勃的新主席，此人系军事间谍出身，得到齐涅夫将军的提拔。
谢米恰斯内曾经讲述过：
“我认为，将他派到基辅，目的在于排挤掉谢列斯特。这是主要任务，为的是替谢尔比茨基腾出位子。我尊敬谢尔比茨基，他的文化教养高于谢列斯特，但对提拔他起了作用的却是因为他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乌克兰前任克格勃主席尼基琴科坚决拒绝离开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亲自劝说准备经由基辅前往欧洲某地的尼基琴科，”谢米恰斯内回忆说，“在基辅，与向来的规矩一样，乌克兰的政治局成员前往迎接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将所有人撇到一边，与尼基琴科一起在月台上漫步达20分钟之久——说服他迁居莫斯科。”
费奥多尔丘克现身基辅让谢列斯特很不高兴。
“我从这一人事变动中看不出什么好处，”他在日记中记道，“安德罗波夫给我来电话，他不知为何极不放心，所有这一切都绝非无缘无故，此次人事更替中一定隐藏着什么花招。”
与费奥多尔丘克的首次长谈，在他抵达基辅整整两个月之后方才进行。
“接见费奥多尔丘克，”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开始从事对他而言非同寻常的工作：越权行事，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行使监督功能。早晨上班时他给部长们打电话，核查他们是否已上班，还检查部长们如何安排学习，所学的课题是什么……
“我开诚布公地向费奥多尔丘克讲明了一切，说他不值得插手一些事情，那都与他无关。应当工作，而不是对前人吹毛求疵。十分明显，他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悦。我认为并且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自己的行动——他不是这样的‘英雄’。他显然接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获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和直接指示或批准，也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勃列日涅夫将希望寄托于克格勃，视其为获取全面情报和巩固自己党内个人‘威望’的工具……一切都有人监视，一切都有人汇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随处遍布间谍机构和监视网。这一切是何等令人厌恶！”
费奥多尔丘克对其前任的工作极为不满：“为什么没有开展反对民族主义的真正斗争？”
谢列斯特得出结论：按照此人的看法，斗争似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人们投入监狱。
费奥多尔丘克宣称：“我们是为全苏联工作，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在我们的工作中根本没有什么乌克兰。”
他坚持不懈地在共和国内搜寻意识形态方面的犯上作乱活动，并要求将其斩草除根，如果不见采取措施，便会语带威胁地在政治局里声称：“我及时而敏锐地提供情报，却见不到应有的反应。”
谢列斯特自己也从不错过机会显示，他正与民族主义者进行战斗。在一次共和国意识形态工作者会议上，他提出要求：
“必须坚持撕下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凶险的面具，他们在自己的反苏斗争中与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民族主义者相互勾结。”
1972年5月19日，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洛夫大厅开幕。第二场报告之后，宣布休息。谢列斯特发现，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前往三楼的办公室，却没有人叫他。他便去乌克兰常设代表处用餐。
午餐后开始讨论。第四个人发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交代苏斯洛夫主持会议，自己走出大厅，并让谢列斯特与他一道来到主席团的房间。谢列斯特感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问工作情况如何，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谢列斯特开始汇报共和国的形势，但发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无兴趣。
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地开始交谈：
“彼得·叶菲莫维奇，你已经当了十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许，你也该换换环境了吧？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嗅觉就会迟钝，人们就会对你感到腻烦，你也会腻烦他们。”
不胜惊愕的谢列斯特问道：
“为什么这个问题来得如此突然？”
“你应该到莫斯科来工作。”
“可是，为什么呢？”谢列斯特追问。
“你的经验在莫斯科大有用场，而那里也需要使干部年轻化。必须准备好接班人，你就同意吧。一切都会很好的——这可是我向你亲口说的话。”
“要是您认为必须让干部年轻化，您就这么办吧。可是我在64岁上一切从头开始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对我没什么意见，就让我退休好了。看来，无论经济工作还是党务工作，我都干得够长的了。”
谢列斯特比勃列日涅夫年轻两岁，他暗示在这样的年纪应该退休的话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恼火：
“咳，你干吗提出退休的问题呀？”
“我请求让我休息。”谢列斯特又说了一遍。
“党的积极分子对这种理由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想，我退下去是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不佳。”
“可你健壮得像头牛，”勃列日涅夫不客气地说，“你还可以再干十年。”接着又温和地补充说：“你在莫斯科什么都会有的，还有我个人的友情。我们可以一道去打猎。你就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吧。”
谢列斯特默不作声。勃列日涅夫开始步步进逼：
“你还嫌小了？这可是一个大国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呀！你就主管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你本来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问题不在大或者小，不能这样考虑，我不理解的是这种想法的合理之处。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撤换我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共和国的情况不错。”
“工作方面对你并没有意见，可是整体的利益需要这样做。我们是不会让你退休的。你就同意了吧，政治局委员们会正确理解一切的。”
“那好吧，您就按您所希望的办吧。”
勃列日涅夫起身拥抱谢列斯特，亲了亲他，然后说：“谢谢。”
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乌克兰的几位书记注意到了自己的领导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和忧郁的目光。当波德戈尔内走出大厅的时候，谢列斯特尾随其后，他急不可待地要与朋友和庇护者谈谈所发生的事情。
波德戈尔内点上烟吸了起来，同情地问道：“怎么样，勃列日涅夫和你谈过了？你同意了吗？”
谢列斯特说，迫不得已只好同意。
“做得对，”波德戈尔内点了点头，“咱们就一块儿工作吧。”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我们需要将一些富有经验的干部调到中央，”勃列日涅夫开言道，“因此，建议批准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本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希望他能有所帮助。我已和他就这一问题作过交谈，他表示同意。”
勃列日涅夫对谢列斯特说，不必在基辅耽搁，莫斯科的事情很多。
“基辅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研究。”谢尔比茨基说了一句。
“您自己研究吧，一切都会好的。”勃列日涅夫回答。
谢尔比茨基装模作样地嘟囔着说：“有什么好的？调走了第一书记，连说也不说一声。”可他自己却是喜形于色。他总算成了共和国的主席，摆脱了他难以容忍的谢列斯特。
柯西金来到谢列斯特面前表示祝贺：“咱们就一道工作吧。”
“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返回基辅时坐的是不同的飞机，”乌克兰院士、文艺学家扎通斯基回忆说，“而且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机场降落，‘胜利者’在体体面面的鲍里斯波尔机场，‘失败者’则在破破烂烂的茹利亚内机场，整个‘皇家队伍’十分自然地出现在鲍里斯波尔，却只有一个人前往茹利亚内，这就是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
谢列斯特后来回忆说，夜间他难以成眠，泪水潸然而下。在莫斯科时他就问过勃列日涅夫，谁来接他的班。勃列日涅夫避而不答：
“看看再说吧。”
谢列斯特提议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利亚什科作候选人。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在那里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嘛。”
换言之，所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替谢尔比茨基扫清道路（利亚什科顶替他担任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整整两天，谢列斯特无法与勃列日涅夫进行电话联系，他想明确何时召开共和国全会，推荐何人担任第一书记之职。5月23日是星期天，乌克兰中央第二书记卢塔克给他的别墅里去电话，转告说苏斯洛夫来电话，要求谢列斯特立即飞往莫斯科。
谢列斯特情不自禁地回答：
“我有电话，如果苏斯洛夫这么迫切地需要我，让他给我来电话好了。”
苏斯洛夫不怕劳神再打一次电话，吩咐谢列斯特立即前往莫斯科着手工作。谢列斯特回答说，他不可能立即离开，因为第一，感到身体不适；第二，应当在全会上同一道工作过的大伙儿告别。
而这并不是中央所希望的。
“全会延期了，”苏斯洛夫一口回绝，“您必须来莫斯科。否则……”
谢列斯特憋不住了：“苏斯洛夫同志，你别吓唬我，我什么也不怕，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比你对我所做的更坏和更可怕的事了。”
尽管如此，谢列斯特还是召集中央委员会机关人员，举行告别。次日与政治局委员们共进午餐后，便乘晚班火车前往莫斯科，还带上卫队和服务人员。他刚一离开，基辅便召开全会，选举谢尔比茨基为第一书记。
谢尔比茨基经常炫耀自己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基辅的中央全会期间请他去接电话，他离开会场数分钟，回来时骄傲地告诉战友们，勃列日涅夫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头两年谢尔比茨基便撤换了九名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夫诺州领导人莫兹戈沃伊回忆过乌克兰新主宰晚上很晚了给他打电话的情形：
“你已经休过假了吗？”
“没有。”
“休假去吧，等你回来后就开始在新的岗位上工作。”
莫兹戈沃伊成了更大的赫尔松州的领导人。他的前任科丘别伊被撤职是因为，州领导人违反现行制度，在第聂伯河畔修建了一批别墅。这本是很早以前的事，有些人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科丘别伊被视作谢列斯特的朋友。如今人们都说，州机关也遭到清洗。莫兹戈沃伊自己想要将州里原先的一个领导人留下，却受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警告，说他犯了自由主义。
勃列日涅夫没有接见谢列斯特，推托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前夕他很忙。谢列斯特抱怨，没有让他在会议上与同志们告别。苏斯洛夫安慰他：
“彼得·叶菲莫维奇，也许您没有出席全会倒还好一些，少受些伤害。”
“几乎他所有的同事都吓坏了，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后来谢列斯特的儿子维塔利述说。“在莫斯科，人们对他的态度比在乌克兰要好得多。在乌克兰，人们都很害怕，因为人家已经明白，谢列斯特时代业已结束，继续与他接触只能让自己感到恐惧和冒险。”
5月30日晚，谢列斯特前往“狄那莫”体育场观看足球，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他们由衷地进行交谈，不过也都明白，这次会晤的情形必定会有人报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般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在非正式的场合会面。他深知，赫鲁晓夫退位的事正是这样开的头。
勃列日涅夫终于给谢列斯特打了电话。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将为我建立与他之间的直接通讯联系。除去又多一部监听机之外，还能有什么好处？”
在故乡基辅，不久前的帮闲们转而为新主子效劳，对先前的主人进行报复。
“我的人都被特供站除名，”谢列斯特感到伤心，“给基辅打电话，和利亚什科谈了谈。卑鄙的家伙们，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这种事既不能忘记，也无可饶恕。”
前第一书记的亲属们都被剥夺了从特供站获得食品的机会。基辅的制度是这样：共和国中央书记们的家人列出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从新鲜草莓到鱼子酱）的清单，就会有人将所订购的物品送货上门。谢列斯特在政府中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明白人家所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便自己主动退休了。于是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被切断，报纸不给送了，从食品商店除名，汽车被收走了……”
谢尔比茨基从莫斯科回来后召集政治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