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贡（使用假名“谢·库·米申上将”）曾在根据尤利安·谢苗诺夫的长篇小说改编、由塔基扬娜·利奥兹诺娃导演的影片《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担任首席军事顾问，并认真地帮助摄制组。
奇尼奥夫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走出校门后在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工厂工作过不长一段时间，便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改做党务工作。1939年，他被提拔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冶金工业部领导人，并几乎当即被选为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正是勃列日涅夫……
1941年他们两人都上了前线。奇尼奥夫被任命为炮兵团长，后来又成为加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不同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自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任职，1950年成为苏联方面的副最高特派员。
1951年，奇尼奥夫考入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时已是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了。内务部清洗贝利亚的干部时，奇尼奥夫作为富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前往柏林担任苏军部队集群特务部部长，在德国度过了五年时光。
有两年他领导克格勃军事研究所，而自1960年10月起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任职。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领之后，他的官职节节高升。
奇尼奥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家中的常客，成了全家人的朋友。他操控克格勃第九局（政治局警卫队）。据说，他专门监察“政治上不可靠之人”——并非持不同政见者，而是那些被认为不够可靠和对勃列日涅夫不够忠诚的国家和党的官员。
奇尼奥夫逐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大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
在整个克格勃，只有奇尼奥夫一个人打电话时不自报姓名，而是要求下属根据嗓音辨别出他来。当第一副主席之后，他对克格勃的副主席们和普通将军们也常常大声喝斥。委员会内的许多人都憎恨奇尼奥夫。他不假思索便轻易断送别人的前程。
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成员尽心竭力地维护自己的庇护者的利益，他们都明白，没有他，他们自己的交椅连一天也坐不稳。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干部，亲自挑选派往那里的人员，抽出时间不仅与其领导人谈话，而且同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各局局长谈话。
自然，勃列日涅夫总是亲自确定负责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长的人选。“九局”局长直接服从于总书记，从他那里领受命令，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报告克格勃主席。
前“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作为谢米恰斯内的人，在更换克格勃主席之后当即被免职，提拔他的副手安东诺夫少将继任，此人来自情报机关，与政界上层领导毫无瓜葛。
1967年夏天，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切布里科夫突然被召到莫斯科，事前未向其作任何解释。他判断，人家要将他派往别的州委。直至傍晚，他一直在老广场的走廊里踟蹰，等候决定自己的命运。到了晚上9点，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才接见了他，核实履历表上的内容是否完全正确，并吩咐他在接待室里等候。晚上11点，卡皮托诺夫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据其自己回忆，切尔布里科夫由于始料未及顿时“呆住了”。
勃列日涅夫看罢切布里科夫的履历表，对其颇为中意：上过前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从生产部门转而从事党务工作。勃列日涅夫提了几个关于州里情况的问题，便很信任地说：
“尤里（即安德罗波夫）我们已派去克格勃，需要几个人协助他，并加强各机关的力量。”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可从来没有在克格勃工作过呀。”切布里科夫表示异议。
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你能学会干这一行的。你有经验，又打过仗。”
切布里科夫——又一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批准为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干部局局长。
克格勃原分管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局长阿利金将军回忆说，他那里曾经发生一个只有总书记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他在乌克兰工作的时候开始即已认识勃列日涅夫，便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请求接见。勃列日涅夫当即说道：
“你明天早上九点以前来吧……”
据阿利金回忆，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待了他，像同志式客客气气。总书记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热情拥抱客人。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殷勤、坦诚，不指名地谈论与某些并不支持他的政治局委员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按照他的算法，力量的对比约为50%对50%。
“真令人痛心，”勃列日涅夫埋怨说，“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乌克兰就已经长期一道工作过了呀。”
阿利金明白所说的都是谁，便热烈支持增加政治局组成人员、向其中引进新生力量亦即忠于勃列日涅夫的人的设想。
他们也谈到谢列平的“青年帮”，此前谢列平已被解除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调往工会。勃列日涅夫对阿利金说，他了解这帮人的“不光彩的活动”，他们甚至蓄谋“将现今的领导人关进地洞”。不过这个帮派不大，其参与者在民众中鲜为人知，因而他们并不构成政治上的危险。
“我们已经通过组织途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说。
送别阿利金时，勃列日涅夫说道：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如果需要，你就打电话，来见我，我随时都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国家安全局机关建立50周年纪念日的上午，勃列日涅夫在他那里接见了克格勃全体领导人员。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要求下属们身着军装。勃列日涅夫与每个人握手寒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到阿利金跟前时，总书记故意引人注目地拥抱了他，并对安德罗波夫说：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是我在党内的老朋友……”
安德罗波夫明白勃列日涅夫的用意。阿利金便当上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获得了中将军衔和列宁勋章。
在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根本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当年一样，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即便是心爱的打猎活动，也都只能是要么自己单独去，要么与总书记同行。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敢确信他们没有遭到窃听。更有把握地是恰恰相反。敏感的话题都得离开电话机远一点小声交谈，而且彼此间从不上门做客。
戈尔巴乔夫写道，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座与安德罗波夫比邻的别墅安家。有一个星期天他邀请安德罗波夫及其夫人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到他家吃饭。安德罗波夫谢绝了，并解释说：
“如果我上你家去，明天马上便会议论纷纷：谁谁去了哪里，目的何在，都议论了些什么？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只要刚到你家，就已经有人跑去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回忆，他曾经去克麦罗沃州处理矿山的事情。回来后勃列日涅夫将他叫去问：
“你去克麦罗沃，怎么给我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总归该问一问嘛……”
于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秩序。应当让政治局知道谁人要去哪里，要由政治局决定外出的事，并且知道他准备在那里干些什么。”
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提出疑问：
“值得这样详加规定吗？”
然而勃列日涅夫依旧固执己见。
勃列日涅夫不允许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国家安全部门安插自己人。诺尔曼少将对我讲述过，任命他为白俄罗斯克格勃副主席之事何以能落实。诺尔曼原籍戈梅利（乌克兰城市），战前在共青团平斯克区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打游击。战后成为一个区委的第一书记，后来被调入克格勃。自1965年起在莫斯科第二总局工作，1968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分局局长。
1970年冬，安德罗波夫与他进行谈话。安德罗波夫向他颁发将军肩章时预先告诉他：
“你要准备好重返白俄罗斯，我们打算推荐您为委员会主席。”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却突然任命了尼库尔金为白俄罗斯克格勃主席。他比诺尔曼年长9岁，自1940年起即在克格勃工作，已准备让他退休了。
诺尔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安德罗波夫要自食其言？
只是后来人家才向他作了解释：
“你知道你的任命出了什么问题吗？”
“不，不知道。”
“当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你的候选人资格时，那人说：‘您怎么啦，不明白这是波特罗（勃列日涅夫这样称呼马舍洛夫）往自己那里网罗游击队员吗？我们竟然对他在那里意欲何为一无所知！’”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舍洛夫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当上了苏联英雄。心怀警惕的勃列日涅夫不希望马舍洛夫身边围绕着一群早年即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会更多地仰仗马舍洛夫，而不是听从莫斯科。
因而便将曾在蒙古担任过国家安全系统顾问的尼库尔金将军派到了明斯克。而马舍洛夫请求安德罗波夫让其重返故乡的诺尔曼，反而被调任乌兹别克共和国委员会主席。
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每一个忠实追随者全都给予关注。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都分局局长阿利金一直记清勃列日涅夫与他进行交谈的日期，甚至钟点——1980年6月16日11时50分。总书记在扎维多沃打猎归来，派人给他送去一大块野猪肉，阿利金便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表示谢意。勃列日涅夫很高兴：
“我没有注意到，有多长时间不曾送给你‘大自然的馈赠’了，十分抱歉……野猪肉需要在假日里就着伏特加与家人分享。吃野猪肉一定得开怀畅饮。”
深感幸福的阿利金精神抖擞地报告：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老近卫军都祝愿您身体健康。当我们在电视上看见您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感到十分高兴。我谨向您报告，莫斯科和莫斯科的作战形势非常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