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社指导员到政府首脑
柯西金要求部长们了解各种细节。如若哪位部长带着副手来，他便会轻蔑地说：“离了拐杖他啥也不会。”
柯西金1904年2月8日出生在圣彼得堡。在已更名为合作社中等专业学校的全俄粮食学习班毕业之后，柯西金于1924年被派到西伯利亚公干。
他的职务是初级消费合作社指导员兼组织者。另有两年他在勒拿河畔的基连斯克市主持合作社的组织部。从青少年时代起，柯西金就擅长于精确地进行计算并牢记一切有用的数字。
合作社工作人员向农民收购农产品，供应工业品、工具、设备。工作很有油水，柯西金挣了许多钱，成为一个富有的未婚男人。1927年他在新西伯利亚入党，并与克拉芙季娅·克里沃舍因娜结婚。
她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女人。柯西金在工作中十分强硬，毫不让步，却深深受到她的影响。并非她念念不忘抽到了多么幸运的一张签——嫁给了一个领导苏联政府长达16年的男人，而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自己的幸福——这么好的一位女人嫁给了他！
1940年代末，柯西金一家迁居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他们去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鲁季诺夫家做客。柯西金的妻子给主人一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妇女能喝白兰地，”阿鲁季诺夫的侄女娜米回忆说，“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是个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的女人。她那张美丽的颧骨突出的脸上所流露出的，既有智慧，也有威严。
“现在我对她的出身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她的父亲要么是一家葡萄酒企业、要么是一家啤酒企业的经理，他们好像生活在西伯利亚。她的教育水平相当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雅的人。”
柯西金在西伯利亚工作了六年，直至消费合作社逐渐消失。集体农庄都直接与国家打交道，合作社的作用仅限于向农村居民供应煤油、食盐、火柴。合作社工作人员的职业本身已变得无足轻重，令人联想到骗人勾当和非法交易。
柯西金回到了列宁格勒。他读完预科后考入纺织学院。那个年代男人们都选择较为有声望的职业，但柯西金大概感到不太有信心。他获得工艺工程师的毕业证书较晚，年已32岁。1935年他来到热里亚博夫纺织厂任工长，这也不是最让人羡慕的职位。
不过那是大清洗的年代，高级职务接二连三地出现空缺，而且纺织厂里的男共产党员不多。仅仅一年之后，柯西金便当上了该厂的厂长。
列宁格勒领导人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很喜欢这个年轻工程师，而且他和库兹涅佐夫还是亲戚。次年，柯西金得到提拔，主持列宁格勒市委工业交通部，两年半后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不过即便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有待多久。当组建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并需要一位人民委员的时候，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推荐了柯西金。1939年1月1日任命下达了。仅仅在三年前才大学毕业的柯西金已成为部长。36岁时他又当上了政府副首脑兼人民委员会直属日用品委员会主席……
1939年4月7日，他首次踏进斯大林的办公室。
战争爆发时，斯大林任命他为疏散委员会副主席。他从事将最大的一些工厂从苏联的欧洲部分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工作。他奉命组织修建横穿拉多加湖底的管道，通过这条管道向该市和守城部队输送燃油。当然，他不单是主持这一项工作。
1941年8月29日，正在列宁格勒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柯西金拍发密码电报与斯大林：
“兹报告，我们作出一项决定，拟从列宁格勒市郊立即强制迁移为数96000人的德国和芬兰居民。建议迁至哈萨克15000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24000人，新西伯利亚州24000人，阿尔泰边疆区12000人，鄂木斯克州21000人。迁移的组织工作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谨请批准这一建议。”
1943年，斯大林指派柯西金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首脑。归共和国政府管辖的部门为数不多，仅限于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地方工业。事事都需要请求全苏各部批准。
1946年，斯大林重新让柯西金充当自己在苏联政府中的副手。3月18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当过短短数月的财政部长。
1948年9月4日，斯大林让柯西金成为政治局的全权委员，决定是以书面问询中央委员的方式做出的。
战后摩尔达维亚发生饥荒。斯大林派柯西金前往该共和国。柯西金回来报告说，百姓在挨饿，患上了营养不良症。斯大林对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闹饥荒的事听都不愿意听，后来遇见柯西金时还开玩笑说：
“这就是我的患了营养不良症的弟弟。”
柯西金当时很瘦。在人数很少的范围之内，大家都仿效斯大林，就这么叫他营养不良症兄弟。
1957年夏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曾回忆过那段艰难岁月：
“鉴于发生了流行病和饥荒，那个时期我不得不遍访一系列地区：巴什基尔、古比雪夫、摩尔达维亚……许多州都有大批的人饿死。”
坐在主席团里的赫鲁晓夫补充说：“乌克兰还发生了人食人的事情。”
“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柯西金加以证实，“扎沃龙科夫去过古比雪夫州，鲁利也到摩尔达维亚去了，那些地方饿死的人该有多少啊……”
柯西金飞黄腾达，他的地位似乎谁也无法动摇。然而在1949年肃反工作人员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炮制了“列宁格勒案”。一开始，市和州的领导人被指责为恣意妄为：一切都擅自决定，中央并未向他们下令，他们甚至欺瞒中央，而包庇他们的则是列宁格勒出身的人，诸如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随后则提出指控，说他们进行反苏活动，酝酿阴谋，甚至从事间谍活动。
这一案件的被告纷纷被捕，遭到枪决。
库兹涅佐夫的女儿阿拉当时正好与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成婚，米高扬并未加以反对，尽管这种亲属关系在那个年代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
而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库兹涅佐夫的另外一些亲戚——柯西金及其家人却销声匿迹了。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当库兹涅佐夫的遗孀济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被释放出狱时（已经是赫鲁晓夫时期了），克拉芙季娅·安德烈耶夫娜给她送来一件毛皮大衣和一张便条：“济娜，你应当理解我，我是为阿廖沙的命运担心。”
显要的列宁格勒人士中硕果仅存的大概只有柯西金了。不过他座下的交椅也摇摇欲坠。
斯大林散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被捕的列宁格勒人的供词中，也偶尔出现柯西金的名字。他的别墅里安装有窃听设备。
1949年夏有人报告斯大林，说柯西金当财政部长时国库中有一批黄金珠宝失窃。斯大林下令国家监察部长梅赫利斯进行核查。梅赫利斯手下的人并未发现任何违法破坏的事。梅赫利斯据实报告斯大林，这才让柯西金免遭打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于1949年10月向斯大林呈交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秘密信的草案《关于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季昂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这个文件中也提到了柯西金，不过是在不太分明的语言背景下附带涉及：
“必须指出阿·尼·柯西金不正确的行为，他作为政治局委员没有尽到自己的高度责任……他未能识破库兹涅佐夫集团反党的敌对的性质，没有表现出必要的政治警觉，也没有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库兹涅佐夫等人不合乎党员称号的言论。”
将他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草案亦已拟好。
“没有把我叫到任何地方去，也不让我看任何文件，甚至试图向我取得口供，”后来柯西金诉说，“斯大林让人迷惑住了，他听信了诽谤者、阴谋家的话，结果我便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柯西金将战争中保留下来的手枪扔进了河里，以免遭到逮捕时还要加上一项企图暗杀斯大林的罪名。他讲述过，在决定性的时刻，米高扬派他去西伯利亚和阿尔泰边疆区长期出差，处理合作社的事务，以此拯救了他。
实际上，什么样的出差也无济于事，全国各地都在抓捕列宁格勒出身的人，不过领袖宽恕了柯西金。
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他时说：
“喂，科西加，你怎么样？没关系，没关系，还可以再工作嘛。”
这听上去像是原谅了所有的过错，有如安全的保证。未来的政府首脑根本没有去想领袖那老爷般的口气令人感到屈辱的事，领袖像对待仆人似的，用诨名来称呼他……
诚然，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柯西金当选的已不是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的全权委员，只是候补委员（与勃列日涅夫一样）。但是，像幸存下来的其他一些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即部长）一样，柯西金自然要为让他身居如此高位对领袖感恩戴德。他相信，将人枪毙投入监牢的是另外一些人，而斯大林只是受到了迷惑。柯西金终生赞美险些就杀掉了他的斯大林，却不喜欢在其治下他可以过正常日子的赫鲁晓夫。
有一种解释是：斯大林将他（像对勃列日涅夫一样）提拔至权力的顶峰，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却大大贬黜了他的（也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职位。也有另外一种诠释——在政治问题上柯西金如果称不上反动的话，也是极端保守的。
例如，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命运问题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建议将其驱逐出境。柯西金却提出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并押送到外国记者去不了的上扬斯科服刑。柯西金说，不应当害怕对敌人采取“苏联司法中的严厉措施”，智利就处死了成百上千的人，也没有什么事，并未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勃列日涅夫终归不是那么嗜血成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
据说，柯西金和女儿看了一场罗辛的剧本《瓦连京与瓦连京娜》的演出。这位总理将优美动人的演出称为“色情戏”。剧院的总导演叶夫列莫夫也遭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斯大林去世之后，柯西金被排除出中央主席团，仅仅被任命为轻工业与食品工业部部长（这个新部由四个部合并而成——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肉类和奶制品部、渔业部）。
1955年5月撤销了国家计委。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两个国家委员会——国民经济远景规划委员会和国民经济日常规划委员会，柯西金获任后一个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之一（部长级）。半年过后恢复先前的国家计委。1957年夏柯西金留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
在他的仕途中，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试图推翻赫鲁晓夫一事发挥了重要作用。柯西金站在赫鲁晓夫一边，成了胜利者阵营中的一员，这些人不但赢得了荣誉，而且获取了更高的职位。
1957年6月29日，在以赫鲁晓夫战胜老革命家而告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让柯西金再次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这是对支持他表示谢意。
柯西金在6月26日晚间的会议上，突然向政府中自己不久之前的上司们大张挞伐，首先是拿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开刀：
如果布尔加宁不加入这个团伙，那么他们肯定不敢公然跳出来惹是生非。马林科夫在党和人民中并没有足以发表任何主张的威望。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已彻底脱离人民和党，威信全无……
他的另一位上司——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萨布罗夫也受到指责，柯西金曾同萨布罗夫一起去华沙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会议：
“我必须说，他参加经互会会议所干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情况介绍是由别的同志作的。只有在主持人宣布会间休息并请大家去休息室喝咖啡的时候，他才这样举手（演示）说道：‘我有一个问题——是热咖啡还是凉咖啡？’（全场哄笑）……我就不说他没有政治骨气的事了，他的确不成其为一个活动家……”
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柯西金排除了宽大为怀的可能性：
“我认为，必须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逐出中央主席团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觉得，继续让布尔加宁同志名列赫鲁晓夫同志之后充当国家第二号人物是一个错误。他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会想办法公报私仇的。我认为，必须将其清除出中央主席团并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应当落得同样的下场……”
政府中的一些职位出现空缺，于是6月间赫鲁晓夫使柯西金成为政府副首脑（与此同时，1959年3月—1960年5月他还领导国家计委）。1960年5月4日，赫鲁晓夫让他进入中央主席团（与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一起）并任命其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8年3月，赫鲁晓夫自任政府首脑。
柯西金不得不等一等：他只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1964年，方才当上了政府首脑。
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柯西金的职务变换比其他任何一个高层官员都要多。
他能轻松地适应新职务，很快便熟悉业务，能够回答上司的任何问题。这都是斯大林时代历练的结果：领袖考查下属是否在行时，常常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
柯西金也要求部长们了解各种细节。如若哪位部长带着副手来，他便会轻蔑地说：“离了拐杖他啥也不会。”
1958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初次访问苏联。他被带领去全国各地参观，陪同贵宾的是柯西金和中央书记毛希丁诺夫，此人来自乌兹别克，主管对发展中国家关系。
情报机关工作人员基尔皮琴科回忆说，在高加索时，柯西金发现道路两旁有一些枯萎的树，便问当地政府主席：
“这是什么树呀？”
“不知道，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那么通常你们都在路边栽些什么树，以此达到何种目的呢？”
同样回答说不知道。柯西金十分生气，便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地区应当栽些什么树。
另一次，柯西金看见一个水库，就开始打听库里有多少水，如何使用。听到的却是语无伦次、犹豫不决的回答。于是柯西金凭目测粗略估计水表的面积，再将得数乘以类似水库的平均水深，便给出了数据、事例和建议。
“一定遵照执行！”他听到回答却是这样……
当然，那些当了官却又没有能力回答一些尽人皆知的问题的人，是会倒霉的。不过，柯西金本人其实也在任命诸如此类的人当官。或者说，至少他很关心保留浅薄无知的人盘踞领导职位这种制度。此外，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便对微不足道的问题，也必须发布指示！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去见柯西金，请求准许将民警们的蓝色衬衣更换为银灰色衬衣，并改用斜纹布料。
“为什么你们想让衬衣改用斜纹布料而不用人造纤维呢？”这位政府首脑想要知道。
人造纤维在那个时代叫做化学纤维。柯西金当时对合成纤维充满极大的热情。季库诺夫回答说，合成纤维的价钱要贵上一倍。
“那么一件斜纹布料衬衣值多少钱呢？”
季库诺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