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会做大生意，先要学会做官生意。优秀的商人都有着独特的政治嗅觉，他们充分利用财势，最大限度地紧跟高层决策，为经商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1．做官商保护自己
在封建社会，商人要想做大，不可能是纯粹的商人。没有政治身份，必然会受到恶势力的欺凌，自身难以发展。在这方面，徽商有过不少切身的教训。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七月，大商人程思山运了一批货物到洛阳经销，竟被盘踞在那里的汝宁王所吞噬。这是王公贵族对商人利益的侵吞。明中叶，歙商汪士明行商，与僮仆同苦乐，被推为祭酒，仍免不了中贵人(宦官)加倍的搜刮。这是宦官对商人的鱼肉。徽州汪商在杭州收买几千金的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发卖，途经荆州，按例纳税后，仍被关税士兵额外加发单银10两，没及时答应，竟遭殴打，还以“漏税”之“罪”被没收一半货物。这是恶霸的荼毒。
无时不在的危机感迫使徽商不得不花大把的银子去勾结、攀附那些达官显贵，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如果那些大官僚们稍有不测呢？徽商对他们的“前期投入”不仅血本无归，甚至还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长久之计，一些大徽商便通过捐输的方式谋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晋升为封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
然而，这种捐输的数额极其庞大，一般本小的徽商难以承受。于是许多徽商就干脆花钱买个官衔，称为“捐官”。这样的事例在徽州的宗谱、族谱中随处可见。如果说在明朝前期，徽商们的这种如意算盘还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实行的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却使徽商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据说成化年间，太监张敏的侄子张苗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捐给朝廷，明宪宗很是高兴，随口传下旨意：“可授南京三品。”于是张苗就当上了南京通政使。张苗的例子一开，许多人便纷纷仿效，一时间四方白丁、商贩、手艺人、革职之流，以及士大夫子弟，都想方设法巴结拉拢近侍内臣，进献珍玩，并很快就能不经过吏部，直接获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等官，当时人称为“传奉官”。
徽商有的是钱，不在乎捐官的区区小数。侨居扬州的徽商吴绍浣晚年就花钱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徽商汪士明在扬州做生意时也“输粟”获得了中书舍人入直武英殿的官职；扬州大盐商鲍志道曾花钱捐过布政司理的官衔，其子鲍淑芳也“由太学生捐职员外郎”。
徽商与封建政权的结交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徽州宗族势力与封建政权有着天然联系。徽州人本来大半渊源于中原土族，显赫的祖先留给后人的是读书入仕的传统，所以徽商打入政界的另一条最光明正大的途径，便是科举进仕，读书做官。
徽州各姓都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垫，或助膏火。”徽人这样培养宗族子弟，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徽州巨族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学塾，延请名师加以教诲，把自家子弟培养出来做官，直接依赖同乡同族乃至一家之人，“官”与“商”之间联系的纽带无疑更加牢固可靠，教育和经济因此形成了一种互动。例如歙商江才将几个儿子作了分工，让江琇、江佩继承父业，在扬州经商，保证经济基础；让另两个儿子江瓘、江珍致力举业，在从政上努力。果然小儿子江珍不负父望，中了进士，任江西高安知县，后调任京官，成为其家族经商的一大助力。
在徽商中，像江才这样的人实在太多。“连科三殿堂，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徽商之所以热衷于儒学教育，不但是为了使自己或其子弟跻身于官僚或准官僚阶层，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可以攫取到其他商人得不到的利益。
如歙县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总商，原因之一是鲍志道的次子鲍勋茂为钦取一等进士，官居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而另一位徽商曹淇之所以能身居扬州总商，与弟弟曹振镛为军机大臣这样一个大靠山不无关系。行业上是总商，政治上又有靠山，那么形成行业垄断便不足为奇了。从明末以后到清代道光之前，徽商盐商能成为垄断盐业产、供、销的集团，自然离不开家里的靠山。
无论是赤裸裸的花钱买官、捐输，还是依靠读书做官，都使得徽商由单纯的商人变成了官商，正所谓既当了老板也当了官。官商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在当时，官商一体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些低级官僚的敲诈勒索，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官僚的特殊身份还使得徽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了种种特权。就拿盐商来说，如果没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后台，是很难在盐业中立足的，在两淮8个盐业总商中，仅徽州的歙县一县就占了4个，其势力之大，其他商帮岂可望其项背！
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徽商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徽商奉行“朝里有人好发财”的商业模式，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雄霸中国商业舞台三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
2．官商合一，畅通无阻
政商两届犹如水与鱼的关系：有了水的滋养，鱼才能够自由游弋；水因为有了鱼的映衬，才多了一分清澈与活力。
“官商合一”是中国人首选的经商模式。政界与商界自古以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台湾拆船大王王玉云就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王玉云，祖籍福建晋江，最初由图书管理员到一名刑警队员。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无法忍受自己与贪官同流合污，退出警界，从事商业。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能力，他很快便找到了快速致富的商机——拆船业，这是一条低成本淘金之路。
随着事业发展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王玉云自然声名远播，以致海外一些船主的旧船要报废时都会想到王玉云，将船拖到他的拆船码头。由于王玉云和他的拆船公司的带动，高雄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拆船中心，台湾也因此被称为“拆船王国”。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应归功于王玉云对商业敏锐的洞察外，政治护航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一般的闽裔商人不一样，王玉云始终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比做商人更能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他又总想着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在台湾政坛树立新风。他觉得亲身进入政治生活，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企业王国，反而会把企业引领上一个有力的特权跑道。所以，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华荣铜铁工业公司成立，企业初具规模时，他便又开始向政界靠拢。
1957年，王玉云参加了高雄“市议员”选举。由于他为人急公好义、正义感强、待人和善，对社会上层人士善于运用交际手腕，对下层人民则富有同情心，所以他首次竞争便高票当选，成为高雄市议员。尽管是个商人，但王玉云对大是大非一点都不含糊，被人称为“实在议员”，群众基础特别好。1964年，王玉云以绝对高票当选高雄市“市议长”。1967年又被任命为高雄市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委员”。1972年，靠着自己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国民党的支持，他以21万张选票的优势胜过对手，如愿以偿地当上高雄市长。
在高雄市长任期内，王玉云做得最多的就是拆迁旧房，重新规划市区。这是好事，但麻烦也不少。有人并不愿意离开旧居，市政府只得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拆迁，由此引起了一些市民的不满。有人开始议论，王市长是拆船起家的，他以为高雄就是一条船，除了拆什么也不会。百姓中因而有人称王玉云为“拆迁市长”。但时间一长，王玉云的政绩便显示了出来，高雄市区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七年内，王玉云一下令拆迁了2500多栋陈旧房屋，兴建了西子湾风景区、动物园和第六号公园，兴建了比台北国父纪念馆还大的中正文化中心，兴建了劳工中心与劳工公园，开辟了台湾第一条地下街。这一切都使高雄的面貌远远超过了台北，而“拆迁市长”也逐渐成为高雄人的骄傲。
在王玉云登上政坛的20世纪60至80年代，也恰是王氏企业全速发展和多元扩张的时期。从政期间，王玉云在政界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举凡商业、金融等行业的高层人物无一不识，这为他进军多元化格局尤其是进军金融业和高级娱乐场所提供了便利。尽管坚持正义和正直的性格使王玉云不致会给予自己的企业明显的优惠待遇，但优先待遇却一定会有，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资源，王氏企业能轻易地优先进入多个领域自不待言，而且在关键时刻总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王氏企业获得优先权。
20世纪80年代，王玉云的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金融业方面，包括中兴银行、中兴人寿保险公司、远富证券信托公司等相继成立运转，形成了中兴集团。1994年，他联合诚洲集团、长谷建设、高林实业及日、德、美等国银行，在高雄成立了资本额180亿台币，横跨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的中兴金融集团。他的个人资产净额此时便已达到130亿台币，名列台湾富豪榜第23位。
在台湾，虽然王玉云财富并不是最多，但他的名气比王永庆还大；虽然权力不是最大，但他的形象比连战还好。群众在对王玉云产生好感之余，也对他的企业产生了好感，而这则意味着一种市场优先选择。不必打广告，王氏企业也能吸引来大批岛内的甚至漂洋过海而来的客户。很多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优先找王玉云合作，不仅仅是看中他的名气、他的经营才华，多半也是看中他打通了的上层渠道，明白合作一旦搞定，在实施项目时就可以很快落到实处。在一段时期内，王玉云在政商两界取得双丰收绝非偶然：一方面，政治上的成功使他的企业发展提速；另一方面，实力的增强也使他在政界很快得到人望。政治和商业是王玉云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王玉云由政入商、再由商入政，横跨政商两界，以政促商，以商促政，相辅相成，结果营造出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在台岛政坛上也风光无限。
3．百万富翁，红顶商人
翻开历史长卷，商人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依靠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得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并发展为富商大贾，享誉海内外。极具能力的商人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而且还在政界博得一席之位。
陈芳，这是个国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却在大洋彼岸一直被传诵与景仰。他是美国华侨中第一个百万富翁。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分别为他写过传记；而以他为原型创作的歌舞剧在百老汇演绎了整整30年。
珠海的陈芳家族，世代经商。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年仅14岁的陈芳因父亲病故，只身跟着伯父到香港，学习经营中西土特产生意。十年之后，陈芳和伯父一起从香港运送一批中国货物到檀香山售卖。这次檀香山之行，改变了陈芳的一生。
陈芳以在香港十年经营的经验，判断夏威夷是一个经商的好地方，遂决定留在夏威夷发展，得到了伯父的支持。
陈芳在檀香山的经营，采用了当代流行的“开架售货、自由选购”的超市型模式，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这在当时是独此一家。1854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他与华商陈冬合股开设一间新商店，生意十分红火。然而1857年夏季的一场大火，使全部商品付之一炬。陈芳没有向灾难低头，毅然决定借用高利贷，返回中国购置货物运往檀香山销售，一年后扭亏为盈。他重操设店经营的拿手好戏，很快又积累了巨额资金。19世纪60年代，他已拥有一艘专门往返于檀香山和香港之间的货轮，生意越滚越大。
陈芳跌宕起伏的经历及日益提升的名望，引起了当地官府注意。陈芳抓住机遇，与当地显贵名流打成一片。1856年，夏威夷国王将举行婚礼，陈芳和几位华商决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向国王展示中国文化魅力，提升华商地位。他们按中国婚庆风俗为国王筹备盛大的婚礼舞会，舞会场景布置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到处悬挂着大红灯笼，参加舞会的客人也穿着中式婚庆礼服。这场精心设计的舞会立刻引起轰动，陈芳从此成为夏威夷家喻户晓的人物。
陈芳通过舞会和王室交上了朋友。1857年，他申请加入夏威夷国籍，并与国王义姐朱丽亚喜结连理。凭借婚姻这张船票，陈芳登上了夏威夷王室的航船，事业进入黄金期。
婚后的陈芳，调整经营思路，尝试着多元发展，与程植合股建立“芳植记公司”，购置大量土地，将中国甘蔗种植技术引到夏威夷，并从中国引进技术人员创办榨糖厂。随着产业不断扩大，19世纪80年代，他又斥巨资收购了当地一家农场的一半股权，雇用300名工人，累计种植甘蔗达1200多亩。这种集种植、榨糖、销售于一体的“一条龙”经营方式，使他很快成为夏威夷商界的翘楚。
随着商业发展的一帆风顺，陈芳参政的兴趣也与日俱增。1874年，朱丽亚义弟卡拉鸠被推举为王位候选人。陈芳再出巨资举办豪华高雅的音乐会，帮助义弟竞选。卡拉鸠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国王宝座。陈芳也由此步入上层贵族行列。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夏威夷枢密院顾问，这是华人首次登上夏威夷决策的核心舞台。1880年，清政府鉴于陈芳在夏威夷的影响力，任命他为首任驻夏威夷华商董事会的首董。他旋即辞去夏威夷枢密院顾问的职务，专心为祖国服务。1881年，华商董事会升格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陈芳为第一任领事，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1889年，陈芳与原配夫人所生的长子不幸在家乡病逝，陈芳悲痛至极，辞去领事职务，将农场2/3的股权变卖，其余1/3的股权及其他产业，留给朱丽亚及其子女，偕同与朱丽亚所生的儿子陈席儒，返回阔别多年的故土。
陈芳回到家乡后，创办了澳门首家养殖荷兰奶牛的牛奶公司，并捐资修宗祠、办学校等，受到朝野人士赞扬，光绪皇帝赐建三座牌坊给予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