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左宗棠的权势，胡雪岩在商场上大展手脚，通过为左宗棠办漕粮，解决了政府督办漕粮的困难，更使胡雪岩控制了漕粮的营运，后来又为左宗棠采办军务，其在商业上的影响和势力一时无二。十数年间，左宗棠的购置弹药，筹借洋款，拨饷运粮，无一不经其手，以这种大势，求十一之利，胡雪岩的事业如日中天，财富也从数十万银转而至数百万进而至数千万。后来胡雪岩还以商人身份被赐二品顶戴，成为了名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的确如此，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帝国中，不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离不开靠山的支撑。“朝中人”是下面当官者的靠山，官场势力则是那个时代驰骋商界者的靠山。对那个时代的生意人来说，有了靠山，也就如同有了保护伞，买卖也能做得关节通畅，得心应手。
6．取得官方许可，实行垄断经营
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徽商与其他商帮势必产生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设法扩大影响提高声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自身的信誉以外，加强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徽人汪道昆曾说，徽商“游大人而为名高”，一来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二来可以通过“大人”为自己延誉。交结官员有利于扩大影响，提高声望，提高竞争力。
商人一般都是逐“十一之利”，但垄断商业的垄断利润就非“十一之利”可比，而是能获取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高额利润，因此攫取垄断商业的经营特权就成了众多商人追逐的最高目标。在封建社会能够称得上垄断商品的，除了一些违禁品以外，就是盐和外贸商品了，而其中盐又是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商品。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时期盐业都是官营，高额垄断利润由官府独占，盐税也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明清实行官督商销榷盐制度，商人只要向政府交纳足数银两，就可获得“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运到指定地点去销售。这样，盐商实际上就获得了垄断经营权。在全国各大盐场中，两淮盐场无论是产量之多还是行盐地区之广都居首位，盐业的垄断利润极为丰厚。据记载，清代前期，淮盐在产地的价格是每斤约制钱二三文，运销江西等地，竟高达六七十文，价格抬高了二三倍，扣除运费和课税，其利润也令人瞠目。两淮之所以令徽商趋之若鹜，其原因就在这里。徽州盐商资本所以高达几百万、上千万，其奥妙也在这里。这种垄断经营权当然受惠于政府。饮水思源，盐商对政府、对皇帝特别感恩戴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政府视盐商为摇钱树，盐商也视政府为保护神。一旦他们的经营特权受到侵犯时，封建政府甚至皂帝就会出面加以维护。例如，清代榷盐制度规定，各盐场所产之盐都有指定的行销地区，不得越界销售。如淮盐行销区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5省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但由于两淮盐场距江西较远，加上盐商的抬价，故淮盐运到江西后，价格猛涨二三十倍，这自然令广大消费者不堪忍受。而江西与福建毗邻，故闽盐运至江西，售价较低，销路自然大畅。尽管江西不是闽盐行销地，但闽盐常常阑入江西，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淮盐的销售，使淮商垄断利益受到侵犯。据记载：“乾隆末年，福建盐阑入江西，其势蜂拥不可止。淮商颇周，而事体重大，莫能撄者。”歙商鲍肯同时任两淮总商，“身任其事，支拄两载，其患始平”。这里虽没有讲出平患的具体细节，但从“其事体重大，莫能撄者”来看，此事非常棘手。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朝廷与地方政府的出面干涉，闽盐“蜂拥不可止”的势头是很难遏止的。在关键时刻，政府维护了盐商的垄断特权。
大盐商江春是歙县江村人，担任两淮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场伺候，跑前跑后，花钱如流水。江春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很得乾隆赏识。
有一个形容江春神通广大灵活应变的传说。一次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乾隆随便问：“瘦西湖有没有白塔？”在场众人无言以对，只有江春马上说有。乾隆随即降旨第二天要去瘦西湖观塔。其实湖边并没有塔，见皇帝真要前往观塔，江春心急如焚，情急之间，他灵机一动，连夜派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一座假塔。
第二天，瘦西湖上大雾弥漫，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然矗立的白塔，非常高兴。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败露，就在盐塔的基础上赶建了一座白塔。事实上，朝廷也待他不薄，不仅屡赐宴赏，还加授布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银30万两供他周转。江春与官府关系之深，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是由徽州盐商接待的。为伺候得皇帝舒服，他们花钱极为慷慨，博得龙颜大悦，出尽风头。正因为花钱结交官府，徽商不遗余力，才会有徽商控制两淮盐业、垄断茶叶经营的局面出现。
徽商依靠取得官方许可垄断盐业经营发迹，但就在这些商人最风光的时候，心里也十分清楚，皇权至上，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大盐商江春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他也的确一语成谶：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商热闹了将近300年后，在道光年间一夕烟消云散。先是清政府改革盐法，剥夺了盐商的垄断特权，随后又严追他们历年欠税，众多徽州盐商被抄家抵债，迅速“失势”，从此便一蹶不振。
由此可见，官方许可之于商人经商的决定性作用之大。徽商在“取”“舍”之间用心良苦，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捐输”堪称徽商精于“投资”的妙笔之作。徽商深知只有取得官方许可，方能实行垄断经营，进而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商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7．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善做官的人，不一定会经商；能经商的人，肯定会做官。官场要权谋，市场求利益，相通又不相通，官员变成商人容易，但那必腐败无疑；商人做官员也容易，其付出远远小于做商人所付出的艰辛和智谋。晋商是付出最多得到也是最多的商帮，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做成了自己焉能不“做大”？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而设立区边重镇，这些兵马的生活和需要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晋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和机遇，使他们做起了“政治生意”。清朝时以介休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他商帮无法享受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皇家权力的支派，并甘当附庸以获巨利。
介休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他们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
到了清朝的中后期晋商达到了辉煌，他们充分利用官方的权势，不失时机地取得“优惠政策”、“重点工程”和“大项目”，从中谋暴利，进而部分代官方“解饷”、运军需、赈灾，最后竟扮演起了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角色。如果没有与官方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能得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肥差”吗？只有使自己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一致时，生意才能做下去，而且会越做越大，越做越顺。
靠官维护，靠官谋利，官商合一，各取所需，在晋商中很普遍。能成为显赫的皇商的，毕竟只是个别，大多数晋商还是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父母官”，求得庇护，开展“业务”。
1921年版《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说：“考前清定例，凡属公款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并无令存票庄之明义。所以存储票庄者，官场与各庄老板来往之私人情耳。”那时，结交官场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了普遍的公开的秘密。
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都极力拉拢王公大臣，最着名的，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慈禧太后的亲信李莲英，志诚信结交两广总督叶铭琛，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奥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庆亲王和奥海关监督不止一家票庄招揽，票庄经理有时与督抚往来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也与之同行。票庄与官员已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
曾为晚清“中兴名臣”的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京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从“大内”的“内线”得知，张之洞将有重用，官运会一路亨通，便慷慨答应借银十万两，作为张之洞买官的费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他自然不会忘记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便把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协同庆仅仅做两广这一笔“大业务”，就赚了上百万两银子，还有什么业务比做这种官生意更赚银子呢？与协同庆票号类似，晋商各票号以经营官款为主，其中的秘密，恐怕只有银子才能说清楚了。
乔家大德通商号经理高钰很擅长发官财。由于与当时的高官赵尔巽关系密切，所以，他总能从赵大人处拉来“大宗业务”。赵尔巽调到东北，高钰追随到东北拉业务，赵尔巽调回北京，高钰也同来，赵尔巽后来调到四川，高钰又跟到了四川拉业务，“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巽的账房。赵大人做官离不开大德通的银子“做本钱”，大德通也靠赵大人手中的权力开展“业务”，获取更多的银子，如此双赢，当然谁也离不开谁了。
高钰除了拉这种“大宗业务”外，他还有通天的本领。在庚子“国难”之际，他竟能比官府还早就得到“两宫西狩”的“特大喜讯”，并能把失魂落魄、落难如乞丐的“老佛爷”和“万岁爷”迎进大德通票号“办公室”临时改成的“行宫”，还慷慨地借10万两银子给从不向人伸手的“老佛爷”。身无分文的“老佛爷”除表示感激外，还把随身带的“西洋贡品”纯金火车头留下作为抵押，并龙颜大悦，对高钰的效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两宫回銮”之后创办大清银行时，高钰就被钦命为首任行长。至于“两宫”对大德通的其他回报，完全可以想像得出。“高总”做官生意做到了极致，在当时很多晋商自愧弗如。
看来，官生意做得越大，获利也就越丰厚。官场与市场，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做市场，是靠满足社会需求，靠自己的才能发财；做官场，是通过结交官吏为自己谋私。在官本位社会里，做市场得先做官场，因为官场控制、垄断着市场，只有通过官场才能做市场。
晋商善于做官场，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长处在于，做官场比直接做市场容易，可以很快“做大”、得到庇护，形成优势；短处在于，官场是最靠不住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变是经常性的。“换汤不换药”的变，固然可以继续做“业务”，若旧官场整个被铲除了，那想再做“业务”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想真正长盛不衰，还得真正去做市场。市场是无限的，善做市场者才会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