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到想，他的这一想法决定了他的一生。经过多方的努力，赵章光成功地申请了这一专利。此后他的事业不断拓展。
1989年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郑州、乐清三家毛发再生精厂举行北京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成立大会，由赵章光任总厂厂长。其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并且行销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有“10l”的代理商。一连串的成功也将这个当年浪迹天波的江湖郎中推土了中国亿万富翁的宝座。
回顾这一切，我们似乎可以说“101毛发再生精”的成功来自199年赵章光在广告牌下做出的决定。那个决定可以称为赵章光成功的临门一脚。在其左盘右带却无法冲破封锁时，他凭借着独到的眼光，及时转变思维，开始脱离“常规”的操作，实现了思路上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他不再为思维定势所左右，从新的角度找到了突破口。
解密箴言
成功属于有创造力的人，属于眼光敏锐的人，经商也一样缺不了奇思妙想。默守一定之规的人是站在一个圈里看世界，灵动机变的人却是站在圈外看天下。对于不能通权达变的人，时机总是走在前头；能够摆脱习惯束缚的人，则总是在商机前面领跑。事实上，无论何时，无论对任何人，商机永远是存在的，也绝对公平——如果说有什么不公平的话，那就是有些人始终都走在后面，而有些人始终都在领跑。
赚钱与“地利”的不解之源
（引言）：
当大街上遍地都是鲜血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投资时机。——李嘉诚
投资成功的首要的秘诀是“环境”。古有“孟母三迁”，比尔·盖茨如果出生在非洲，连电脑都没有见过，就算他有230的智商，也不可能成为电脑王国的领袖，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从中可见，赚钱与地利有着不解之源。
温州人是怎样通过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市场焕发活力的呢？显然，在全国各地，温州人经营的市场始终最具活力。正因为温州人拥有做活市场的秘诀，因而他们在进入市场时十分大胆、胆实惊人，甚至敢于在没有生意的地方办市场。正由于温州人这一做法几乎没有失败过，令人佩服之至，为此有人大生感慨，说温州人在珠穆朗玛峰上也能开个市场赚钱。这话也绝不夸张。
在四川，成都青年路因紧挨成都成熟市场春熙路，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民间服装批发市场。当时各地客商从成都北站下车后便直奔位于市中心的青年路采购货物，而北站并没有批发市场。按理说，服装批发市场设在北站附近似乎更能方便外地客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但青年路在全国闻名，有名也就有吸引力，这比任何背离它的设想都有成为冒险的可能，因此成都人几乎想也没想过要在北站再搞个服装市场。
就是这样一个北站市场却被温州人搞起来了——成都人怕冒险而温州人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经营市场的本事，他们的赚钱方式与地利有着某种不解之源。
早些年，温州服装商人进军成都，首选地也选在了青年路。后来，温州商人侯旨良等人来到成都销售温州服装，原本也打算进驻青年路，然而青年路寸土寸金，实在挤不进去。经过一番考察，他们进火车站外的城北路。外地客商下火车后，有八九成经过城北路，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到青年路进服装，但见到城北路两侧的服装摊，还是乐于探听一下行情。探听的结果，一部分客商自然而然就成了这里的回头客。
就这样，很多外地客商在这里被截流也越来越多，外地客商都知道了城北路这个温州服装批发点，知名度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下次再来的客商出于心目中早有这个批发点，结果便容易成交。
此后，这个批发点便做大了。大批温州商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新市场——荷花池市场，又名“温州城”。此后不久，越做越大的温州城又摇身一变，不仅成为称雄成都的前所未有的服装大市场，而且成为西南服装市场之最。这时再回过头来看，成都人不禁感慨万千：成都火车站是西南地区交通枢纽，成都为西南最繁华都市，在此兴市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备，但从这里掘得第一桶金的却是外来的、机敏精明的温州人。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究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是旁观者清呢？也许，遮挡成都商人“望眼”的还是他们的保守，是出为他们恋恋不舍自己经营多年的青年路，固守金城的思想使他们形成了思维惰性，少了开拓和进取，这样即使意识到了城北路的优越环境，他们也没有勇气大举迁移，而没有负担的温州商人却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灵活和自信。
解密箴言
温州人的“商机”无不是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相信，只有卖得出去的产品才是商品。他们懂得商业的生机是和生存空间难以分开的，只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才是赚钱的开始。
选取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商业位置
（引言）：
一个合适的生长点以企业非常重要，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西方商业名言
从商业角度来看，能够及时进入空白市场的企业是少数，更多的企业是在市场较繁荣时才进入，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等着发掘。但是机会一定有，因为市场必定在发展，只是这些机会不易发现罢了。而温州人却能够在这些不易发现机会的市场内发现最有价值的商业位置。这便是精明的温州人。
上海，这座中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到处活跃着温州商人的身影。历史上，上海曾有“冒险家乐园”之称。高楼林立的外滩，也曾号称“远东华尔街”，汇聚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灯火辉煌的南京路，也被称为“中国的百老汇”。而温州商人的“第一桶金”，有不少就是在上海掘得的。
上海人曾给温州商人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很是“生猛”的温州人，他的每一根头发都像无线电天线一样竖立着，捕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大脑就是一台电脑，迅速处理信息，手、脚则随信息的处理而魔术般地拿出新计划、新产品，与此同时，钞票则如雪花般从各处飞入他那只好像装着“吸金石”的大口袋里……
在当时的温州人看来，上海是一块“遍地是黄金”的宝地。有一则真实的故事，至今仍让温州人津津乐道。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当时这里还未成为投资的热土，很多地方都还是一片田野。杨高路两旁多为一些冷清的单位或市内企业的库房。这里还只是上海偏僻的郊区。
有一天，有两个土头土脑的温州人陈氏兄弟来到了这里。他们从杨高路的这一头步行到另一头，用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交谈着。他们东看看，西望望，掏出纸来写写画画。谁也没有在意他们。其时杨高路如同一条机耕路，汽车驰过，尘土飞扬。两人整整在杨高路上“荡”了5天，越发灰头土脑了。没几天，他们大概到其他地方去了，一周后，他们又出现在杨高路。这时他们每人挎了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大门。有的单位守门人甚至不放他们进去，他们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这才能见到单位的领导。
很多单位的领导以为他们只是想进城打工的农民，爱理不理。他们挺耐心，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来，以打消上海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顾虑，表明他们也是“单位”上的人，然后洽谈合作的事宜。
温州开了的合作事宜十分诱人的。他们并不租用临街的门面，而只是相中了各个单位的闲置不用的房子，甚至是空地。这些房子和地面大都在单位的后院，离杨高路有几十米的距离。在浦东严桥乡，温州人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据他们讲，租用这些房子和地面，主要用来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小商品利薄，只能这样精打细算才行。
对上海人来说，闲地闲房，能承租出去，就像是天上落下的馅饼一要。并且，温州人办事实惠，立即就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一叠叠的钞票来，马上以现金付定金。上海人心中窃笑这两个人脑瓜不开窍。单位领导谁又不想为大家谋福利呢，到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全部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上海方以地皮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上海方分二成，他们分八成，5年不变。
要知道，这两位陈氏兄弟在此之前，就曾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然后再分租出去，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他们来上海之前，已通过对形势的判研：以及获取的信息分析，浦东将是一块投资的热土。而来到上海，通过对杨高路的现场调查，敏锐地感受到这条路的巨大潜力，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市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定繁华无疑。如果能抢在改造之前租下一片店铺，其价值将是难以估计的。他们回到温州，以集资方式筹到现金65万元，塞进蛇皮口袋就来到了上海。
陈氏兄弟对商机的敏锐竟然如此神奇。第二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竟也在杨高路上驻步。不出陈氏兄弟所料，当年，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杨高路改造竣工，也就是他们的店铺开张的日子。
温州人的精明让上海人惊叹，他们所选的偏僻地块，无不正处于改造后的杨高路的黄金地段。店铺的租金直线攀升，所改造的109间活动店面，以平均8000元一年的租金租出98间，还有11间年租金不断上涨，超过万元，直逼两万元，他们还舍不得租出去。当年就将改造店铺的资金65万元收回。如此保守估计，根据合同，今后4年他们将净赚300万元。
解密箴言
不是每个人都可当创业者，也不是每个创业者都能成功，更不是每个创业都可以基业长青打下基础。我们认为，温州人的神话在于他们不但敢于开拓，而且具有敏锐的商为头脑，他们能够发现最有价值的商业位置。
巧抓天机成就自己的财富梦想
巧抓天机激活财富路
（引言）：
最有希望成功的，并不是才华出众的人，而是善于利用每一次机会，并全力以赴的人。——苏格拉底
投资成功的首要的秘诀是“环境”。试想比尔·盖茨如果出生在非洲，连电脑都没有见过，就算他有230的智商，也不可能成为电脑王国的领袖，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这是小的环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利”，而社会大环境对经商而言，更是不能脱离和掉以轻心的。政策便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把它戏称为“天机”，谁能够抓住“天机”，顺“天机”而为，谁便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当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机遇。这就看你有没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不能在细微的政策变化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商机。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商人便非常关心国家政策的出台。当今的温州商人更是不敢把自己同国家政治相脱节，而恰恰是在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时时处处地把自己的商业活动与政治的相融度加以衡量。
温州的陈氏兄弟便是深谙政策之理，而在上海巧妙发现“天机”，操纵商机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陈氏兄弟通过对时事政治进行了精确的判断和准确的分析，得出了浦东作为未来上海投资重地的结论，尤其杨高公路的发展潜力最为巨大，将来必将成为商家的必争之地。
之后他们去上海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的浦东，只不过是大片的菜园和农田。杨高公路两边，只有一些破旧的单位和市属企业的库房。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果断决定在浦东大开发前抢占先机，先人一步，租下最有利的地段，日后靠转租转大钱。他们连夜返回温州，以惊人的速度在民间集一夜之间筹集了65万元现金。第二天一大早，陈氏兄弟带上自己的营业执照副本和部分资金，返回了浦东。在陈氏兄弟的努力下，他们与上海相关单位签订了租赁合同，并达成了内容一致的联营协议：上海人以土地投入，温州方出资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进行二八分成。上海方拿二成，温州方拿八成，合同五年不变。从这次交易中，陈氏兄弟共租到了109间店面。当年的租金就让陈氏兄弟收回全部投资，而且净赚了40多万元。
上海人并非不知道浦东大开发，只是他们没能准确估计开发速度，对自己手中的空房子的价值不怎么了解。等到邓小平同志视察浦东之后不久，杨高公路改造被列为上海市政府的重点工程。工程竣工之时，陈氏兄弟的店铺也“恰好”开张。根据合同条款，他们在五年内赚到了300万元的净利润。
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企业做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取决于企业是否充分利用政策或关注政策的变化。”南存辉一直强调，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南存辉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因此，南存辉对于政策，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策非常敏感。因为南存辉深刻地体会到，企业能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政治大气候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抓“天机”要有非凡的眼力，要学会观“政策潮”，也就是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顺着情势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只有因势应变，才能在商海游刃有余。
福海集团董事长罗忠福就是一个观“潮”高手。在回顾自己由贫穷青年成长为拥有近20亿财产的企业家的道路时，罗忠福说：“无论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短短几年增值千倍的奇迹，我的公司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成长的。要说我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罗忠福善于总结政策规律，用规律指导经营实践。比如，他通过总结发现，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的经济改革趋势可以说始终未能脱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窠臼，不断上下循环。这一规律曾经制约着很多企业的发展。但罗忠福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利用这一规律可以预见到两三年后的走势和市场变化，这样就能把握时机，及早起步，化被动为主动。在这一规律指导下，罗忠福策划了一起极为经典的经营案例。当年，罗忠福进军房地产业，买下了珠海的四块地皮。但是随即而来的房地产业处于相对萧条之中，外资纷纷撤走。罗忠福却认为，过热必然会骤冷，过冷必会升温，这种萧条期会很快过去，国家不会撒手不管。基于这一政治判断，罗忠福反而低价收购地皮。几年后，仅白藤湖西区这一块土地便增值到了几个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