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进学方面，张謇也有其独特的悟性。他熟谙经史，却不肯迂腐地拘守章句，而是从中摄取有益养分，充实头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合理内核是可以超越时代，成为现代精神资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为已任、关心民族兴亡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在张謇身上深深扎下了根。在他看来，儒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以应世变之需。为此，针对孔孟的“义利之辨”，他提出“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着眼于国计民生，坚持诚信自律的伦理道德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返本回馈思想。他鄙视传统士人脱离实际、徒尚空谈的积弊：“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主张“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在一次乡试答卷中，他说：“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裕覆育群生之量”，亦尝为委吏、乘田之猥琐贱事，而且，务求将会计、牛羊管好，“奉职惟称”，做“立人任事之楷模”。抬出圣人来，为自己的论列张本。
张謇平生经历曲折复杂，活动范围广泛，兼具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幕僚、翰林、政府官员多种角色，“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而能“适于时代之用”。就身份类型来分，他属于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许多论述十分精当，而且富有实践理性。他善于融各种角色及其资源于一体，将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创新、进取、务实精神结合起来，将道德规范置于现实功利之上，并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摸索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实业家精神中。
纵观张謇一生，有三个重要关节点，对其人生道路抉择影响至大。概言之，敞开了一扇门——实力报国之门；堵塞了两条路——科举与仕进之路。
张謇走出国门，前后不过三次。年过半百之后，分别参加过大阪、旧金山博览会；二十九岁时，随吴长庆赴朝参战，经历磨练最多，获益也最大。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清朝藩属朝鲜爆发了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变”，日驻韩公使馆被烧，日本借机出兵干预。吴长庆麾下的庆军，奉命援护朝鲜，张謇以幕僚身份随行，“画理前敌军事”。处此形势危急、列强相互争夺的远东焦点，干戈扰攘、樽俎折冲之间，最是年轻人磨砺成才的大好时机。其间，通过与朝、日众多官员、学者交流政见，切磋时局，增广了见闻，弥补了旧有知识的缺陷，形成了纳国事于世界全局的崭新视野。而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进行社会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经验，更使他耳目一新，于国内洋务派一意趋骛西方“利器”、“师敌长技”之外，找到一条全新路径，使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历史现象充满了偶然性。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对于张謇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连续三次重大事件筑成了他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他从十六岁考中秀才，后经五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三十三岁才有幸中举。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尽遭挫败。至此，他已心志全灰，绝意科场。这次，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会试，他本无意参加，但禁不住父亲和师友的撺掇，才硬着头皮应试。结果状元及第，独占鳌头。当师友们欢庆他“龙门鱼跃”时，他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他没齿难忘：科举之路上二十六载的蹉跌颠踬；累计一百二十昼夜“场屋生涯”的痛苦煎熬——那时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间弓身书写，夜里踡伏而卧，炊茶煮饭，全在于此。“况复蚊蚋囋肤，熏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尤不可耐”。日夜寝馈其间，导致经常伤风、咳嗽、发烧以致咯血。且不说科举制、八股文如何摧残人才、禁锢思想，单是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切身感受，已使他创钜痛深，从而坚定了创办新式学堂、推广现代教育的信念。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蕞尔小国”面前，“泱泱华夏”竟然不堪一击，遭致惨败，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惊悚、觉醒，改弦更张，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他对晚清积贫积弱的根源作如下剖析：中国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于是，决计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第三个关节点，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伊始，在慈禧太后操控下，恩师翁同龢被黜，“开缺回籍，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事对张謇刺激极大。他们交谊三十年，“始于相互倾慕，继而成为师生，终于成为同党”，患难与共，至死不渝。对于两朝帝师、官居一品的资深宰相，作如此严厉处置，为有清一代所仅见。这使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心灰意冷。生母临终前谆谆告诫的“慎勿为官”的遗言，仿佛又响在耳边。面对帝党、后党势同水火，凶险莫测的政局，“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在人生道路抉择问题上，张謇是慎重、清醒、谋定而动的。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顾说：经“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謇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所决，遂无反顾”。
三
关于张謇，胡适于一九二九年做过如是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
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伟大英雄”、“开路先锋”，评价准确而充分。在暗夜如磐、鸡鸣风雨中，能够像张謇那样，“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通过个人努力，开创难以计数的名山事业，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确是屈指可数。论其功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状元，他开创了一条由近代知识分子以实业教育代替封建士人“学而优则仕”的救国之路；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开拓者，他是晚清社会中既能务实又有理想的实业家的一个标本；作为出色的实业家，他摸索出一条以城市为龙头、农村为基地、农工商协调、产学研结合的南通模式。一九二二年，在京沪报界举办的“最景仰之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张謇以最高票数当选。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认为：一曰纯洁，二曰创造性，三曰远见，四曰毅力。
说到失败，张謇同任何成功人物一样，在其奋斗历程中总是难免的。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下的民族工业，面对外国资本的冲击，生存艰难甚至终被吞并，本属常事。其价值在于创辟了一条新路，提供了可贵的标本、模式，在于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业遭受挫折，却仍可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正如钱穆所言：“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
当然，张謇并非完人。我们肯定其事业之成功，绝不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都完美无缺。他勇立潮头，呼唤变革，却害怕民众革命；他为实现强国之梦而苦斗终生，但直到撒手红尘，对于这条新路究竟应该何所取径，也似明实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见地，并没有跳出近代民主主义的藩篱。在历史人物中，这种功业在前，而政见、主张相对滞后的现象，并不鲜见。
作为一个智者，张謇颇有自知之明。晚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说得恰如其分。而“完备、发展”，就任何前进中的事物来说，都不能遽加肯定。这不等于承认失败，也并非谦卑自抑，恰恰反映出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此相照应，他在生圹墓门上曾自撰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回首平生，他还是比较惬意的：一生事业已经大体完成，死无憾矣；现在到了回归自然、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的时刻。
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联接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是呀，先生“五山归卧”已经过去八十五个年头了。可是，今天，无论是走进通海地区工厂、粮田，还是置身于他所创办的大中小学；无论是浏览于博物苑、图书馆，赏艺于电影院、更俗剧场，还是在濠河岸边、五公园里悠然闲步，都会从亲炙前贤遗泽、享受他所创造的成果中，感受到张謇的永生长在。先生的事业立足于通海，而他的思想、抱负却是面向全国。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借用古人的话：“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近年来，我曾两入南通，一进海门，看到过张謇生前在各个场合的留影，还有数不胜数的画像、绣像、塑像。他那粗茁的浓眉，智慧的前额，饱含着忧患的深邃目光，留给我难以忘怀的印象。面对着书刊上、广场上、影视中张謇的形象，我喜欢作无尽的联翩遐想。这样，就有一幅饱涵诗性的画面成形于脑际，浮现在眼前——
一个霜月凄寒的拂晓，在崎岖、曲折的径路上，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踽踽独行。看上去，既没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家的豪迈，也缺乏诗人“杖藜徐步过桥东”的闲适与潇洒，又不见一般年迈之人身躯伛偻、迟回难进的衰飒之气，而是挺着腰身，迈着稳健的步子，向着前方坚定地走去，身后留下了两行清晰的脚印。
既然叫一幅画，就总得起个名字，那就题作《寒夜早行人》吧。
选自《人民文学》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