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
到十八岁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很老了。我已经失过恋了，那么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给过完了。是接着活还是死？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下来。十八岁有暇思考死，二十六岁则迎头撞上婚姻。撞上我也装没看见。生死的课题没做完，婚姻就无处安放。婚姻得搭建在生的平面上，我还没决定一定活着，如何对活着进行施工？因此我看不见婚姻。我看不见不是别人也看不见，我妈看见了。她六十岁了，双目失明。连失明的人都看见了，你说婚姻这个家伙有多么巨大？二十六这个数字首先使母亲紧张起来。我妈知道婚姻是个体力活，得年轻力壮才能建设得好。二十六岁，那干活的力气已经流失了一部分了，再不快点就不用准备嫁妆直接备下棺椁就行了。我的哥哥、姐姐包括弟弟都有了自己的家，都很好地在生活的轨道里运行着，只剩下我，像一架一直在空中盘旋的飞机，迟迟不肯降落。有一架自己生产的飞机在头顶悬着落不下来，母亲的心能安静下来吗？母亲不说什么，但是她在我的面前叹气。母亲的叹气比她说什么给我的压力更大。哥哥不叹气，团长哥哥直接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许超过三十岁！哥哥四十二岁了，由着我这样任性下去，哥哥在父亲那里是交代不了的。哥哥不仅仅给我下命令，他还亲自动手给我找。当哥哥沉着脸说不许超过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处黄了哥哥给我找的两个军人。
当家长全面干涉我的私生活的时候，我在单位的处境也一样。大家都想尽快使我归于秩序，活在群体的气流里，活在安全里。没人支持你逆行。我发现我像玻璃鱼缸中的鱼，无处躲藏。我没有一处黑暗的藏身之地。
当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婚姻的好处。当大家在身后驱赶你的时候，婚姻是掩体，是唯一的藏身之所。当你无路可退的时候，婚姻满面春色等着你。它不光有笑脸，它有四面墙，有棚盖，它有效地挡住了一些东西，使你从面对群体到面对一个人。我开始妥协，向人伦秩序妥协。我妥协的结果是认识了蔡清。
蔡清是单位的同事介绍给我的。我一直拒绝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接受不了这种方式。我反对人为方式。我的妥协就是接受我反对的方式。
蔡清是医生，是我调到C市后处的第一个男朋友。跟蔡医生相处的时候，我已经把婚姻的好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已经把结婚当成一个任务来对待，因此我的态度还是说得过去的。虽然我的态度已经在母亲、哥哥、同事的压力下得到了校正，但三年后跟我结婚的人不是蔡清。这事追究起来责任一方不是蔡医生，他是无辜的，从头到脚都是无辜的。责任一方是我。我这一方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父亲。当我总结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一直左右着我与蔡清关系的走向。
父亲的最后日子就是在C市的某家医院度过的。那一年父亲五十岁。在父亲临终前的某一天，母亲从医院回来，带着我和弟弟到医院，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姐姐都能自己去医院见父亲，甚至能帮助母亲护理。弟弟和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十岁，弟弟八岁。我们需要大人带领，不然我们就无法见到父亲。我曾在成年后多次回想那次见面，我想把父亲从记忆里打捞上来。但是，我从记忆里捞起来的往往不是我想要的。我发现我记住的一些东西都毫无道理，没有一点应该被记住的理由。比如，我记住了那家医院后院里的一幢红砖楼；在记忆里一直闪光的是红砖楼旁边的一个锅炉房；医院后院的地面铺着的灰色的水泥地砖，那砖是正方形的；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低头从那灰色地砖上走过……我要的哪是这些？我是想回忆起来父亲那天都说了什么？他对他还是儿童的孩子临终说了些什么？我认为这才是重要的。才是值得记忆的。才是应该被记忆的。可是这么多年了，父亲的声音不知被什么淹没了。父亲的声音存在过，只因我的手过于幼小，没能抓牢它，更不懂得培育，这导致父亲的声音没能在我记忆的斜坡上站稳，更没能长成一棵树。父亲的声音对我是多么重要，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却丢失了。父亲的声音从我幼小的指缝间跌落下去，掉到时间的缝隙里去了。那么我有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记忆没有留给我——哪怕一句话。命运对我的剥夺完全彻底。我的生命是没有看得见的基座的。那些父亲给我的血液是液体。血液在我的血管里，若不把我杀掉，是拿不走那些血的。这是给我剩下的全部。我皮肤的愈合能力非常强，哪里划破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长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围堵那些血。现在，当我成年，我越来越知道我拥有父亲的血液几乎就是拥有了一切。父亲把他的一切都压缩到血细胞里，就像出远门把东西放到背包里。我不停地从父亲的血细胞里拿出我对付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智商、情商、理性、行动能力、学习能力……我的记忆基本就是个顽童，所有非主要情节我都记住了——我记住了那扇父亲身边的窗子。我在进来的门口站了一会就感到无事可做。这时我就看见了那扇窗子。我从父亲的病床边绕过去，来到窗下，踮起脚向外看。那是我第一次到一座城市，第一次看见那么高的房子，第一次看见很多的汽车……我想再看看。在街上，母亲拽着我和弟弟的手，走得实在是太快了。很多我想细看一看的事物都是一晃而过，在一些地方我是想停下来的，但是母亲不想停下来。相对于病房，城市的大街更吸引我。遗憾的是这个窗子，不是临街的窗子，这样我就没看见我想看见的那些，而是看见了那所医院的后院：一座红砖楼，旁边一个有烟筒的锅炉房。还有一堆黑色的煤在墙角。院子里灰糊糊的，没有绿草、红花。那是早春，雪还没完全融化。树枝还是干枯的。我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拿着什么快速走过院子，进了对面那栋红砖楼。那人拖在水泥地砖上的影子是往右斜的……
蔡清的工作忙，他一周有三个夜班。我没有他忙。我刚调到C市团委工作。我的工作经常需要下下基层，检查检查工作，开开会等等。因此我的时间有弹性，呈螺旋状，不像蔡医生在手术台上的时间分分秒秒都是抻直了的。这样在我们要见面的时候，我不能让蔡医生等我，他哪有时间？没有时间拿什么来等？于是我等他。我还跑到人家单位门口等。这样他几乎一点时间都不需要使用就能见到我。我不是总爱为别人着想吗？我就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道路都由我一个人来走。往往，我一不小心就去早了，去早了就要在门口傻等。我把手里的打着卷的时间在他的门口慢慢地拽直。他们医院叫C市肿瘤医院。那几个字很大，在房顶上站立着，有钢筋在字的身后支持着它们。我感到字是不能太大的，超过了一定尺寸，字自己就站不住了，就需要金属支撑。字是没有骨头的。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门诊大楼看上去刚盖好不久，因为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这几年才有的。在我视野里的也就这些。在我绕到门诊楼后的那天之前，我一直以为，蔡医生工作的医院是由这一栋大楼组成的。等他下班换好衣服出来，我们就去附近吃点饭，说会话。吃完饭我们有时去看电影，有时去江边看月亮。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月亮，我们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小心到谁也不碰谁的手。后来我又去早了。这已经不是第二次去早，我是怕去晚。如果你要是怕去晚那你就避免不了地要去早。我开始知道不好意思在门口等了。人家都是男的等女的，我怎么就把事情给整反了呢？我感到我等得有点不对，或者是别人认为我等得有点不对。虽然认识到不对但是我还是要等，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想怎样才能把等从傻等变成技术的等。站那一动不动，那就是傻等，而找点什么事干，或到附近走走，然后在约好的时间回来，造成像是刚刚来，这样的等就是聪明的等。我一改在门口站立的姿势开始在附近转悠。一转我就转到了门诊楼的后面。隔着铁栅栏，我就看见了被这幢又新又高的大楼挡住的一切——我看见了我十岁时看见的那栋红砖楼；看见了一侧的还在使用的锅炉房！看见了那堆煤；看见了院子里灰色水泥地面，不同的是，地砖破损了很多地方，已经不似十六年前般平整，一个医生从那水泥地面上走过，他进了前面的门诊楼。一切都是十六年前的颜色。相同的春天，相同的色调。我像是看见了一场黑白电影。调到C市后，我曾想过要找到父亲住的那家医院。因为我总也想不起父亲音容，他留在我记忆里的图像太少太模糊。若是找到那家医院，是不是能想起父亲更多一些？但是我没能行动，想法一直停留在想法上面。我知道那是父亲最后的停留地，那里的地上留着父亲的脚印。如果找到那家医院，我能收集到父亲的一些气息。说不上哪天，我就会行动。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他比我着急，比我行动得快。父亲他很有办法地找到了我，并且让我一次次地向他最后的停留地跑来。那天等蔡医生换好衣服出来，向我走过来，我突然就感到他不是真实的，他仅仅是父亲的一个要见女儿的办法。他是父亲从衣襟里变出来的。蔡医生开玩笑说，你又来早啦！你这个傻丫头。怎么就不知道给我机会也等一等你？我忍住突然的眼泪，我感到这是父亲在说话。父亲就站在蔡医生的身后，我看不见父亲，谁也看不见。父亲是隐身的。蔡医生仅仅是个木偶，他身上的好多条线都在父亲手里抓着呢。“傻丫头”这个词，蔡医生总爱使用。“傻丫头”这个词太陡了，太让我吃惊了。父亲生前用过这个词，此后就再也没有谁用。吃饭的时候，我问，这家医院一直叫肿瘤医院吗？蔡医生说不是的，原来叫二医院。全称C市第二人民医院。
母亲和哥哥轮换着在二医院护理父亲。母亲回家时，总说起二医院的事情。在父亲病重住院的那些日子里，二医院是在我们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后来这个词就扩大成为一块乌云，笼罩在我家的上空。母亲还多次提起院子里的那个锅炉房，还有那个师傅。母亲说用饭盒把米洗好再放好水，然后放到师傅从炉子里掏出的一大块炭火上，饭就能煮熟了。一盒饭就够父亲、母亲吃了。很多病人家属都是这么煮饭吃的。医院里应该是有饭的，但是家里的大米不是不用花钱吗？这样在医院只买菜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家里的大米是比医院的大米好吃的。七十年代，城市的大米哪有新米啊？连大米都很少的。父亲也不爱吃医院的大米，他要吃家里的大米，吃自己的土地上的大米。
我们的土地上出产很好的大米。但是那很好的大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大米是从父亲开始才有的，或者是从我才开始有的。我被姐姐抱着的时候，我两岁，越过姐姐的肩我就看见了水渠的修建过程，然后就看见了水田。父亲不是想改水田就改水田的，他得经过一系列的论证。这个过程也不会少于一年。那么，父亲的水田刚刚在头脑里出现、反复出现的时候，这时候我应该就在母亲的肚子里出现了。我是和水田一同出现的。
我们家那里原来是旱田。从有人居住开始，就种着玉米、谷子、高粱等等。相对于旱田，水田的附加条件更多。它需要水、电、技术、土地的平坦。
而父亲是个理性的诗人。他去“上面”开会，午餐时，吃到了由阿拉底韩国屯人种植的大米。那来自水田里的颗粒是那么晶莹，一颗一颗，透明、莹白。米的弹力，在父亲的齿间，像一只活着的东西，还要挣扎一下。父亲把这种陌生的粮食在齿间的感受埋下，问坐在旁边的韩国屯的大队书记，父亲问这种作物的产量。那是一个让父亲惊讶的产量，比传统的作物高出好几倍。父亲咀嚼的牙齿肯定是停住了，他把注意力从牙齿、味蕾上转移到那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上。在接下来的谈话里，父亲又得到了拥有这个数字的必要条件。父亲的目光越过午餐的饭桌，落到自己管辖的那片土地上。父亲看见，在那片土地上，那些必须的条件——水源、电力、技术、土地的平坦——一样都不少。父亲对家乡土地的蓝图就从那一刻开始动笔了。在那个各村大队书记共进午餐的饭桌上，父亲不动声色地咀嚼着那些挺一挺腰才肯破碎的米粒，他想，要不了多久，他辖区的所有人，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喊他赵书记的人民，就都能吃到这种高产又劲道的米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那些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