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研究的文学化与语境化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究其实质就是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性转换，它不仅标示着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流变，而且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质态和形态均已发生了与传统文论话语迥然不同的变异。其中所蕴涵的各方面因素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说中国文论话语在晚清-五四时产生的现代性转换表现为“西学东渐”，即中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逐步替换——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艰难、复杂而又充满着痛苦的过程，那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开启的第二度西潮则让我们在追风赶潮的阵阵热浪冲击下，于头晕目眩中不仅已习惯了，并且似乎也只能使用各种西方话语言说古今中外的文学与文论。这种“言必称希腊”的“鹦鹉学舌”所蕴涵的各种因素是值得我们认真清理与思考的。加上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论研究的全面介入，使得我们在质疑这种话语模式与意义建构的同时，又似乎失去了对这种话语合法性追问的能力，因为追问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模式的产物——这不仅仅体现在追问的话语模式是完全西语式的，而且是这种追问本身背后的精神受了当今学界有关“全球化与本土化”、后殖民等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全球化的浪潮在让我们更为切近地感受一体化的融会之时，却也更强烈地意识到自我身份认同的迫切与焦虑。
因为这种话语合法性的追问不同于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人本主义、历史主义等现代性宏大叙事话语的消解似追问，而是源于现实生存的有切肤之痛的生存焦虑。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就是最为显着的明证。也正因为此，这个问题不仅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话题，而且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大学术难题。
近年来，围绕曹顺庆先生等人在上述问题上提出的“文论失语症”、“话语重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汉语批评”及“跨文明研究”等观点，学术界有赞许，亦有争议，但却始终没有办法绕过。正是基于此，本文的写作便试图通过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构中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研究，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正面回应，并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提供有效参考。
（第一节）文学化：回到文学
尽管本文的主旨是研究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但其直接针对的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失语症”。考察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不能不蕴涵一种对当下人文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从而就不能不反思当下的人文学术研究现状。毋庸讳言，尽管当今学术界的人文学术研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繁荣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学”与“术”剥离、“人”与“文”阙失的双重危机。
所谓“学术”，“作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精神活动，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专门的（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性的）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或体系性的知识和道理”。不过本文要强调的是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背后的精神承担。也就是梁启超所指出的：“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术之成为学术的最根本基础就在于对“真理”的承担，然而当今学界貌似繁荣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悖离了这种承担，而表现为一种“学”与“术”的剥离，其最为显着的标志就是“学”的承担为“术”的虚假繁荣所遮蔽。而“人”与“文”的阙失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阙失。这意味着作为人文学术研究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精神承担；二是“文”的阙失。这意味着作为人文学术研究客体的“人的存在”已成为一种纯粹话语符号的编码游戏，其蕴涵的意义或者被遮蔽，或者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繁荣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后方法论的繁荣，一种畸形学术体制下的泡沫繁荣。究其实质，这种繁荣其实蕴涵着三个方面的意味：
一是表现出对研究对象的实质性理解的欠缺；二是当下语境中对西学话语追风赶潮的一种趋势，或者说是在“全球化浪潮滚滚与后现代波涛汹涌”裹挟中的情不自禁，话语“失语”的背后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精神“失语”。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文论“失语症”的实质就是文化精神的“失语”；三是文化精神“失语”后名利的驱使——一方面，作为文人，人文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支撑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精神基础，一旦失去这种基础，所谓的人文学术研究实际就等同于一种话语游戏。“失语”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嗜语”；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化语境又为文化精神的“失语”在抽空这种支撑的同时提供了另外一种外在的依托，这就是当今的学术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已全然为此体制所主宰，其生存方式与其说是一种“人”与“文”之生存，不如说是一种体制化生存。本文以为，所谓“人文精神”的萎缩与丧失，其原因除了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精神相当程度的失落及政治意识形态对“文”之精神的扭曲外，大半在于此，而这却恰恰在当今人文学界被话语的表面繁荣所遮蔽。在此视野中，本文以为，对当今学界的“繁荣”，尽可一言以蔽之，即这实在是一种拉虎皮做大旗的虚张声势，其背后已经失去了人文学科应有的文化精神的支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的“文”之意义在拉虎皮做大旗的虚张声势中已荡然无存。
具体而言，在上述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文论话语的有关“文”之意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精神密切相关的。“文”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维系者，在天、地、人的现世性寄托中其实已经孕育着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这块特定土壤上人们生存的根基。离却此，便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抽空，这样的人文学术研究究其实质而言只能说是一种文本话语游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本文所谓“文论话语”的意义支撑。
研究，必然存在两种问题，其一，对自己所操持的言说话语缺乏合法性追问。一方面，西学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合法性被话语狂欢所遮蔽，另一方面，在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中生成的一些关键的术语概念在长期的意识形态主宰下其实已经受到严重污染，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其内在的含义并非不言自明，而恰恰是极为混乱的。如果对此不进行立足于中国特定语境的历史性学理清理，其言说本身具有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其二，尽管当今学界在文学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面各自都表现得异常兴盛繁荣，但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对“人”之历史存在与“文”之永恒意义的抽空。换言之，就是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得以生成的文化精神资源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具体考察显得极为不足。纯粹文学理论研究与具体的文学实践存在一种相互剥离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今有关“文论话语”争议的症结就体现在对中国文论传统的蹈空、文论与文学相当程度的相互疏离及话语言说之精神支撑的抽空等几个方面。因此，尽管“在“西方参照”、“西方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总体空间”扩展了，“理论难度”增加了，进入了一个有活力的新的理论和美学的层面，得以同世界接轨。但由于这种理论范式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排他性，贬低、排斥非理性的言说，使中国传统那种个人化感性体验型的文论在现代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耽误了我们对传统文论的深入认识；也由于这种理论范式主要是在西方近代思辨哲学和体系美学的影响下建构的，发展到后来变成对抽象思辨的追逐，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离”。
除上述原因外，“文学”与“文论”本身的意义亦未得到合理的界定。由于古今中外有关“文学”的言说与理解差异甚大，有些观点甚至大相径庭，于是就为“文学”与“文论”意义某种程度上的扭曲与抽空埋下遗患。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文论”应回到“文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与“文论”本是一体两面、合二为一的，它们赖以存在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二者意义的相互依存。因此，“文学”绝非仅仅是表现于文本上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而应是对人之生存的审美观照，其背后是一种有关人的生存之永恒价值的关怀。一旦失却了这种观照与关怀，文学就将流于一种毫无精神价值的文本语言游戏，成为人之本能情欲肆无忌惮的宣泄与纯粹感官的诱惑刺激。简言之，本文以为，“文学”在其本质上是以一种文学特定的本体形式表现的，有关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在此意义上，“文学”与“文”之意义达成一致，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文”向现代的“文学”转换的共同基础。“文论”在此意义上的核心之处必然在于这样一种精神特性。因此，在文论研究方面，纯粹理论言说的辨析固然有助于对问题的思考，但由于对其背后精神意义的抽空，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在毫无精神意义的纯粹抽象的理论话语言说中，更加偏离“文学”之意义。当然，这种言说方式固然如上文所言，一方面是历史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是特定的体制化生存所必然，但就其话语的语言层面而言，应该说是来自于西方的影响——一种典型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所谓“错置具体感的谬误（ｆａｌｌａｃｙｏｆ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ｎｅｓｓ）”，指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本文论述的一个关键词，在本文的论述中，主要是指把西方基于其知识谱系的学理积淀或针对其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而产生的话语，在言说模式的层面上直接移植过来，然后完全置其背后的文化精神支撑于不顾，一方面把其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后用于针对自身的特定语境，另一方面甚至就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话语游戏，在话语狂欢中享受纯粹思辨的愉悦，或者就是在西学话语成为时尚的当今学界的一种追风赶潮。在这样的语境中，“在躲避失语中失语”自然就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失语”的同时，“嗜语”亦注定与我们同在。
正是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中，特别强调文化精神的传承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意义建构。
一般而言，在西方，因其对人之生存的关怀一方面体现于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传统现世关怀，另一方面宗教精神又成为其普遍意义上的终极关怀，这样，科学求真的精神作为推动人类永远向前的意志动力，自然就使他们的文学理论传统表现出科学求真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有现世关怀与终极关怀的双重精神支撑，即便是看似纯粹思辨的学理推演，不仅有其完整的知识谱系作为学理基础，而且亦无不具有其固有的西方文化精神的支撑及特定的现实与终极针对性。考察西方学术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至黑格尔、康德，尽管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建构，但在文化精神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在西方知识谱系中，正是他们的环环相扣，共同组成了西方文化的知识链。即便是所谓以“解构”为特征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杰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无不具有一种赤诚的现实关怀，特别是萨义德，他有关“知识分子”责任与使命的一次次演讲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其实早就应该激起我们对于自身的存在及我们当今学术研究的反思。尽管如此，对他们而言，“文学理论并不是一套脱离现实的思想”，它不仅“作为一种推理论证的实践存在于读者和作者群体之中，和教育与文化组织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西方特有的知识分类与学科设置的背景中，整个文学领域的研究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划分自有其相应的学理支撑。可以说，在西方“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由此可见，即便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中，对文学理论的研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首先，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ｒｄｅｒ），这个观点与那种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系列依年代次序而排列的作品，是历史进程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是有所区别的。其次，关于文学的原理与判断标准的研究，与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不论是做个别的研究，还是做编年的系列研究——二者之间也要进一步加以区别。”见该书第３１页。在《批评的概念》一书中，韦勒克特别指出，任何想取消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之间区分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详见韦勒克着《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页。
究如果离开了它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ｓｉｍ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ｒｄｅｒ）”、特定文学实践的具体联系以及其背靠传统的精神承继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普遍规律的探讨，但其立足点与最终归宿却是文学本身，而非抽象的理论言说，而文学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虽有其作为本体特征的“形式”，但“形式”所体现或承载的“意味”却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审美观照，这样，对文论话语的研究也就离不开对特定历史语境下人之生存方式的把握。
另外，语言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它对文学及文论话语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它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现代汉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开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类型的深层的基础。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回到语言本体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论问题”。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研究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