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知识分子”概念另一个源头的俄国，则表现出十九世纪俄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特征，并打上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烙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一方面还是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对其产生极大影响。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文人在秉承俄罗斯悠久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又具有良好的西学修养。在俄罗斯当时的极为落后的社会状态与专制制度，无疑令他们产生强烈的疏离感与背叛意识，这样，虽然由他们所开启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在“勇于承担社会良知和道德公义精神的独立人格特征”方面与在法国导源的精神传统达成一致，但其因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一种爱恨交集的文化疏离感，却不能不说是俄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独特精神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特征与晚清－五四时期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文人从“士”转换到“知识分子”时的精神特征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这或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在思想情感方面与俄苏有着更强的亲和力的根本原因，以致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话语的生成上更多地受到其影响。当然，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气质其实是建立在属于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基础上的。他们有一个东正教的文化背景，强烈的宗教意识使他们不能不感受到更为沉重的道德紧张感，这在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身上和笔下表现得特别突出。另一方面，俄国特定的地理位置及文化传统，使他们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其直接影响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
在德国，其强大的逻辑哲学思辨传统对德国文人的影响可以使他们在一种纯粹理念的逻辑思辨中获得一种内心的自由，从而达到内心的超越。当然，这种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现实的生存土壤。在整个欧洲，德国社会体制具有一种特别的独异性，那就是在德国的历史中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政治专制主义。这种社会环境禁锢了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意识。因此，作为文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就只能在一种理念的思辨，以及专注于人的内心情感的挖掘上。或许这种生活方式与学术传统正是一方面德国可以出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理性与非理性文化大师的基础，另一方面，尼采的哲学思想在成为对人的生命意志的张扬的同时，也成为纳粹的精神基础；而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的深邃认识又不妨碍他在纳粹时期对纳粹的认同，以致留下人生的污点。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平稳状态，知识分子对社会尽管有不满与批判，然而却不是大街上的抗议，而是学院里的研究与建议。即便是在英国以激进闻名的罗素，其对社会的批判仍是温和的。西方学术中的经验主义传统之所以出现在英国，不能不说是与其特定的历史源流及社会状态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宗教改革获得较大成功，其政治体制上的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使得英国知识分子在宗教与政治方面都能得到一种相对的稳定感，因此他们对整个社会承担的职责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背叛式的，而是经验主义的。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进行界定自然也必不可少。在西方，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的定义得到广泛认同：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这个定义应该说是抓住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的最基本的精神特征，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按照中国长期以来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不过，从上述对知识分子的起源所作的梳理与辨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以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上选择一种职业，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种谋生方式，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们必须有一种对于“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精神承担。换言之，就是他们在“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同时，这种精神承担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因此，我们虽然可以说“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但是本文在此要强调的却是，“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未必是知识分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另外现代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知识分子也就越来越职业化。体制化生存成为知识分子难以逃避的一种宿命。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在其１９７９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中便明确将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一个阶层进行论述，这个阶层就是所谓“文化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并认为这个阶级正日渐成为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这种新阶级首先具有文化资本，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其次拥有共同的话语规则，其规则在于：交谈者之间的最后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不受情境影响，即所谓的情境无涉性，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与此相类似的是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观点。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在他看来，所谓“知识分子”正是那样一些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人，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凭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而享有相当的特权。不过在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里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经济的压迫，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今社会体制化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中，知识分子的体制化生存似乎已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在这种生存方式中，知识分子作为“勇于承担社会良知和道德公义精神的一种精神象征”就逐渐流于只可追忆的知识分子神话。对这种情形，西方一些思想家已经开始重新进行反思。昔日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采在他们的努力中得以再现。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体制化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在此意义上，诸多当今社会的所谓“人文学者”究其实质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仅仅是一种“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国着名学者萨义德在其一次又一次有关知识分子的演讲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特征。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就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社会的边缘人，是敢于对社会体制进行批判、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对社会良知的道德承担。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更是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在他们看来，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想关怀是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的精神特征。至此，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发展流变中，作为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最终得到保持与发扬光大。
如果说上述论述主要是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梳理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概念以及一种存在的历史演化，那么下面的论述或许更能呈现西方知识分子实际的生存状况。
尽管当今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竭力扞卫知识分子的精神尊严，但实际情形却是“文化资本”的的确确成为有关“知识分子”生存的基础，因此，正如有论者所言：“当今世界上的所谓“知识分子”，是一个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文化教育，掌握了相当的专业知识系统和技能，并以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谋生或者以它们为职业的人们……可分为技术型知识分子、官僚型知识分子和文人型知识分子三种类型。”
文人型知识分子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参与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创造过程，他们或者凭借社会公共媒介、出版社、杂志刊物等参与这一过程，或者凭借大学校园和讲台参与这一过程，因而总是与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创造密切相关。文人型知识分子由于自身专业和职业的特殊性，即通过参与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想文化活动和凭借社会媒介而进入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生活之中，往往可以成为社会的公众人物，引起较多人们的关注。可以说，现代文人型知识分子完全是因为职业和专业的缘故而时常处在社会生活的前台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中心。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社会，由于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文人型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一种“崇尚自我放逐”的倾向：“所谓“崇尚自我放逐”，无非是一种个人的、与中心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态度，出于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恐惧而自己选择了一个边缘位置，然而他们所惧怕的对象实际上却是游移不定的，它可能是一个笼统的资本主义，但它更可能是所谓“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倾向，奥塔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代表。”这种崇尚自我放逐的倾向，战后法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倾向，这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关，与西方思想文化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所谓的“自我放逐”，就是指“西方文人型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即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文理想、独立批判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信念而作出的一种姿态，不会轻易为了一己利益而出卖自己”。对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分类及其精神传统的流变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中话语主体的精神建构特别重要。在晚清－五四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完成的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中，虽然从传统与现代的维度出发，这是一种整体性的转换，但在这种整体性中其实有着不同的精神向度的差异。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虽然在根本的思想意识的转换上认同了“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换，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学话语在现代语境中的失效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感到无奈，但对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然坚持扞卫，因而具有一种特别的保守性，在对文学的理解与文论话语的话语模式及意义建构方面，基本还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基本形态，一般而言，可称其为“国粹派”；二是所谓“东学派”，主要指通过在日本留学接受西学的现代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表现出一种激进主义的色彩；三是所谓“西学派”，主要指留学英美，对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较多接受的一些知识分子，以胡适、梁实秋以及吴宓等为代表。尽管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在本文看来这是一种现代性内部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共同的现代性追求中，由于对现代性理解与选择的差异，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有着不一致的意见，不过其从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中形成的知识分子人格在本质上当是一致的。有关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兴起的人道主义与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冲突，本文将在““个体言说”、“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一节中加以论述，在此不赘。
尽管在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中形成的上述三类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一定的思想倾向的差异，但在总体上却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独立自足系统崩溃后文化精神的选择与承担，以及对现代性的自觉认同，而这恰恰就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主体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