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其实已见及洋务运动之弊，强调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因此，紧接着该文就开始述说西洋学科分类的制度，指出大学分成四门，而小学则学习“天文地理格致化学”，并且引用日本的例子说，日本已经“建大学院八，小学院三十二……我中土曷不仿而行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为了应对时局，追求实效，当它不再把修养和道德作为教育中心，而把类似西洋的科学技术作为中心，开始仿效西洋知识教育的方式，这里直接带来的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后果之一，却是传统知识系统的最后崩溃和瓦解”。这种遗患在以经学为支撑的中国传统文论那里更是显露无遗。
另外，一个特别显明却又常为后人或多或少有所忽略的问题是，在民国初年，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学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不仅没有较为清晰的理解，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对此感到迷茫困惑。所谓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也正是在这种迷茫困惑中走向坚定偏激的过程。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时期西学一边倒的倾向便与此背景密切相关。
随着以西方“他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为参照的新的学制与教育体制的建立，传统之“文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渐渐地发生了转换。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实乃一种传统经学教育，那么，在新的学制与教育体制中传统之“文学”便从对经学束缚的摆脱逐步发展到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０２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没有专门的“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已经由经学转向传统的“词章学”。１９０３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中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设置。同年，外国文学与相关的“文学理论”也开始进入到中国的学制中。在当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便明确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内容庞杂，但涉及文体、文法、风格，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到１９１３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另外《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指出：“国文部及英语部之预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直到１９１７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所以师资奇缺，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由此正可见出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同。１９２０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假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至此，西方文学理论全面而有系统地进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领域。
通过上述考索与梳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遭受屈辱的中国士子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掀起轰轰烈烈的以救国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究其实质是一种器物的引进，到甲午海战失败后，才意识到制度改良的重要性，于是，维新变法在民族危亡时刻隆重登台。但是“百日维新”的短命意味着思想层面的启蒙方是根本之计。这种观点应该说与实际情形是一致的。但是从知识和思想的角度出发，中国文人恰恰是由对西学知识思想的学习和对西洋知识制度的借鉴，开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具体而言即体现为新的学科分类与建制的形成。二者看似思路相悖，其实却是同一语境下同一思路的两个层面，其最终目的都是富国强民，实质则为“方枘圆凿”地移植引进，只是因前一思路建立在现实的实际层面上，成易亦易，而后一思路则隐而未发，其遗患往往不能在当时直接显现，只有到时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时代里，才猛然发现，当初为了富国强民而对西学的移植与类比已使我们自己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被切分得七零八落，了无生气。对此，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为上述知识谱系的切换作一最直接的印证：“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陈寅恪对此的审查报告也足以说明对此切换，中国学者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忧虑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日本在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及学科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中国现代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留学所型塑的人格特征，这就是所谓的“东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当时的胡适、陈源等一批学者被称为“西学派”），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很好的清理。那就是当时的“东学派”与“西学派”能够结成统一的新文化阵营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恐怕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其中蕴涵的文化意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直接主宰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走向，自然也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
其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现在一般是定位在作为中介的作参见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０１－５０２页。
用。本文以为这是一个误解。早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其在学制方面的设置便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在梁启超拟的办学章程中，就明确提出“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的主张。其中其实已蕴涵着两方面的意味：一是日本教育的成功得到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尽管当时中国的新思想主要是来源于西学，但在具体的学制的设置上，却以日本为楷模；二是以“参以本国情形”的主张强调了对中国自身具体情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北京大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二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联或许与此传统相关。而主要是受西方学制与思想影响的清华大学则表现出与北京大学迥然不同的学术走向，与此亦不无关联。
其三，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当时的日本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中间港，向中国转输入从法国、俄国过来的激进革命思潮。１９００年留学生翻译卢梭《民约论》输入中国是在日本；１９０５年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１９０７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第一次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也是在日本；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朱执信主持《民报》与梁启超发生论战，还是在日本。此次论战中，朱执信社会主义理论之自觉，比１９１９年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论战时的立场，有过之无不及；更有甚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也是在日本，其密谋性质的组织方式与俄国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不谋而合，后来援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即有此前缘。陈独秀、鲁迅等饱吸日本空气，自然形成其浪漫激进的革命理念，从他们的日、俄、法知识背景出发，要从根本上掀翻中国的老屋、铁屋，自然不满意于辛亥以后中国的舆情氛围，与从英美归来的胡适等人那一点文化决定论重叠在一起，于是同床异梦，短暂合作，这才有新文化运动。”
当然，当时的切换过程并非一语可以说明，其中种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异与搏斗恐已非我们所能真切感受，不过其具体过程倒可以通过相关史料得到一定程度的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文人对西学的知识观念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曾经出现过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在以所谓“声光电化”为代表的西洋实用知识与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为代表的文学知识方面，曾先后有过迥然不同的观点。随着人们对西洋实用学问的服膺和效仿，中国文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着西洋学问的制度，他们相信“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所以光绪初年到了西洋的郭嵩焘和黎庶昌似乎都对这种学科制度很关心。可以说，新的学制与教育体制的建立所蕴涵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学制与体制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其背后所蕴涵的中国传统之“士”们对中西文化的认知心理与对西学的承纳，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有关中西知识谱系的替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此次论争中，胡适在吴稚晖的“宇宙观”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究其实质是以西学知识谱系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科玄之争中所谓“玄学”）予以替换，具体如下：
（１）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２）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３）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４）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５）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６）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７）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８）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９）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１０）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后事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此文最后强调“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中就西，以西割（不是“格”）中的范例。这种分类其实正是当时西方正在逐渐形成的近代学科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西方人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完整而有序地容纳进了制度化的建构中。
我们知道，知识分科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历史很悠久的事情，西方从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到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辩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分类，中国从“六部”到“四部”的知识整理，其知识分类的背后都隐含着对于知识的自我理解和解释，也包含着一种知识权力的形成，使之成为有权力的知识。而这种关于知识的学科制度一旦由西方进入东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就必然把东方原有的知识系统瓦解并重新组织。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在富强的急切期望中，很快接受了这种其实隐含知识霸权的制度。崔国因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大会，认为西方有关星学、化学、电学、光学、气学等等这种学科分工很合理，“日穷其理，以求其精，唯以一人之心，究无穷之理，恐有不到，故约定各博士每年齐集一次”。薛福成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总结了他的看法，认为西洋人的“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深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尽管他还在自说自话地把西洋新知当做中国旧学，但正是“分门别类，愈推愈广”两句中，隐含着对西方学科分类和知识生长的无可奈何的服膺意味，而新知涌入和知识增长，恰恰对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重新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清理。
确实，在西洋新知的冲击下，十九世纪中国的传统学科系统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知识，有学者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仿佛一个被区分成了四个大格子若干个小格子的箱子一样，过去甲乙丙丁、经史子集的分法，已经没法把纷至沓来的新知妥善地安放，它的格子已经阻碍了新知在传递中的增长。当新知增长到旧衣服再也不能包裹住它的身躯时，衣服就被撕破了。”尽管这个比喻其实并不恰当，因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注定这种包裹是张冠李戴，但它毕竟说出了在晚清时期西洋新知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全面解体与以西学为参照的知识重组。在这种知识重组中，经学中语言文字之学成了独立领域，被赋予“科学”意味，而其他的内容却在西学知识分类的参照下，被划归为“哲学”、“史学”和“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而中国传统之所谓“文学”在现代“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出现后，同样也不得不面对重新的划分。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以及物理学、化学等新的学科分类中，它也失去了存在的完整性。而看上去最完整的史学，也不再执着于过去分类表上的什么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容纳了更多的内容，它迅速膨胀也迅速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当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新知的冲击下转化为文史哲政经法以及数理化等等西洋学科的分类法时，西学知识谱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经学话语崩溃后以一种全新的学科分类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进行了彻底的重组。
（第二节）学科建制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替换
西方的知识学背景固然以一种其特有的知识分类形式直接表现在其知识谱系上，然而其背靠的支撑应该说是来自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西方特有的知识理念，另一方面也得到与其相适应的学术体制的支持，具体在知识分类上就是学科建制。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文论”之所以与传统的“文学”、“文论”迥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于自晚清－五四以来所建立的现代学科意识。在此框架意识里，传统“文学”与“文论”的观念及话语在被抽去其文化精神支撑后，主要是以西学的理念及知识分类进行的重新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