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解应该说是切合陈思和所谓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的，不过，因其太过纠缠于有关现代性的问题，因而对陈思和之所以提出民间概念的立足点与意义归宿有着一定程度的遮蔽。在本文看来，陈思和所谓民间概念的提出至少基于四个背景：一是“旨在提倡一种打破传统的僵化的文学史观、恢复研究主体的自由精神和想象空间”，因此可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进一步探讨；二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自我意识的调整，照陈思和的说法就是所谓“庙堂意识”、“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的转换及整个中国话语的分化所形成的政治权力话语、民间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三足鼎立的话语形态；三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萎缩，以及逐渐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再加上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为自己寻得政治话语权力及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寄托，“民间”正好就成为这样的选择；四是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所培养的一个极为庞大的市民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已经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如果知识分子始终强调自己的精英意识而无视它的存在，那只能是知识分子“自绝于民”的表现，非但于现实无补，反而会更加导致自己的孤立与边缘。对执着于一种人文精神承担的知识分子们而言，形势实在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要么为整个社会强大的世俗化潮流所裹挟，随波逐流，身在体制内则充分利用当今体制所赋予我们的种种利益；投向商海，则于市场计谋的玩弄中尽可能攫取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倡扬“重写文学史”、九十年代初又开启“人文精神”讨论的陈思和们而言，知识分子永远有属于自己的“岗位”，这种“岗位”的性质是由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所决定的。基于此，本着自己对当今中国社会种种文化形态的精神把握，“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成为应运而生而又势在必行的一种策略性选择，说到底，这仍然是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在当今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改头换面而已。
另外，考虑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背景，有两个因素不能不说与此概念的提出有一定关联：一是西学中有关“民间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或“公众空间”（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在中国学界的输入与讨论；二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所引入的西方人类学有关文化可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针对前者，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纲之二》的第一部分就将自己所提出的“民间”概念与西方的“民间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或“公众空间”（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进行了区分。他开门见山地说：本文试图说明的“民间”概念，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民间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或“公众空间”（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并非同一个概念。西方学者在讨论这些概念时，是以西欧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市民社会为参照，指介于国家权威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公众的社会生活领域，人们以自主自律来治理政治生活，并与国家权威相抗衡。这些概念在东欧前政体时代和东方某些地区（譬如中国台湾）的知识分子中曾引起较强烈的兴趣。其内涵也根据接受者不同的环境而改变。
而对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陈思和也明确指出：根据西方人类学家的分类，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
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式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它拥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传统，虽然与封建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抗战前，中国民间文化基本上被排斥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传统以外。
对民间的理解，在当今学界其实主要还是在于对体制化生存中知识分子的一种重新定位。究其实质是对当今社会格局中知识分子边缘地位的一种确认。这是其出发点，也是其理论的归宿。
尽管在对民间的关注中，民间的意义或多或少地得到发掘，但因为其立足点中不能不具有的体制化特征，其实又对真正的民间意义有着种种的遮蔽。本文以为，要真正理解民间把握民间，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回到“日常生活”。因为，与其说所谓民间意识是在与官方或主流意识的差异中得以存在，不如说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在此意义上，本文以为，将西方有关“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对应于中国文化是不恰当的。按照西方的观点，人类文化传统有“大”、“小”之分，也就是所谓的“大传统”（ｇｒｅａ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和“小传统”（ｌｉｔｔ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大传统”是指以都市文化为主体和代表的传统，因而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主体和典型代表，它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然后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近现代。而“小传统”则指各个地方的民间文化和下层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格局中，它们处于边缘，但却因为这种特殊性而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基本特色。如果说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格局因为都市与民间相当程度地隔绝，“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上述界定得以保持，那么在西方浪漫主义兴起以后，随着人们对民间的关注，这种局面得到改变。
当我们把西方这种对文化的划分应用于中国文化时，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的都市文化，整个中国就是一种以乡村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所以“大传统”一般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以及与其共存互补的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而中国的“小传统”则指民间文化（包括在城市中流行的市民文化）以及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这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并且“小传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如小说、戏曲等。不过，在晚清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一方面，过去处于边缘的“小传统”被重新发掘，如梁启超所谓“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中对传统文学格局的颠覆；另一方面，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的都市文化开始处于主导地位，而受传统文化影响巨大的广大农村则几乎还保持着既有的民间文化形态。这样，“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往往体现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
上述观点在当今学界极具代表性。应该说以“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角度打量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全面的理解与把握。不过，这样一种区分最大的弊病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世性与整体性。其“现世性”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如上面提及的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的包括在城市中流行的市民文化的民间文化，以及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其实仍然是被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之中，不同的只是其表现形态。而这正是其整体性的体现。因此，与其说以来自于西方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来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不如以来自于传统自身的所谓“正统”、“政统”与“道统”进行区分。而所有这一切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这本意是将日用生活提高到封建伦理的说教，却揭示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衣食住行在封建文化中并不仅仅是生存、享受的消费品，也是非文本的封建思想教本，寓教于日用，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这种文化模式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和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其含有的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三位一体化的内容。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过日子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没有等差，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农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能从切身生活的体验中接受封建伦理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这对凝聚广大民众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这种稳定传承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封建文化的重负，使个性的压抑达到最大强度，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从生活领域发端，冲击伦理政治，这是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引发的文化近代化的一大特点”。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现世性与整体性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注定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间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最为核心的因素是现代性，因此，所谓“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必然是本文题中之意。对此，有学者将其作为五四启蒙文学的对立面来进行探讨，在他看来，“走向民间，则意味着走向传统和丧失现代性”，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民间的”就意味着“传统的”和“非现代性的”，并且还形象地作了如下描述：“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化像一锅大杂烩，其中煮着全部自发的生机和几千年积淀的陈腐。在这里生机是微弱的，腐朽却因为长期发酵而气味特别浓烈。”本文以为，如此武断地对“民间”的现代性加以全面否定，势必会对作为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在五四以来的启蒙中产生的作用有或多或少的忽略，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话语的生成及发展中“民间”所蕴涵的意义形成遮蔽。
当然，对“民间”持肯定性意见的亦不乏其人，如有学者在探讨中国民间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就明确指出民间文学在五四时期实际上“成为启蒙的现代性力量”。这种观点认为，五四学者对白话文学的提倡，其立场与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此立场上，传统文化的症结就是“雅”对于“俗”，即上层官方对于下层民间的文化压制，于是现代知识对传统知识的切换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能够实现于现代知识与传统下层知识，也就是来自民间的世俗知识的结合，从而取代传统上层知识，颠覆官方之雅，而不能像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学者那样以边缘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解构中心文化的世界性知识为目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倾向于认为传统绝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曾经生活于传统中的下层民众则具有了传统中最富有道德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而这部分被压抑的传统，如白话传统，恰恰正是传统中可以转化或激活为现代性要素的内容，因此，持有这部分传统的下层民众自然就成为五四时期所关注的走向现代而不是回到古代的现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