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过：“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是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到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他所谓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国家特性，就是美国人用一种狭隘而顽固的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又用一种灵活的、多重标准的实用主义方式去从事外交实践。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特点。
美国霸权主义同近现代历史上其他牌号的霸权主义有许多意识形态上的相通之处。从西班牙到英国、法国的霸权政策，都曾以某种神学理论为武装，以“高等文明”应当传播到“低等文明”为借口。激励法西斯德国崛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种族主义的精神武器，更加为人所熟知。沙皇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宣扬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文明优于西方文明。恩格斯批判道：“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可以看到，各个牌号的霸权主义都有某种精神支柱，都有某种宗教文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基础和“假面具”。霸权主义要以高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
同时，美国霸权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有其极为特殊之处。美国经济实力居于世界之首已有100年以上，目前尚看不出明显的衰微之势；美国今天的军事开支超过位居其后的七个军事强国的总和。取得这样一种物质实力，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个国家的国内精神支柱同时也表现为它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美国是个贬义词。许多美国人承认并且炫耀自己有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却不承认这就是意识形态。同样，美国人只承认并炫耀自己的“爱国主义”，而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被他们贬义地称为“民族主义”。在美国人的潜意识里，他们才是最开放、最讲兼容并包的。我曾经问过一些美国人：既然你们在国内讲多样化，讲保护少数，为什么在国际上对已经处于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之不宽容？他们无言以对，大概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
研究国际问题非常需要“换位思考”。在政治上，在思想感情上，当然总要站在本国、本民族一边。但是如果在学术上不学会“换位思考”，不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就无法提出对复杂国际现象的客观解释；做具体的对外交往工作，也难以对症下药，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观点。
刘建飞博士这部学术著作，探讨的是表现为反共主义的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本书从美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谈起，探索美国人为何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如此敌对的态度，美国政治文化为何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本书还纵论美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后的反共主义如何表现在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之中，指出美国在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意识形态的诉求会让位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在国力强盛的状态下，在对手的意识形态诉求也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则在外交中强化意识形态色彩。
我认为，本书代表了国内学者研究美国外交和美国意识形态
的高水平，可以启发读者从一个特殊层面了解美国的政治思想，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文化背景，并进而思考为何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从政治上，作者是站在社会主义中国一边的；从学术上，作者是懂得换位思考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本书都属于“开卷有益”之列。
王缉思
2001年7月序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