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国经济形势比较好，这是公认的事实。自1991年3月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11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而且增长幅度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1998年，美国出现29年来的首次联邦财政盈余。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连续数年超过其他西方大国。这些情况使得“美国衰落论”显得越来越没有根据。预计，美国经济在近期内不可能出现象1929-1932年那样的大萧条。从二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使美国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出现1929-1932年那样的大萧条的可能性也是十分微小的。
美国的这种安全和经济形势，一方面会助长美国的高傲自大倾向，在国际事务中容易我行我素，不注重别国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会促使美国提升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人权外交和民主外交就是重要表现。
（四）全球化
美国学者托马斯·凯若瑟斯在《避免幻想的民主》一文中，在叙述了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席卷南欧、拉美、亚洲大部分、前苏联、东欧和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之后说：“与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一起，民主化浪潮推动了世界从战后时代进入一个新时代。”这里他将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并列为推动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因素。其实，全球化是更根本的因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还是民主化浪潮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西方国家看来，这个过程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正如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所说：全球化“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共同价值观取得一致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占有很大优势，而作为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则是“中心”的“中心”。很显然，全球化为美国向世界推进民主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从而在客观上会刺激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倾向。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大潮是不可回避的，这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而要融入全球化，就必须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往，向它们开放市场，这就为它们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它们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如贸易往来、投资，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扩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说过，贸易是美国能够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工具。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献计道：“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它的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投射出去，并好好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商业和电信网。”再比如，它们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借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其施加压力，以使其按照它们的标准行事，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它们还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在某些方面对它们的需求，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其内政，试图迫使其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西方国家的这种西化攻势，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倾向还会加强。
临近世纪之交，美国决策层和战略家们都在积极为美国谋划21世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在世界推进民主，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共识。1999年9月15日，美国21世纪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新世纪来临：21世纪的美国安全》的报告。报告预言：“独裁政府将走向崩溃。因此我们可能看到新的民主国家的崛起，一些老资格的民主国家日益增强。”然后建议“美国和世界上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来促进民主进程。尤其是美国应该担负起领导责任，因为“美国的实力和价值观都带来了重大责任”。该报告提出这种主张的重要依据之一就全球化。报告认为：“全球的联系将使‘重要思想’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有的思想可能具有宗教性质，有的具有平民主义性质，有的致力于民主和人权。”“在许多方面，未来的世界看来是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信息革命打开的世界将不适于暴政，而有利于人类自由。总的来说，如果世界更加繁荣，就会对民主更加有利而对宿命论和常常伴随它的悲观信条不利。一个社会控制不太严格、比较自由和自我调整的世界也符合我们最深切的政治信仰和我们主要的政治比喻——我们宪法的制衡、市场‘无形的手’、我们‘合众为一’的社会信条和联邦制概念本身。”可见，在该报告作者看来，全球化与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是一致的，全球化为美国推行民主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21世纪委员会报告的观点与克林顿的几次有关外交政策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1999年2月26日旧金山讲话就是突出一例。1999年4月7日，克林顿再次发表有关对外政策讲话，突出强调了全球化将在21世纪对人类社会与美国外交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看来，美国已经将全球化作为其制定外交战略的大背景。自然地，全球化也就成了美国推行民主外交的大背景。
此外，全球化还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创造了方便条件。21世纪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将继续冲击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法的授权下，国家的主权将面临挑战，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等心怀不满的组织也会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应当承认，报告所说的这种国家主权受冲击和挑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局面和趋势，就为美国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所以这一进程对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是非常有利的。甚至许多美国人就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在他们看来，是美国在领导全球化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哪个国家不向美国开放市场，不接纳美国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就是保守的，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总之，全球化的客观形势和美国人主观认识，无疑会促进美国的霸气，也会刺激美国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倾向。
二、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趋于弱化
日本著名学者星野昭吉认为，在未来世界，“与使用军事力量的无效性相应，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逐渐减弱”。他讲的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外交。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还会存在，并且在某些时候还会强化，但是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将趋于弱化。主要根据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互渗透、交叉的倾向增强；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意识形态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吸取经验教训，在外交上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因素多数都是客观的、长期起作用的。
（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相对而言的。20世纪初，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列宁的论断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可以说，战争与革命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和基本特征。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战争将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爆发，然后，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夺取政权。中国在50-60年代也一直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当代世界的主流倾向是革命”，“用革命制止战争”。
然而，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发生了人们预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民族独立成为世界潮流，绝大多数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像二战前那样普遍遭到宗主国的残酷镇压。相当多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独立后又同原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它所走的革命道路并未被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所效仿。其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较务实的调合阶级矛盾的措施，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一直没有出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得都比较好，矛盾并不很尖锐，帝国主义战争也一直未再发生。斯大林所概括的三大矛盾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都越来越尖锐。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即东西矛盾，曾一度相当尖锐，人们所担心也正是这对矛盾激化会引起世界大战。1950-1953的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一场较量，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这表明东西方国家可以坐在一起谈论事情；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而非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而使战争结束的案例。此后，缓和迹象进一步加强。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全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不一定必须用世界范围的战争来解决，也表明世界各种力量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和各国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局面。实际上，从这时起，“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开始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本国经济上。只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之做出正确判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自己“耽误了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由此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形成。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缓和、中日复交、美苏缓和、越南战争结束等事件的发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变得较为明朗，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更加减弱，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8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变换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要和平、求发展成了世界潮流。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执政，各国政府都必须顺应这个潮流，一方面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尽可能为本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使本国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在国际上也会处于孤立的境地。时代主题变换促使各国，特别是过去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尽可能不去寻求意识形态对抗，因为意识形态对抗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和平。
冷战后，虽然出现了像“文明冲突论”这样对未来世界和平持悲观态度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也产生了对世界和平持乐观态度的理论，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所提出的“动态创造性和平”理论。贝克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世界和平正是在文化矛盾中实现动态统一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创造性碰撞或冲突，不但是和平的存在方式，也是实现和平的手段。他指出：“创造性的和平意味着形形色色生活方式在相互补充中结成生命共同体。这种和平不可能最终成为单一色彩的标准文化，比如说，某种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绝对一元论’的统制产物。后者将压制和阻碍人们自由的各自发展。”贝克认为，以“极权主义为基础的‘和平’，最终总是被证明为不可实现的。”“那惟一的和平，根本上将以人道的方式‘和平着’，更多地是对立两极端的中和：如同一种智能的有机体，在其中，个体成员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也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的需要。”他还针对有些人对文化碰撞会导致文化或文明冲突的担忧，提出了文化碰撞能够产生“创造性飞跃”的观点。他说，这种创造性飞跃“就像新物质从化学上说的化合过程中产生——如氢和氧化合成水，其具有无法从原有物质性质中导出的新特性——那样。在新的文化中，作为成分的诸传统文化将能以批评的和建设的方式扮演挑战性的互补伙伴，而它们自己也必须不断学习，以使自己的人性品质适应于更深远的同一。”贝克的“文明和平论”不是没有根据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文明之间的互补、融和、共存趋势要强于对立、对抗与冲突。在当今世界发生类似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明碰撞最终走向和平的思想是发自西方世界内部的声音，而且这种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