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焚书坑儒的不良后果(1)

（一）百花凋零，百家齐喑

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战国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结束了战国时期学术自由、文化昌盛的大好局面。

“诸子百家”的“子”是对学者和老师的尊称，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名家的公孙龙子，法家的韩非子等。

“百家”指不同学派，来自不同的学术渊源。

所谓百家，并非真有一百家，只是极言其多之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百家主要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刘歆、班固则认为有儒、道、名、墨、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

诸子百家之学“出于王官”，即出于周王之官，也就是出于官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即掌户籍和授田的官；道家出于史官，即掌记录史事和保管档案的官；名家出于礼官，即掌礼仪的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即掌宗庙的官；法家出于理官，即掌刑狱的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即掌观象授时的官；纵横家出于行人，即掌持节出使的官；杂家出于议官，即掌谏议的官；农家出于农官，即掌农事的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即反映街谈巷议的小官。

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即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手中，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知识只在官府内部传授。

孔子时代，天下大乱，礼坏乐崩，周王之官纷纷逃散。如《论语》就曾记载周王室的乐官集体大逃亡的事：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干逃到楚国，三饭缭逃到蔡国，四饭缺逃到秦国，打鼓的方叔逃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逃到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则一直逃亡到海边。

身为没落贵族，受过良好礼乐教育的孔子对西周盛世一往情深，总想恢复西周的礼乐。于是，他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积极参政，但严酷的现实使孔子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

为了理想中的礼乐社会的再现，孔子大胆地打破陈规，毅然开创私学，培养愿意学习的人，从而开启民智，使更多的人致力于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

孔子办私学，开创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学术自由的新时代。

孔子办学后，王官之学的传人也纷纷办学授徒。于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便出现了。

儒生的前身本是官府中的官，孔子办私学后，才有了儒家。孔子传授学生各种知识，尤其重视品德教育。孔子整理古籍，用作教材，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

孔子的私学教育使传统的知识得以摆脱官府垄断，走向整个社会，成为公众的文化。

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仁爱他人，恢复周公制定的周礼。周礼是西周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是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孔子认为只有恢复西周礼治才是“礼坏乐崩”社会的出路，才能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

仁是孔子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要君主臣民以仁治国，以仁待人，就能恢复西周礼治盛世。这是儒家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每个人都要通过内省去保持和发扬它，不然就会丧失。孟子的思想代表了儒家向内反省、探究心性的努力。义是孟子在利欲横流、纷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概念。孟子讲大义凛然，提倡浩然正气，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置生死于度外，坚守节操的牺牲精神有很大的影响。孟子提倡仁政，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极为有名，北宋以后成为儒家的“十三经”之一，孟子也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

荀子是先秦又一位儒家大师，主张性恶。他认为天没有意志，并不能影响人的吉凶祸福。荀子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认为学习《诗》、《书》的目的在于“隆礼”，治国的根本在于礼义教化。但他也主张王霸并用，即礼和法并重。荀子的思想对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法家影响很大。

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开创者是老子。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曾作过周朝守藏室的官员，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被道教尊为教祖。老子主张“无为”，即放弃妄为，不违道而行。《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功能。《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认为一切事物均有正反两面。他说，“反者道之动”，指的是对立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是指对立转化。老子认为世间万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即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悲天悯人，同情百姓。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提倡以柔克刚，功成不居，不争胜等生活策略，充满了政治智慧。在政治上，老子反对法治、礼治和战争，反对大国兼并天下，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恬淡安定生活。

老子是一位智者，他的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庄子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后世将老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称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为同一时代的人，比孟子年龄略小，曾做过蒙邑的漆园小吏，生活贫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一生淡泊名利，修身养性，是一位廉洁、正直的人。

在战国天下大乱时期，庄子愤世嫉俗，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世态的悲愤与绝望。

庄子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人要融入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他劝导人们顺从自然的法则，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他说，德性充足后，生命自然会充满一种精神力量。

庄子能在乱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讴歌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

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贡献巨大，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庄子被朝廷封为“南华真人”。他的巨著《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极大的影响，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

墨家主要由教师、工匠和士兵等从业人员组成，掌握并重视实用技术。

墨家创始人墨子名翟，出身贫寒，生活俭朴。墨翟的学生和信奉者都是一些苦行者，他们吃藜藿之羹，穿裋褐之衣，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集团，奉其最高领袖为钜子，听从钜子的一切指挥，并有严厉的内部法令。墨家提倡“非攻”，常常帮助弱小国抵御侵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墨家政治上主张尚贤，即选拔贤人管理政治；主张尚同，即统一“法仪”；还主张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在文化上，墨家讲节用、节葬、非乐，建立人人出力的平等社会。在思想上，墨家有浓厚的宗教倾向，主张顺从“天志”，信奉鬼神，但反对“天命”。后期墨家重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形成了朴素的自然观和理性的认识论。

法家主张法治，讲究耕战，致力于提高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强化统治，以求对敌国战争的胜利。这种强权思想对各国争雄很实用，因此法家成为战国诸子中重要的一家。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因与卫公同族，也称公孙鞅。他“少好刑名之学”，提出了“治”、“富”、“强”、“王”的治国目标，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其主要内容有重刑定罪，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开阡陌封疆，普及县制，迁都咸阳，按户征收军赋，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等。

法家到了韩非子时，有了更大的发展。韩非子对法家的法、术、势三派取长补短，综合运用。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文化上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使秦国终于吞并六国，并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对中国影响极大，汉朝“儒外法内”即儒家和法家学说并用而倚重法家。

除了儒、道、墨、法几家之外，名家重视名实之辩，代表人物有提出“白马非马”论题的公孙龙子，有常与庄子论辩的惠施等。

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实际是战国时期战争外交的产物，苏秦、张仪等合纵连衡，在列国纷争的局势下，推行自己的外交策略，备受重用。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涌现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军事家，有的军事家有兵书传世。春秋末期齐国孙武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举世闻名，堪称经典。孙武将“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专而敌分”、“因敌而制胜”等军事思想。其后人孙膑所著《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战争经验，提出了新的作战指导思想和统兵原则。此外，《尉缭子》、《六韬》等也是重要的兵书著作。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而得名。这一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农家是先秦时期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

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楚国人，与孟子同时代。他有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如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就弃儒学农，投到许行门下了。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主张人人平等劳动。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总结与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和《荀子》。

由稷下学者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括各家的思想学说，学者认为其中《地员》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则重点记述了农家的思想主张。

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了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农家主张“顺民心，忠爱民”。农家认为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还要进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十分辛苦，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之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农家在这里已经改变了许行提出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这样的改变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

农家还主张“修饥馑，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说“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了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灾害意识是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杂家本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内容很多与方术有关。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博采各家之长，“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以秦代《吕氏春秋》为代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杂家实际上是新道家学派。

小说家是先秦记录民间故事的学派，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小说家出于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的稗官。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是其他学派无法代替的。孔子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

近些年来，陆续出土了不少以竹简或丝帛为载体的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等，这些均属百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