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与青年点的友人一同回赤峰县东方红大队。日落时，从队长秦举的家里出来——在他家吃过饭，说些话，该返回了——秦举用右手攥我左手，走在积雪的村路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饿了、累了、想家了，就到秦举大哥家吃饭，挤在炕头唱歌。他欣欣然照顾并没图一丝回报，于今依然挂念我们。走到车前，秦举的手还不松开，使我无法用右手握他右手道别。这时候，你觉得手有表情，有语言。手用手温说话，没说完的时候它不松开，比嘴里的话更实在。
白长岁到我家也说：“来，把手给我。”他拉着我的手，看手心手背，握紧，好像手就是我。
写到这儿，想起我的老师、诗人安谧（2007年辞世）的一首诗：
“爬山啦/把手给我/涉水啦/把手给我/那边呼唤啦/把手给我。”
宝音三
那时，我们的脑子半在神话里面，半在现实当中。刚刚上小学。当老师在黑板上教一个字的第三个笔划时，我可能被窗外的桃花吸引住了。风吹过，碧桃树从袖子甩出花瓣，像把一封信撕碎了，撒在地上嗟叹。老师说的历史故事固然可听，但倘若窗台爬过一只甲虫，会使我们立刻像狗一样警觉，看它驮着花碗似的甲壳，慢慢爬过水泥裂缝。总之，上学快乐。
我入学时年龄尚不够，因为父母经常下乡，无暇顾我，寄寓学校，可追随我姐往来。“学不学的倒其次”，我爸说。这是赤峰市第七小学，即蒙古族小学。
入学前，父亲携我到校长办公室考试。“这是几个？”校长推出左掌。“5个！”我答。他平伸双掌，我说“10”。我爸满意地笑了。
“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是多少？”校长问。
我愕然了，为什么要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呢？这毫无道理。况且我也没留意脚上有几个趾头。
“20！”我爸说。“20！”我说。
校长宽厚地笑了。
这样，入学考试顺利通过。
校长名叫宝音三。平日，他在校园拣废纸、修理门窗，面色平静。冬天，他帮我们生炉子。见到了孩子——即我们，会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笑意像水波纹那样从眼睛嘴边扩充整个脸膛。有时，我们背手扯着嗓子朗读课文时，会发现他在窗外静听，表情不仅满意，好像还有一些感动。
上操的时候，宝音三校长站在操场的土台上指出我们的未来。他身后是茂密的碧桃树，树身闪着缎子似的亮光，而叶子像柳叶一样，弯而长，带着锯齿。从树的间隙，能看到体育老师办公室的地上堆着排球。我们的教室红砖红瓦，但瓦的颜色比砖浅一些。窗户全都刷着绿漆，砖缝勾白粉。宝音三讲话的时候，张臂，前倾着腰身，仿佛这样离台下的我们更近些，表情也更加热切。
“在你们中间，长大之后会有一位飞行员……”
我站在第一排，听到这话，常回头看底谁是飞行员。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会有勘探队员，为国家寻找宝藏。会有火车司机……”
他张着手，仿佛怕这理想跑掉。我敢打赌，他比任何人都相信我们必然会成为飞行员。有一次，他说到这些时，竟有些哽咽。他那张老年的、像妇人一样善良的脸上，泪水流了下来，但眼睛仍然深邃地、带着笑意望着我们。
在我后来想到这些事情时，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父辈是新中国第一批蒙古族干部，譬如班上有人的父亲是盟长或司令，他们大都在军界服务过。换句话说，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父亲，是从战火里钻出的幸存者。而这些人的孩子，在宝音三看来，是可珍贵可造就的蒙古族未来的希望。虽然我们很无知，只贪玩，连自己脚上有几个趾头都不清楚。但不妨碍宝音三从裤兜里掏手绢为我们擦鼻涕，蹲下身子给我们系鞋带。
这是我上学后半年内的事情。从后半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文革”。“文革”使我惊骇的第一件事是，早上，老师们站在校门口向我们鞠躬请罪。然后是砸玻璃，我们班的门竟然也消失了。宝音三和其它蒙古族教师在工人师傅面前惶恐如罪人。
后来——我记得是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班一米多高的大铁炉子沾着血，血里夹杂着黑头发，炉盖上涂满奶酪似的液体。这情景不幸被我看到了，但不知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我，宝音三死了，炉盖上是他的脑浆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被砸死的，还是自杀。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为什么在我们教室。只觉得宝校长淌出那么多白花花的脑浆子，不可思议。
就在那几天，门后墙上有一行墨写的标语：“宝音三万碎！”我们以为是反标，慌慌张张报告了校方。校领导（工人）微笑着解释，这不是反标，是讽剌。
我第一次听到“讽剌”这个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宝音三被铁炉盖击中头颅，闭目惨叫那一瞬间的表情。难道这还不够，还需要讽剌吗？从童年起，我就感受到人心的冷酷深不可测。后来我当知青时，一个人看庄稼，有时间回忆过去的事情。在想到宝音三之死时，曾不解，这个慈蔼的、老母鸡似的校长，如何会激发别人那么大的仇恨呢？终于想明白了：仅凭他想把蒙古族子弟培养成才这一点，就让有的人认为他死有余辜。从此，我不再想这件事情。
宝音三译成汉语人名，可谓福旺或隆福的意思，可惜他没有熬过文革的劫难。而想到他站在土台上，伸出双臂对我们的期望，我真的感到了自己的惭愧。我不知小学同学有没有人当上飞行员的，但我听到飞机的啸声，仰望云层的时候，常常想起宝音三，我的第一个校长。
图门
“我就是举世闻名的图门吉日格拉！我的领地东起渤海国，西到乌鲁木齐以西的花剌子模与设拉子……”
这段话为我原来的同事图门所写，是他厚厚手稿的开头一章。这时图门已患有精神分裂症。图门写作不为发表或改编电视剧，像患有此症的俄国芭蕾舞演员尼任斯基连续不停写日记长达六周而后发作一样，图门说要把“一切真相都写出来”。
当时我和朋友王家俊（他和图门同住一间宿舍）不清楚图门已得病，读后对他的文风十分敬佩。我说这简直是格萨尔王的风格，家俊说什么格萨尔王，这是纯正的希腊史诗风格，比但丁还阔大。图门阴郁地、缓缓地看了我们一眼，说：“胡扯！”
我们请求图门把新写的“真相”给我们看看。看完全文，我感到图门已经疯了。这不是创作，也不是心灵史，是一种神秘的、找不到出口的力量在他脑海里面的纠葛冲决。图门用两个月时间写完这些东西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双臂弯曲，伸不直。他干燥的嘴唇带着白印，像阿拉法特的嘴唇一样发抖。他在夜里把办公室的红灯牌收音机埋在花坛里，大家费了很大劲才找到。
问：为什么埋收音机？
图门轻蔑地说：“不是埋，是种！”
台长顺着他的话问：“为什么要种收音机？”
图门望着天空，不言语。过了一星期，图门俯在台长耳边说：“种收音机可以长一个半导体。”
家俊听说图门疯了之后，吓得想结婚，好搬出去。图门是“文疯子”，没有暴力行为，半夜里滔滔不绝地跟家俊讲述，内容无所不包，荒诞离奇，但语调严正，无可置疑。一次，家俊急了，拿一把菜刀放在自己脖子下面，说：
“图门，你再说我就自杀！”
图门不相信，继续说。家俊气愤之极，稍用力，白皙的脖子竟淌下了血。图门见到血害怕了。准确地说，家俊的自残加重了图门的病情。他再也不说话了，自闭。失去了讲述的出口，就没有出口了。图门特别怕王家俊，具体说怕他自杀。他一见家俊就想起自杀这件事，想像家俊的脑袋像鸡头一样耷拉到肩膀上，流很多血。图门开始藏菜刀，我估计埋在了南山。家俊本来自己做饭——他讲究膳食，没菜刀做不成饭，只好吃食堂难以下咽的饭菜，或赴吾家进餐。他一边吃一边埋怨图门，好像是图门浪费了吾家的饭菜。
有一次，开车的李大爪子在球场拿着一把水果刀准备削萝卜。家俊从那走过，肋下夹一本黑格尔的书。图门见状，一把抢过李大爪子的刀。大爪子懵了，说：“干啥？干啥，图门？”图门攥着刀，目睹王家俊走进楼里，才把刀还给李大爪子，说“不能让家俊自杀”。
我们劝慰图门，说家俊不会自杀。家俊自己也说不自杀，还写了一份保证书给图门。图门不信，用怀疑与鄙视的目光看我们。我举了许多家俊热爱生活的例子开导图门——你看，家俊喜欢跟女孩子眉来眼去、爱洗澡、爱抹香水、爱写诗、爱吃烧鸡、爱背莎士比亚的台词、爱擦皮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活都活不过来，哪顾得上自杀？家俊越听越乐，说“就是，就是”。
图门缓缓说出一句话：“全是胡扯！”
图门是牧区孩子，从牧羊人到传媒编辑，并不容易。台长很焦虑，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但治一次厉害一次。当时他只有30岁，周遭的快乐跟他没有关系了。别人吃、喝、玩、大笑，而图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精神病人的确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放弃或者说遗失了原有的语言系统，却建立不了新的系统。他们迷路了，任谁也喊不回来。中医里有一个词，曰神志。神志不止是灵魂，还是精神与神经系统。精神病是神志出了毛病。
有人说：精神病人没有痛苦。这是大的无知和偏见。人们把痛苦理解到“疼”的基础之上。在疼之外，还有其它的痛苦。精神病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心缩到了一起，松不开，怎会不痛苦？台长见图门的病不见好，劝他家人为图门说个媳妇。媳妇娶回来了，图门与她形同陌路。他媳妇也是牧区孩子，丑不说，还冷漠，每天坐在台阶上嗑瓜子。图门的钱被她收了起来，除了嗑瓜子以外，她还吃西瓜，吃火腿肠，吃一切没吃过的东西。图门每月60多元钱，半个月就被媳妇吃尽了，好在图门不在意钱，还丢钱。大家说，也行，吃了比丢了强。后来图门回到阿鲁科尔沁老家，草原的苍茫也许利于疗病。另外，干一些体力活也助于精神康复。
许多精神病患者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纳什即其一。他是数学家，因博弈论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凡高如此，马勒如此，尼采和莫泊桑也如此。而契诃夫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与神经症顽强斗争没有形成精神分裂的人。他们承受不了自己的巨大的创造力，这如同计算机运算速度与内存之间的冲突。当然图门不是大师。神经病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有社会与角色的冲突，有遗传因素，也有心灵与人格的背悖。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当年走过莫格尔的村庄时，孩子们在他后面边投石子边喊“疯子！疯子！”希梅内斯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他在不朽之作《小银和我》的献辞中写道：“献给索尔街的阿格迪亚，她常送给我桑葚和石竹花。”阿格迪亚也是一个疯子，希梅内斯说她是一个“可怜的小疯子”。然而对另一些作家而言，他们永远写不疯，平庸的创造力容易与心智获得平衡。
何其荣贵
到了晚上，喝点酒，想起一些人。
一些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故人。
想得好，有时活生生蹦出一个人，披挂满身故事。惊讶，也感动。因为故事里有我，不然也想不起来。
想的时候别用力，用力他们不出来，不想也不出来。
我还认为，怀想时把目光投注一处，过一会儿会有生物出现，葡萄上的蠓虫，窗外的鸟儿，晚上10点则有蟑螂——法布尔说，倘若换一种看法，蟑螂也是精致的甲虫。
我把这些生物命名为我所想念的人。
在书橱改制的碗橱的白漆台面上，蟑螂出来了，走走停停。停下的时候，触须移来摇去，像穆桂英头上晃动的彩翎。
——贺喜英贵。
我和宝荣、贺喜英贵放学，约定每人踢一个石子回家，把这个石子从学校踢到家属院。
一夏天，我们仨右脚的鞋上都有一洞。没事伸脚比，乐！这是个秘密。
宝荣的脑袋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圆的，连眼窝都没有，鼻子只凸出一点儿鼻头，像面捏的。我们一有机会就按他鼻子，按回去，或者让别人把他按在玻璃上，拐进屋看他三角形扁平苍白的鼻面。冬天，他脸上冻出一圈一圈的鱼鳞，比大萝卜都红。而宝荣始终是激烈的。他尖刻地评论事物，小嘴像喇叭花一样撅着，说盟委后院的水塔早晚塌。鸟儿飞过去，他朝它们吐唾沫。
贺喜英贵——我们叫他乌龟，长得像老太太，眼睛长，嘴成一字。他不断在笑。老远，你看他走过来，影影绰绰刚露出脸，嘴就咧着，笑呢。随便说什么，像——哎呀，杨树上有个虫子，他就瞅着虫子笑。“呃哼、呃哼。”气分两步出来，这么笑。
“再笑就揍你了！”
他吃一惊，眼睛说我不笑了，但还——呃哼、呃哼。我们不瞅贺喜英贵脸，当他咳嗽呢。对，他得过肺结核。
贺喜英贵他们家的人，除了他妈他爸之外都叫××英贵。他哥是什么英贵，忘了。他弟弟叫乌斯英贵，特可笑。乌斯英贵，蒙古语，跳，像蚂蚱那样。他还有双胞胎弟弟，萨其英贵、满达英贵。他爸文革中被关一年，放出来就造出哥俩。对这个他爸挺自负。
英贵是什么话呢？藏语，也许是蒙古文言，作姓名尾缀。蒙古人名中有不可思议的外来语，如阿拉伯语，阿拉木斯。梵文，钦德木尼，我认识这么个人，穿蓝呢子裤子。突厥语，呼格吉乎（先外祖父尊讳）。鲜卑语，巴特。波斯语，拉布旦。最多是藏语——司旺、东日布、道尔吉、仁钦、斯楞。还有满州语，益昌阿、肖盛阿、海泉，女的德德玛、金叶尔玛。我要是贺喜英贵他爹，给他改成“何其荣贵”，作业本皮就把老师吓一激灵。
我们一起走了两年，从园林路拐到钢铁大街，箭亭子十字路口分手。
那时公署和盟委都是土墙，被风吹得很白。垒墙的人卸了墙板后，用铁锹背儿在墙上拍。啪啪，最后比镜子还平。放学，我们边走边拿石子在墙上划波浪。也可把石子视为侦察机俯冲，呜——，冒烟儿了，墙。手上的石子发烫。哪段墙上要是扎玻璃碴子，踩肩膀上去看看，肯定有果树。你看，那不是果树吗？杏都要红了。把熟杏掰开，金丝连着，杏核湿润干净地躺在当中。吃一口，像柿子那么面，香味往鼻子里钻。甜之外的酸把牙根的涎水勾出来了。那股水最不爱出来，慢，还有点难受。后来这些杏都让谁吃了呢？我们仨坐墙跟下想那个吃杏的人长什么样，没想出来。我们上学是为了放学。上学没意思，把书包往抽屉一塞，就算上学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教师在说什么——如果你在开学没听课，期末再听，老师说的跟外国话似的。两个氧原子加一个碳原子，哼，什么话。我们养成了这种面对黑板瞠目、心耳一丝不挂的能耐。
放学，一个人回家没意思。我差不多丧失了单独走路的能力。我们仨平着走，我把胳膊压在贺喜英贵的肩上，贺喜英贵把胳膊放在宝荣肩上——他个最小。宝荣抄着手，隔一会儿用袖子蹭一下鼻涕。那是七年级。放学乐趣多了，比方说——上副食店看月饼，看点心。西瓜、香瓜和冬天的柿子饼摆成斜坡，后面衬一个镜子——多出一倍。看玻璃罐里的糖，带纸和不带纸的。看切成片晒干的海棠果、伊拉克蜜枣、毛绒绒的糖姜片。我们如同移步在伟人的水晶棺前，缓缓看。在路上，我们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的情形，看谁先灭谁。咋还不打呢？我们惆怅。
有一回，贺喜英贵问我：
“有牙膏盖吗？”在十字路口分手了，他往军分区去，跑过来倚着我肩膀。
“啥样的？”
“就是，高的，像帽子似的，红的。有吗？”
我一听就明白了，中华牙膏。别看他爸是军分区科长，穷，连牙膏都没有。
“干啥呀？”
贺喜英贵嘴又咧开了，呃哼、呃哼。鼻涕慢慢平行而降。
“不说，就不给你。”
呃哼、呃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