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沙市最高水位：44.28米，低分洪水位；趋势：落
黄金口围堤上：海外专题部在寻觅——宾馆大厅里：老支书话说1954年——夕阳下：“四人团”向首都进发
黄金口围堤上：海外专题部在寻觅
自13日长江第五次洪峰通过荆江后，分洪区第二次转移的紧张气氛又日渐减缓，15日这一天最显风平浪静。屈指算来大转移快10天了，江水还在回落，已低于分洪水位，开闸分洪的可能似乎越来越小了，这是15日这天分洪区人们的普遍心理。多日来这种难得的平静的心理，使设在公安宾馆的荆州市分洪前指新闻中心也一派宁静。
一大早，宾馆接待大厅的水位标示牌上，写着当日沙市6时水位是44.37米，这已远远低于第五次和第四次洪峰水位，进入了这些天来的水位最低谷。昨天江水回落了一天，聚集在此的各路记者也散落了一天，到今天餐厅早餐时，场面已变得稀稀拉拉。早餐后，又有一批远道记者背起行囊打道回府，这时水位标示牌上公布的8时沙市最新水位，已是44.32米了。
有新闻就潮涌而来，无新闻又潮退而去，作为新闻工作者，无可非议。但还有一种记者，他们似乎不仅仅只为了分洪的新闻。这不，明显看来不会分洪了，远道的近处的同行们一批一批撤走了，但他们还迟迟不愿离去；当各路同行背起行囊向分洪区、也向他们挥手作别时，他们又扛起摄像机进入分洪区里面去了。他们是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夏、徐、王三位记者。
这三位央视记者当然也是为分洪的新闻而来的。不过他们比一般同行更执著、更高一筹的是，没有开闸分洪也要报道。这是因为他们几次深入分洪区，亲眼目睹了虽然至今还没分洪，但几十万人民已经弃家转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他们决定不分洪也要报道，并要在分洪区寻觅几位有代表性的对象，带回北京去制作专题节目向海外播报。
在这天午后的烈阳下，三位央视记者由负责新闻中心的公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夏连珊陪同，出现在夹竹园镇黄金口安全区围堤上。这黄金口安全区是黄金口管理区所辖11个村的内转地，由于安全区内的移民房多年来大都挪作它用，上万的移民只好栖身在围堤上。蜿蜒的长堤上五花八门的临时棚居鳞次栉比，形成了一道最典型的分洪转移的景观，也由此成为了当下新闻报道的一个热点。
摄像机镜头在移民棚间扫描，话筒则伸向棚中的移民。烈阳在头顶上曝晒，所有的棚子都热气袭人。虽然近日来水一直在退，但转移令没有撤消，男女老少们只得百无聊赖地或坐或躺在棚子里，煎熬着他们撤出家园后一个又一个日子。
扫描的镜头中出现了一具黑色的长方形物体，显得很刺眼。记者们在北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就停住镜头问是什么。这原来是具黑漆棺材，紧挨在一个棚子边放着。棚内躺着一位七十上下的老人，是附近齐居寺村的，尽管打着赤膊，仍被热气熏得浑身是汗。
陪同采访的夹竹园镇黄金口管理区党总支书记黄飞，见记者发现了这具棺材，感到很尴尬。农村推行殡葬改革倡导火葬已多年，今天这具棺材出现在央视记者面前真是掉了黄金口的底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忽然，他灵机一动：老百姓带着棺材转移，不正说明转移做出的牺牲吗？于是，这位总支书记就像央视一个栏目一样“实话实说”：这是棺材，在堤上可能还有。老百姓转移时什么家产都能丢，就是有的老人要把棺材随身带走。他们是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就不至于在堤上暴尸。他边说边用手摸着已被太阳烤得烫手的棺材，忽然鼻子一酸，眼里涌出了泪水。
记者们都感动了，这就是转移后的分洪区的移民啊！
领头的夏记者与陪同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交换了一下眼色，相互会意地点点头。然后副部长当即对总支书记说：现在我通知你，你随中央台记者去北京。
这突如其来的通知使他一愣：这里有一万多人要管啊。
但宣传部副部长毫无商量余地：这里的管理由县里与镇里联系，你准备马上走。
宾馆大厅里：老支书话说1954年
现在到了15日下午，刚才还扛着摄像机在黄金口围堤烈阳下扫描的几位央视记者，回到已经冷冷清清的公安宾馆，回到宾馆空旷的接待大厅，继续“试镜头”了——他们还要选择一位分洪区腹地经历过1954年分洪的老一辈村干部。
第一位老汉被请进了接待大厅，这位老汉有些怯场。
第二位老汉被请进了接待大厅，这第二位老汉又不善言辞。
接着第三位老汉被请进了接待大厅。这位老汉来自曾埠头乡德义荡村，叫胡方连，曾担任过16年村支书，今年66岁了。老支书显得很有精神，给记者们第一印象就不错。
“胡大爷，请您给我们回忆回忆1954年分洪转移的情况，可以吗？”
“这当然可以。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胡大爷毫不怯场，并一下子就切入主题：“说起1954年分洪，哪有今年这大的损失？转移时也根本没有这样惊慌……”
老支书回忆说：早在1952年修南北闸时分洪区就移了民，群众都搬进了安全区，他们德义荡就全村搬到了斗湖堤安全区。家进安全区后，田就成了“吊田”，像他们德义荡的田就“吊”十几里远。为了种“吊田”方便，移民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安全区，这是长年住的；还一个家在田里，那是搭的生产棚，是栽秧割谷时临时住的。那些生产棚大都很简陋，有的就像赶鸭佬的“剪夹棚”。所以1954年分洪转移时群众只丢了个田里的家和一季中稻，安全区里的家原封未动，连那季早稻也大都在水来前抢割上来了。
老支书继续回忆说：那次转移时大部分老人小孩本来就在安全区里，只有青壮年在田里生产，群众没有慌乱。那次分洪转移的通知十几天前就下达了，县里乡里的干部提前十几天就下去组织转移。有的看田老人舍不得就要到手的谷子，干部就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背了出来。临到开闸分洪的前一天，分洪区又到处打锣放枪，把田里割谷的人往安全区赶。他当时已二十多岁，是乡里的武装委员，就带民兵打锣报过警。
老支书越回忆越显得兴奋起来：那时群众对分洪不但没有半点情绪，还当成一个喜事，因为这是为国家作了贡献。北闸开闸后，群众还天天等水来，一直等了四天水才到斗湖堤。那天斗湖堤锣鼓喧天，群众都敲锣打鼓到堤上去接水。他们德义荡也参加了接水活动，就像过节一样。
“可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唉——”老支书回忆到这里，思绪从44年前回到了目前的处境，不禁叹息了一声，接着把1998年和1954年作了个对比：现在群众的家早都搬回分洪区去了，几十年几代人的家业都在那里。现在人也多了，德义荡1954年只有千把口人，现在3000多了。现在斗湖堤的人更多了，德义荡在斗湖堤早就没有了住房，现在被安排转移到江北去了。他因为有个儿子在县里工作，就没有过江去。这次群众损失太大了，德义荡因是外转村，家家户户都是空手连夜走出来的，什么都丢下了，猪放了，田荒了，梨烂了……现在就盼着最后不分洪，把房子和家具保住。
听老支书说到这里，记者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又和县里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
大家都用眼色达成了默契：要找的就是这位老汉。
因马上就要出发，记者不得不打断老支书话头：“好了，您讲得太好了。现在就请您跟我们到北京去，把您刚才讲的再向全国的观众、全世界的观众讲一讲。”
到北京去？说走就走？老支书先是愣了一下，但马上就点了点头。6号那天晚上大转移，不就是说走就走吗？那个晚上都经历过来了，现在上北京还有什么说的？
夕阳下：“四人团”向首都进发
还是8月6日午后惊雷落在分洪区的时候，公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黄大春在汉沙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得到这个令他目瞪口呆的消息，并接到立即就任市分洪前指抢救分部副指挥长的命令。那天他是去江苏张家港考察后绕道上海飞武汉赶回公安的，途中接到命令后就带着一路风尘和随身物品，直接赶到了设在荆管局的市分洪前指。
这些天来，他一边抓抢救分部的工作，一边行使常务副县长的职能，常常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成了公安这个多事之秋的一个大忙人。就说15日一早，他得到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领导带领的医疗队来支援孟溪灾区的消息，亲自去杨家厂长江码头接来了这批首都客人。上午，他又在县政府五楼会议室，亲自向首都客人汇报孟溪灾情和介绍有关情况。正在这时，他接到县委书记打来的电话：派他带队赴京去中央电视台录制分洪转移的节目，下午在宾馆集中。当他接待完首都客人又匆匆安排了一大堆工作后，已是下午三四点钟。这时县委宣传部来电话催了，他这才拿起还是去张家港用了的随身物品，赶往宾馆。
当常务副县长走进宾馆大厅时，那位被央视记者从黄金口围堤上带回的管理区总支书记黄飞、刚才回忆了1954年的胡大爷，还有那位指挥乡干部摆着横队纵队开紧急会的年轻女乡长，已先一步在大厅集中。这样，一个由县、乡、管理区、村四级干部组成的、其中包括男女老少的荆江分洪“四人团”，全部到齐了。女乡长给中央电视台带了一份真正的礼轻仁义重的礼物——从曾埠头乡棉田里弄来的一坛泥土。
下午7时，在宾馆匆匆吃罢晚餐，四人团随同央视记者上了路。这时的宾馆已空空如也，各路记者几乎已走光，央视这批人算是最后的撤离者。几人分乘两辆小车悄然驶出了宾馆，驶出了斗湖堤城区，向首都进发。他们要今晚赶到公安驻武汉办事处过夜，明早搭乘班机直飞北京。
常务副县长陪夏记者坐在前头的一辆三菱吉普上。多少天来，这位常务副县长难得有时间这样坐下来，现在就抓紧这个机会，滔滔不绝向夏记者诉说着他所知道的分洪转移的各种损失。他的诉说，时时使他自己和车上的人都为之动容，真是一路诉说，一路叹息。
车过埠河码头时，大家见江水退得上船的车道已露出水面，车辆上船已用不着涉水了。过往车辆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风风火火，这使得大家心情都平静了许多。
在过江的渡轮上，常务副县长偶尔望见夕阳正悬在分洪区的上空，忽然想起6号那天下午他正是迎着夕阳赶回分洪区的。那天的夕阳，看上去真是残阳如血，红得令人心跳；而此时的夕阳，看上去似乎不怎么刺眼了，正在悄然西下。
夕阳继续悄然西下，渡过了大江的“四人团”则继续悄然北上。身后的分洪区一程一程的远去，而首都北京则是一程一程的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