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说，如果开放还有不足的话，就是开发浦东犹豫了，动作慢了。老人家言犹在耳，上海浦东即喷涌而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新旗帜，可当时，这又有多少争论，面临多大压力？
开发上海浦东的由来
上海浦东位于长江与海运航线的交点，对内对外联系都很方便，与国内外有着悠久、密切的联系；它又处于我国东部沿海南北经济带与沿长江经济带的交点，有利于经济、技术、信息的聚集和辐射；浦东与上海老市区仅一江之隔，作为上海城市经济主体的浦西，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力量强大，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丰富。浦东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在世界大都市近郊难以寻觅的可供开发的宝地。它无论在经济区位上，还是在土地使用的级差增益的潜力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上海，扼大江临大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又是江浙富庶之乡的交汇点。正是它优越的条件，带来了它迅速的发展，也带来了屈辱和痛苦。清朝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到上海察看，极言上海为“通商善地”，遂报告本国。道光十二年（1832年），又有英商至上海，回国后极言与上海通商。道光十五年（1835年），始有英国商船抵达吴淞口。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屈辱失败而告终，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辟为开放商埠。从此以后的十余年，上海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到本世纪30年代，上海事实上成了全国的“经济之都”，是远东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上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为一体的压迫剥削和统治的历史，走上新生之路。以它新生命的强劲活力，成为全国经济的龙头。上海的工业在解放前是依附帝国主义、肢体残缺、门类不全、技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业体系。解放后的40年，上海逐步建成了门类齐全、自成体系、工艺领先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上海人民为全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9年的40年中，上海国民生产总值达4’769亿元，其中4117亿元支援了全国的建设。但是，还要看到上海的发展，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这40年来上海的发展是不尽如人意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日渐衰退，在中国在亚洲的作用相对下降，香港取代上海的地位，成了国际特别是亚洲的重要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以“放权让利”为特征，增强了地方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还未能打破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分割，区域统一市场的建立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外贸体制改革后，地方口岸间的竞争加剧，上海口岸的作用减小，整体的费用水平上升。随着各省市地方工业的发展，上海与邻近省市之间的产业水乎落差减小，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缓慢，技术水平没有及时跃上一个新台阶，因而在总体上，上海与邻省之间的产业发展处于同构竞争中，上海的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由于面临原材料、价格、市场等方面的困境，举步维艰，大量生产力的一度处于闲置状态。据统计，1979～1989年，上海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60%。地方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0.1%，大大低于全国平均870%，和9.1%的水平，在28个省市中分别据倒数第五位和倒数第一位。其结果，到1989年，上海的国民收入仅占全国的4.47%，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88%，财政收入占全国的5.71%，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7.03%c，如果仅仅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在1979～1989年间，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大约下降了一半。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上海曾蝉联全国“冠军”30余年。然而，自1983年后，全国排列名次骤然变化，上海屈居江苏、山东、四川、广东之后。继江苏以咄咄逼人之势夺走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两项全国之冠后，外贸出口总值的“头把交椅”也易主广东。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口。
实际上，当时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珠江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80年代的开放度不够，行政分割严重。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条件上，长江流域在地缘意义上不具优势，缺少经济发展的对应关系。在长江流域，既没有类似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经济辐射对应点，也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的地域梯度层次。这就要求浦东在90年代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中，起到对内对外联系的窗口作用。并逐步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极核，其总体目标应是局部再造经济中心功能，形成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联系，服务和辐射作用，推动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
为了推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发展，上海党政领导和专家有识之士把注意力投向一块未被开垦又富有潜力的处女地——浦东。以开发浦东为切人点，再造一个大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
从1984年2月起，上海就开始了对浦东的开发研究，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4年初，在对上海的工业、市场、对外贸易、对内联合、城市改造和建设、交通运输、第三产业、财政金融方面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查研究组制定并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首次在“实行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的方针”下，明确提出了开发浦东。并形象地把上海的战略地位比喻为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枢纽。
1986年2月，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10月，在组织专家、学者对上海市开发“东进”、“南下”还是“北上”三大方案进行反复比较、论证后，市政府又上报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对东进、即开发浦东做出了规划性设想。国务院在批复时又一次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1987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1988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有国内外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会议隆重而热烈，富有成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新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市政府经济顾问汪道涵等党政领导人与专家、学者如切如磋，深人探讨，多方论证，共商开发浦东大计。接着1990年2月26日，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开发浦东新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开发浦东新区工作。同日，市委、市政府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在这个请示中指出：“不少经济学家预言，21世纪亚太地区的经济将继续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必须做出历史的抉择：‘上海向何处去’？是振兴，还是衰弱？为了上海的振兴，为了对全国承担的历史责任，上海人民有决心，有信心，准备迎接挑战，把压力变为振兴上海的动力，奋发图强，为上海的前途和对国家做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我们将勇往直前。”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对浦东开发的准备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回到北京后，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的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同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并将之作为中国今后10年开发的重点。同日，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四大把开发开放浦东列为我国90年代经济建设的重点，从而确立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棋盘中，浦东开发开放是一着意蕴无穷的妙棋。是中国对外开放第二步战略的“胜负手”。选择浦东做龙头，带动上海的开发，邓小平有其精深的构思。1991年1月至2月中旬，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对上海市负责同志做了一席意味深长的重要谈话。他首先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回顾在1979年确定开发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如果当时就确定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接着，他深刻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强调：“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邓小平还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话，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在沪期间，邓小平还视察了南浦大桥，他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并一再强调了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世纪去了。”邓小平对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建设非常关心，他还谆谆教诲上海市负责同志并寄希望于上海人民，他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和发展模式的确定
浦东新区不同于其他的开发区。1992年6月24日，李鹏总理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推动长江沿江地区发展的工作。”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按照中央的要求，到本世纪末，我国将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浦东作为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先行区与典范区，要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行机制。从浦东的战略地位出发，对浦东的开发就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认识、来工作。浦东到底是上海的浦东，是中国的浦东，还是世界的浦东？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明白，就会出现近视病。日本人在60年代就提出，日本的经济是世界市场中的日本经济。韩国就没有这样的认识，韩国现在发现，他们在向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方面，并不符合世界经济市场的需要和节奏。就是因为当时决定的方针是以满足韩国本国市场的需要出发的。我们开发浦东，不仅仅是面对上海，也不仅仅是面对中国，而是应该面对世界。我们应当考虑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浦东经济。世界经济地理中，浦东是一个经济城市或者说上海的一个经济城市。在认识上，一定要从上海的浦东跳到中国的浦东，由中国的浦东跳到世界的浦东。浦东开发如果不是面对世界的开发，就没有动力带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把握住开发的宏伟实践。
浦东开发开放在四个方面与国际惯例接轨：（1）规划方式的接轨。要制作出一个面向2l世纪的具有前瞻性的经济、社会、形态有机统一的高水平的规划，我们还缺乏经验，必须集世界上规划大师们的智慧为我所用。在规划浦东最繁华的陆家嘴中心区时，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规划设计招标竞赛的方式，邀请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一批最负盛名的大师来作规划，这在我国还是首创。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专家采各家之长，又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划，这个规划经过国内外专家17次反复研讨和修改，最后终于形成了现在正在付诸实施的、被国际规划大师称之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外结合、东西结合、历史与未来结合”的宏伟方案。（2）法制规范的接轨。五年来，在市人大和市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已先后颁布了包括《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条例》在内的14个涉外地方法律法规，并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项目审批、征地吸劳、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制定了42项暂行规定和办法，确保了开发建设的有序进行和新区社会的稳定。（3）市场运作机制的接轨。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把生产要素及生产资料市场体系的培育置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并以金融市场及外高桥保税生产资料市场为重点，大力开拓各类市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形成了三个“分离”的改革思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在资产所有者职能中，国有资产行政管理同国有资产经营运行分离；在资产经营运行中，国有资产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4）办事程序和社会服务方式的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