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七十四
《道德经》第七十四章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若民常者必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当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的时侯，你再用死来吓唬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能使老百姓经常处于对死亡的畏惧中，一旦出现了闹事的人就亲手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谁还敢再来闹事呢？如要所有的老百姓都一提到死就胆战心惊，就要有专门负责杀人的人去杀那些闹事的人。如果你去代替那些主管杀人的人去杀人，就如同是一个外行要代替一个很高明的木匠去砍木料，那是会一不小心就砍到自己手上去的。
要想让老百姓都怕死是太容易了，只要能让他们像猪狗一般的活着而不自知就行。但可惜的是统治者除了以猪狗为食之外还要以牛马为用，于是老百姓就只好又做了牛马而不知，虽然所过的也还可以是猪狗不如的日子。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好不过了，于是他们便想就此而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了，于是就有了愚民政策，就有了杀一儆百，于是无数的夏瑜就被一个一个地杀掉了，他们的血还一次又一次地成了被华小栓吞进肚里的馒头。人正是所谓可以无为也可以无不为的动物，其善良起来可以连五谷也不食而只去餐风饮露，但野蛮起来却也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吞下去而毫不犹豫，都是无知所结出的恶果。
所以杀人对于人来说并不是太稀奇的事，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统治者，尤其是在他们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而且一旦开了杀戒，一个也是杀，一百个也是杀，杀人是会上瘾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杀人狂。他们一开始时是亲手来杀，然后就来了帮凶，最终又成了职业且有了专家，让所谓的国家化作了一部杀人的机器。被杀者正是那些先知先觉者，他们的罪过有时只是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如“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为了不再让他说出第二句，在砍头之前还要割断其喉咙，这又是何等的残忍！
于是那无为又无不为的百姓们有事干了。老栓大半夜地爬起来叫醒了华大妈，从华大妈手里拿了卖茶水的钱去买人血馒头。康大叔又过了一把刽子手的瘾并捎带手做成了又一笔人血馒头的生意。夏三爷因告密而得了二十五两白花花的银子。红眼睛阿义在施展了又一回自己的拳脚之后还得了一身衣服——从没了头的夏瑜身上再剥去了一层“皮”。老栓买回了希望小栓却吞下了自我，茶馆也因此比往常热闹了许多。那花白胡子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一老一少，正涵盖了中国老百姓之所有。那个驼背五少爷的畸形正浓缩了那一时代所有人的状态。尤其是那坟场上的一幕，尤其是那开放在夏瑜坟边的一圈红白色的小花，为锦绣的中华大地更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于是那些无为无不为的老百姓们又有热闹看了。那些“衣服的前后都有一个大白圈儿且有着暗红色镶边的兵们”、那“几个很像是久饿的人见了食物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的、那些“三三两两鬼一般徘徊着”又“忽然地合做一堆潮一般向前赶着”的、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一只无形的手提着”的，都正是比无聊还要无聊的看客。据说那血是要在刀起头落之后再过一秒或两秒的时间才从脖颈中喷出来的，所以才有了“静了一会儿，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据说只有刚刚从脖颈中喷出的血所蘸出的馒头治病才最灵验，所以如果那一身“玄”妙的康大叔没有耍什么花招的话，在那期间还会有着更为精彩的一幕。
国家在最初诞生的时候是以攘外为其主要职能的，但到后来却变成欲攘外必须先安内了。秦王朝是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王朝，堪称古今暴政之首。现在竟有人杜撰说老子、孔子等子们最终都会聚到了秦国去献计献策献地图，所以都是中华大一统的功臣。不幸的是在鲁迅的小说《药》中我们似乎都见到了他们的影子，也倒可以反过来为这无中生有的杜撰来做旁证了。
好在历史又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愿被那只乌鸦所不忍再看下去的悲剧不再重演，或者仅仅只是一出悲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