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徐悲鸿的一生，他从法国学成归国后，的确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孜孜不倦。与许多单纯搞创作的画家不同，徐悲鸿的后半生更是几乎完全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以至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似乎比他对锐意改革的中国画的探索与贡献显得更大。时至今日，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依然延续着他与蒋兆和创立的﹃徐蒋体系﹄，他的学生中更是不乏写实主义名家，顺应着中国现实发展的历史与时代要求，留下大量佳作。从这一点来说，徐悲鸿不愧为一代领军者。
如今，在江苏宜兴徐悲鸿故居，当地百姓为他建了一座牌坊。牌坊上面有一副对联，是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文化名人章士钊专为徐悲鸿题写的。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告诉我们：“他送给我父亲的对联，上联是‘海内共知徐孺子’，孺子就是知识分子，海内共知徐孺子，他的名气很大，四海闻名。下联是‘前世应为九方皋’，说他的前生应该是九方皋，我觉得一个意义就是说他画马画得太好了，他知道马的好坏，表现马的神采，另一个意义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识才的人，是一个伯乐，识别出真正有才能的人，他都要去帮助他们，去扶持他们，尽自己的所能。”
纵观徐悲鸿的一生，他从法国学成归国后，的确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孜孜不倦。与许多单纯搞创作的画家不同，徐悲鸿的后半生更是几乎完全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以至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似乎比他对锐意改革的中国画的探索与贡献来得更大。时至今日，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依然延续着他与蒋兆和创立的“徐蒋体系”，他的学生中更是不乏写实主义名家，顺应着中国现实发展的历史与时代要求，留下大量佳作。从这一点来说，徐悲鸿不愧为一代领军者。
1949年后，他担任中央美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坐上了中国美术界的第一把交椅。他究竟是淡泊名利的艺术家还是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年仅58岁在工作中英年早逝，一段短暂却轰轰烈烈的艺术人生告诉了我们答案。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尽管这座城市也曾多次遭到日军的轰炸，但当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入这座战时陪都，像徐悲鸿这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学者也随着中央大学的搬迁而云集于此，自然，这里也成为战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1945年，徐悲鸿因年前高血压与肾炎同时发作，一病四个月，身体一直非常虚弱。自他病倒，中央大学的教授薪金便停发了。当时几乎一贫如洗的徐悲鸿和廖静文常常分吃一碗剩饭。此时，徐悲鸿的女儿，时年15岁的徐静斐突然到来，对父亲说妈妈收不到每月的抚养费，养不活她，让她跟父亲一起生活。这段时间，徐静斐亲眼见到父亲和廖静文的艰难简朴，又见继母如何悉心照料病榻中的父亲，年轻的心灵深受触动。
当我们的摄制组在合肥采访徐静斐时，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每天晚上跟我继母睡在地板上，我爸爸睡在床上，我发现我继母的思想比较进步，因为在1945年2月22号的那个时候有312个著名的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签名，我继母也签了名，我父亲也签了名，这个事情蒋介石恼火了不赞成，把张道藩抓去重打一顿，回来把几个人也臭骂一顿，后来张道藩去说服我父亲退出签名，就在那前一天，郭沫若也去看我父亲。我父亲表态说我签了名我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退出。”
徐静斐所提到的签名一事指的就是1945年2月20日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全文及312位文化名人的签名，文中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官吏腐败、物价飞涨的不满，并提出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有利于抗战。《新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震动了全国文化界，也让将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视为眼中钉的蒋介石勃然大怒。
在此之前，郭沫若曾专门探访了徐悲鸿，还带来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他送给徐悲鸿的大枣和小米。徐悲鸿与周恩来是在法国留学时就相识的故交，与郭沫若则于1925年相识于上海。这次会面，他们相谈甚欢，从艺术到时局，涉及话题非常广泛。徐悲鸿十分推崇解放区，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表示出极大《秋风》1937年的不满，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于是，郭沫若掏出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文稿，询问徐悲鸿，如果同意，请他签上自己的大名。徐悲鸿看到郭沫若用墨笔亲手书写的宣言，激动万分，当即挥笔签名，郭沫若还让一旁陪伴徐悲鸿的廖静文也签了名。当时，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重庆笼罩着白色恐怖，在这样的进言上签名，可以说冒着极大的风险。随后，时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的张道藩差人前来威逼徐悲鸿收回签名。来人无论怎样的软硬兼施，无奈徐悲鸿一身傲骨，不为所动，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的灰。随后接二连三的恐吓信和国民党说客不断骚扰着徐悲鸿夫妇的生活，徐悲鸿对年轻的廖静文说：“不要害怕，我们做的事是正义和光明正大的，害怕的应当是他们。”
1945年，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内战爆发了。中央大学的学生们冲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打出口号：“要和平！要民主！”徐悲鸿执教的艺术系学生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成立野马社，决心用手中的画笔为民主革命运动出一份力。
身为画家和教授的徐悲鸿虽然是无党派人士，但是他主张和平，反对独裁和腐败，他赞成自己的学生热血报国，正像自己年轻时一直怀揣的梦想一样。于是为了支援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学生，他提笔画下一匹奔马，向强权宣战，那份傲骨与凛然正气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1946年的重庆城内满是准备举家迁回南京等原敌占区的人们。因为战争，许多人无奈背井离乡，如今日本侵略者总算打跑了，回家，成了他们最大的心愿，因而从重庆到南京的船票是一票难求。
盛夏的一天，病愈的徐悲鸿在廖静文的陪伴下去探望老朋友李济深，正巧他次日准备乘民生公司的“民联轮”回南京，手中有多余的两张船票相赠。机会难得，徐悲鸿夫妇当即决定连夜收拾行装离开重庆。
带着40箱作品和书画收藏品，他们回到了战后满目疮痍的南京。徐悲鸿带着廖静文拜访老朋友，也偶尔故地重游。
一天，路过“危巢”，虽乃昔日家门，却过而不入。当时，这座别墅已被蒋碧微租给法国新闻处。徐悲鸿一向淡泊物质生活，从不在家庭财产上与蒋碧微有过什么争执。
之后不久，徐廖二人去了上海。再之后，徐悲鸿临危受命，接受了北平艺专校长一职。
当我们采访廖静文女士时，她回忆道：“本来悲鸿是在中央大学担任教授的，他在中央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抗战胜利以后，他到上海偶然在郭沫若家遇到了周恩来，周很关心悲鸿，问他今后怎么打算，悲鸿告诉他，要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周恩来就说，那好啊，你到北平艺专可以把北平艺专办得更好，培养出更多人才。悲鸿觉得这是一种鼓励，当时他从南京到上海很多人说，你不能到北平去，因为北平离解放区太近了。抗战胜利以后，虽然双方还没有打仗，但是国共之间谈判破裂，看来避免不了战争。所以很多人说，悲鸿你不要到北平去，那个地方不好，不安全。只有周恩来劝他去。”
1946年8月31日，徐悲鸿与廖静文抵达北平。一到任，徐悲鸿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艺术主张，锐意改革美术教育。他决定聘请自己昔日在南国艺术学院的得意门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画家的吴作人担任北平艺专的教务长。上任之前，他就在给吴作人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准备办一所左派学校。”
徐悲鸿立志为人民培养艺术人才，他一到任就解聘了有国民党高官作后台，水平却达不到要求的教师。他还多次出面保护参加学生运动的爱国师生，这些激进的做法无形中触犯了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徐运动”开始悄然酝酿。徐悲鸿在北平艺专这样的风口浪尖将如何独挡这场针对他刮来的风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