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奢侈、腐朽和黑暗进行了大胆的、深刻的揭露，即使对封建帝王的劣迹也以毫不讳饰的笔调给予了尖锐的抨击。如在肯定汉高祖刘邦结束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帝国的勋业的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其虚伪、狡诈与无赖的品质。他通过韩信之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同安乐的真理。对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以及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等也表现出了一种悲愤与厌恶的情绪。对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更是深恶痛绝，通过酷吏张汤、杜周的言行，揭露了封建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定襄太守义纵仅一日之内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河内太守王温舒因事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亦很尖锐复杂，作者通过窦婴与田鼢两代外戚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终至同归于尽的事实，进一步揭露了他们残酷暴虐的本质，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深刻批判的精神。作者对被压迫人民的起义与反抗，也给予了极其鲜明的肯定和热情的歌颂。作者通过对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叙述，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和农民起义的正义性，赞颂了以陈涉为首的农民领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不朽的历史功绩。作者对项羽虽有批评，但他笔下给世人留下的，却是一个勇猛直前、为摧毁暴力统治立下卓越功勋的英雄形象。作者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中，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激情，这是后世封建正统史家决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作者还热情地记载了那些为正史所不肯收入的下层人物。他们有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抗暴除害的荆轲、聂政等壮士，有充满才智和侠义精神的侯嬴、朱亥等市井之民。作者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写了信陵君“仁而下士”终得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的故事。汉代名将李广超凡绝伦的勇敢、令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以及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通过太史公的笔，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并通过李将军“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压抑人才的罪恶。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其思想内容是非常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活画出了他们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了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品质。由于作者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的基础上，对选取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特征的细节加以高度的艺术概括，从而使《史记》的思想价值不仅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且在后世一切官修史书中也无一能与之企及。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巨著。作者抓住时代的特点，特别是秦汉战争跌起、风云变幻的特点，塑造了以陈涉、项羽、刘邦为主的各种各样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并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典型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无论是帝王、后妃、将相、官吏、公子、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纵横家，还是游侠、倡优、医者、卜者等各类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尤其是项羽、刘邦、樊哙、李广、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更给予了人们巨大的感染力。这些人物，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复杂的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其中《项羽本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作者还善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叙事感情浓烈，字里行间颇多愤懑和感慨之情。书中语言通俗生动、简洁精练，兼收大量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人物语言口吻毕肖、确切传神，因此既整齐严密，又疏散自然。文笔起伏跌宕，雄深雅健，颇有奇气。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成为我国散文史上第一座丰碑而屹立于民族文学之林。司马迁不仅著就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而且第一个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有机结合，探索出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第一个为我国经济史、学术史、少数民族史立传，第一次把中国上下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都包容在了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大大地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无垠的天地。
《史记》问世2000多年来，它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给予了后世以无穷的启示和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它是历代“通史”和“正史”的典范，特别是它的体裁形式，一直被《汉书》以后的一切“正史”所沿用。在文学方面，传记文学的形式、体裁及文笔对后世散文乃至小说等文学样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的古文家把它作为古文写作的楷模，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吸取大量素材。作家“发愤著书”的精神更成为了我们优良的民族传统一直被继承和发扬。它先后被译成了英、法、俄、日等国文字而流行世界。鲁迅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被后世誉称为“史圣”、“中国历史学之父”。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福田定一，因仰慕司马迁竟自名为司马辽太郎，意思是比司马迁远为逊色。
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32—92）撰写的《汉书》。它也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之后，续补者甚多，唯有班彪《史记后传》较好，它是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继承父业续写《后传》。5年后，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力辩，明帝阅其初稿，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召固为兰台令史，转升为郎，典校秘书，使其继续完成父业。班固在其父旧著的基础上，搜集史料，另立体系，潜精积思，历20余年，至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汉书》编撰工作。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后因窦宪擅权获罪被杀，班固被牵连死于狱中。《汉书》未成的8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与同乡马续奉和帝之命续成。全书体制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由纪、表、志、传4部分组成。有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篇，120卷80万字，叙述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29年的断代历史。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一部重要的纪传体史书，是我国第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尽管它的思想性、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以及它的艺术价值都不如《史记》，但它作为历史还是比较客观的。其中一些传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的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恶行。有的也歌颂了优秀人物的品德，流露对人民的同情，反映了西汉的社会现实。如《龚遂传》写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不得已铤而走险的事实，表扬那些关心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肯定酷吏“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进步的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另一面。同时，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和东方朔的怀才不遇寄予了同情。最著名的《苏武传》，人物描写十分成功。它通过具体情节和对比手法，突出了苏武在匈奴19年视死如归、不为利诱、威武不屈、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颂扬了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陈万年传》、《张禹传》、《霍光传》、《朱买臣传》等，都是写得很好而被历代传诵的名篇。另外，《艺文志》和《食货志》也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汉书》语言严谨、整齐，人物描写真实生动，叙事富于激情。它继《史记》之后，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开创了中国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成为了后世断代纪传体史书的准绳和文学家学习模仿的榜样。
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
最早的编年体断代史，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荀悦（148—209）撰写的《汉纪》。共30卷。成书于建安五年（200年）。是一部编年体西汉史。作者奉汉献帝之命，将班固的《汉书》各传及志、表进行剪裁、编排、删补，再按年月次序列入各帝纪内。它模仿《左传》体例，按年叙事，大大简化了《汉书》内容，词约事详，是中国断代编年史开山之作。
最早的典志体通史
最早的典志体通史，是唐代史学家杜佑（735—812）编撰的《通典》。它是记述我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第一部专史巨著。作者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写作，完成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历时35年。所记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时。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又分为若干子目，计1500多事条。每门前有总论，叙事中寓有论断，间作小注，补订材料，所记历代制度源源演变，翔实可证，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所提供的唐以前，特别是唐代的典章制度的原始材料，史料价值较高。作者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足衣食”，故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而谈礼一类，尤为详尽，竟占全书一半。典志体虽不是杜佑首创（创始人乃唐代刘秩，其著《政典》是最早的典志体史书），但在编撰方法上把分见于编年和纪传等体裁形式下的史料，尤其是关于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材料，在以类相从的新形式下重新组织，使其断代史志变为通史史志，使人容易得到完整而有系统概念的作法，却是杜佑首创的。这一新的体例，后来成了许多典志体史籍撰写的榜样。它与其它两种通史有“三通”之称，再加另7种有“十通”之称，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必备的工具书。
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
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是北宋宰相王溥（922—982）编撰的《唐会要》。系王溥在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据唐苏冕、崔铉等人所撰的唐高祖至代宗（618年—779年）九朝《会要》40卷（系最早会要）和唐德宗至宣宗大中六年（780年—852年）的七朝事迹《续会要》40卷，另自采唐末史事合编而成，初名《新编唐会要》。全书100卷，514目。它记述唐代各项制度的沿革变迁。其所载唐代史料非常丰富，多为新、旧《唐书》所不及。改本残缺，今本系清乾隆年间整理重编。
最大的编年体通史
最大的编年体通史，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主编的《资治通鉴》。宋英宗时，作者对战国和秦代史事写了8卷，称为《通志》。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皇上赏识并配助手继续编撰。历20年，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共354卷。因作者系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保守派代表，作书旨在为帝王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赞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所记史事上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以朝代为纪，分为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16纪。取材博综17史，以及唐以来的“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以及小说等300多种。先由助编者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按年代先后汇成长编（初稿），再由司马光详考校订，经删削、润色、整理而总其成。
全书采用编年体，也吸取记传体之长，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叙事脉络分明，不仅史事发展叙述十分明了，而且重大事件前因后果及各方面的关连交代亦很清楚。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流畅，结构严密完整，颇具文学价值，后世仿撰者甚多。
全书尽管多记政事和军事，极少经济和文化，但它作为一部成功的集体史著，仍然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的一部最优秀的通史巨著。
最早的传记体史书
最早的传记体史书，是南宋杜大珪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所著《名臣碑传琬琰集》。共107卷。它所收时间起自北宋建隆（960年），年终于南宋绍兴（1162年）。共收254种别集和官私文献，并按文集转录了221个名臣人物的碑、铭、传、状等传记资料，辑成上中下3集。上集27卷，多收神道碑；中集55卷，多收墓志铭与行状；下集20卷，多收别传及国史、实录等。该书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仿撰者颇多。
最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最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南宋史学家袁枢（1131—1205）撰写的《通鉴纪事本末》。全书42卷。作者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著浩繁的《资治通鉴》1300多年的史事，总括为239件。始于战国时的“三家分晋”，终于五代时的“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按年代顺序编写，起迄了然，颇便阅读。它创立了我国纪事本末的体裁。
最大的史书
最大的史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二十四史》。它实际是一套中国古代史书的合称。它由以下24部史书组成：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唐房玄龄等人的《晋书》，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唐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李伯药的《北齐书》，唐令狐德棻等的《周书》，唐魏徵等的《隋书》，唐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煦等的《旧唐书》，宋欧阳修等的《新唐书》，宋薛居正等的《旧五代史》，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元脱脱等的《宋史》、《辽史》、《金史》，明宋濂等的《元史》，清张廷玉等的《明史》。全书共3259卷，约4000万字，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4000多年的历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将近人柯劭忞所编257卷《新元史》列入“正史”，故又总称“二十五史”。它记事久远，前后衔接，自成体系，囊括了古代历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实和史料。它记载了我们祖先在明亡以前几千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和斗争，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过程，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精品，是研究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典籍，是最权威的正史。像这样卷帙浩繁，系统广博、记事远久的史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50年代初，******同志精当地评点了二十四史。1996年，出版了《******评点二十四史》一书，它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人的又一宝贵精神财富。
最早的妇女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