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可以运用生态圈的概念来理解文化生态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直接地将文化生态场称为文化圈或文化生态圈。文化圈的概念早已有之，但界定比较模糊，有的以某种文化要素来指称文化圈的范围，如有什么基督教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实质上就是指这类文化的影响范围。文化社会学中有“文化圈”学派，以德国的格雷布内尔和奥地利的施密特为代表，他们用“形式标准”把特质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现象看作同一个“文化圈”，又用“数量标准”考察各种文化是否同源。一般来说，文化圈的空间范围比较广，如岭南文化的范围比较广，“岭南文化圈”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珠江三角洲文化区域的范围比较小，一般不称之为珠三角文化圈。但如果把它的范围扩大，从大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泛珠江三角洲的特大范围来指称，也可以说存在一个“珠江三角洲文化圈”。
更直接指称文化空间的概念是文化区域，也可称为文化生态区域或简称文化区，指以某一类文化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周边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实体。它是文化景观、文化群落以及文化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并以其位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等赋予文化生态区域以基本的特色。本书所重点研究的珠江三角洲文化，就是以空间划分的区域文化，而珠江三角洲就是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文化生态区域。我们可以从文化区域方面把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区域分别开来。文化生态区域也是文化生态圈、文化生态场，只是侧重点上，区域更有地域的、空间范围的意思。
6.文化生态位
在生态学中，生态位（niche，有的译为“生态龛”或“生态灶”）是一个进一步认识生态场和生态系统的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些文献指出，生态位概念的提出已有百年的历史，格林内尔（Grinnell）、埃尔顿（Elton）和哈奇森（Hutchinson）是贡献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生态学家，其中，1917年约瑟夫·格林内尔提出生态位概念，英国的埃尔顿则第一个从功能角度看待生态位。从生态位的定义来看，“生态位本质上是指物种在特定尺度下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职能地位，包括物种对环境的要求和影响两个方面及其规律，生态位是物种的属性特征表现，它定量地反映物种与生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有一些文献称俄罗斯微生物学家格乌司首先发现了生态位现象，当食物结构大体相同的双小样草履虫与大草履虫相处于统一环境中，双小样草履虫会消失；而食物结构具有互补性的大草履虫与袋状草履虫却能保持共存。推而广之，大自然中存在着差异化生存的普遍性，如果亲缘关系接近、具有相同生活习性或生活方式的物种，一般不会在同一空间生存。这就是生态位现象或称格乌司原理。也就是说，生态位指的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间的功能关系，表示一个种群在一个群落中的角色和“生存方式”。《辞海》中把生态位定义为“生物在生态系统的物理空间中所占的位置（空间生态位）；在群落中各生物间营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营养生态位）和在理化环境，诸如温度、湿度、pH等因子的变化梯度中所处的位置（多维生态位）。决定于生物生活的场所、生活方式和所受的理化和生物的限制”（D，例如，两种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食草动物，一种喜食灌木顶部的叶子，一种喜食灌木下部的叶子，这两种动物就处于不同的生态位。生态位的实质是生物在环境中对资源的竞争。在生物之间竞争尚未形成时的生态位，叫做原始生态位或虚生态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位，又可分为“资源生态位”和“功能生态位”。生态位是一个综合指数，它由多因素构成。生态位是可以选择的，生态学家不仅用生态位来揭示物种的环境在自然选择进化过程的作用，并且运用生态位理论指导人工群落的建立和配置种群。
近些年来，生态位问题不仅成为生态学的热点，而且，生态位的理论已经越出了生态学的界域，成为其他领域的理论方法。例如，生态位理论为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提供借鉴。经管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将此概念应用到组织研究中，形成了企业生态位理论，从企业整体或产业层面来研究企业生存的环境空间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一些论者归纳“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以翰南（Hannan）和弗里曼（Freeman）为代表，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战略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企业种群形成一个基础生态位，它占据特定资源空问，该种群内的每个企业实际占据基础生态位的一部分或全部，称为实现生态位。另一种以包姆（Baum）和辛格（Singh）为代表，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需求和生产能力方面的特性，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匹配后所处的状态。单个企业对应有自己的生态位，企业种群是拥有类似生态位的企业的集合。这两种观点也可以解释为宏观生态位和微观生态位”。学者们认为，作为一种分析企业发展和环境相关性的方法，企业生态位理论是指导实践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生态位的理论和方法也可以引入文化学，应当成为文化生态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生态就是要重视使文化系统获取更为有利的生态位，同时也要使各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在不同的文化生态位上发展，避免生态位的重叠造成资源短缺和无序竞争。文化生态位作为文化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生态因子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性的总和，是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相关文化生态因子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是文化生态因子对资源和环境的选择范围所构成的集合。我们在前面讨论文化系统的结构时，就把这一结构用“金字塔”状来进行图示，图示中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或文化项目、文化形式、文化类型、文化模式、文化形态，是一个由塔底到塔顶的往上递增的层次，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文化系统的生态位，处于上层的生态位就较高，处于底层的生态位就相对较低。例如，广东人精神是“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这种“精神”属于“观念文化”、属于“文化模式”，是生态位较高的文化层次，因而它在珠三角文化系统中对较低层次的文化因子具有统驭、制约的地位。在同一个文化生态场内，不同的文化类别、项目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位。由于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不同，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各异，不同的媒体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很少有两种媒介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三大新闻媒介又都是以自身独特的功能生态位，去争取两个相同的基础生态位中的分层资源的。报纸是通过提供文字信息（新闻与广告）争夺受众的视觉资源，广播是通过提供声音信息争夺受众的听觉资源，电视是通过提供声画信息来争夺受众的视听觉资源。广播和电视同属时间生态位，但广播占据的是时间中的以传播声音为主的频率空间生态位；电视占据的是时间中的以传播声画为主的频道空间生态位。报纸、杂志和书籍同属空间生态位，但报纸的生产周期短，单篇文本的字数一般也比较短；书籍的生产周期长，其单篇文本的字数一般也较长，而杂志的生态位则居于报纸与书籍两者之间，这就构成了媒体之间的生态位的错位生存和互补。从时间上，也有生态位的问题。周报和日报不同，日报和晚报不同，有时间差。而且，不同媒体的采写、编辑、印刷、发行，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拍摄、编导、放送，要遵循周而复始的生物钟规律。当然，大众媒介的各自营养生态位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重叠的、多维的、有所侧重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各自营养生态位就是交叉、重叠、有所侧重的；广播、电视中的报纸摘要，报纸中的广播、电视节目，就常吸引受众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使媒介的营养生态位呈现出多维、交叉的态势。一方面，不同生态位的文化类别和项目，既可以有协同的共振作用，形成某种文化优势，或通过资源的扩充、生态位的扩充来实现不同文化因子在同一环境中的共存，以及某个文化类型、项目占据和利用更广泛的环境资源。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也可以尽量在不与或少与其他文化类别和项目相重叠的生态位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用生态位的分离形成差异，来降低竞争强度，减缓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当然，生物学的生态位与文化学的生态位是有所差异的。生物学的生态位理论中，竞争者是相互排斥的，竞争种类越多，生态位的资源利用纬度重叠，使物种占有的实际生态位可能越小。而文化生态位不能完全等同于生物的生态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众多不同的文化项目有可能共享相同或相近的生态位，即达到资源共享。文化生态位的重叠有利还是有弊，关键在于是怎样重叠。当然，媒介生态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态资源的变化，媒介的生态定位也应随之改变。
由于文化生态位的问题还是刚刚提出的新事物，这些文化生态位特殊性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进行深入研究和灵活应用。但是，从一般情况来说，我们首先应当借用生物生态位理论和方法，实行文化生态位的错位发展。例如，你这个剧院上演这个剧目，我那个剧院就上演另外的剧目；你办基础教育，我就办职业教育；你这个科研团队做基础研究，我这个团队就做同样题目的应用研究，或做其他题目的研究；你侧重于发展自然景观文化，我侧重于发展企业文化；你的传统平面媒体做得好，我就争取把影音电子新媒体做好；你做上游序列的项目，我就做下游序列的项目，等等。再如，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源（信息资源、广告资源、受众资源、人才资源等）紧缺，媒介的数量应严格控制，媒介的生态定位宜采取泛化生态位，即生态位要比较宽泛、广阔、模糊，使之有较多的资源取向和较广阔的发展时空；通常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媒介的数量可以适当放宽，媒介生态可以采用特化生态位，即生态位可以比较窄小、清晰、明确，因为不同媒介可在各个特定的领域或层面拥有富裕的资源取向和足够的发展时空。同样道理，面对农村受众和一般文化程度者，媒介宜采用泛化生态位；而针对城市受众和文化程度较高者，则宜采用特化生态位。我曾经担任高校学报的主编，就曾经专门研究过编辑工作的生态位，并提出要使高校学报与社会学术期刊实现错位发展，要办出特色，发挥优势，而不能搞恶性竞争。总之，生态位不重复，错开生态时空，不互相争夺资源，甚至可以形成文化生态链、生态环，这就叫做讲究生态位的策略，做到生态位的因地制宜，错位互补，各得其所，协同发展。
（四）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性
系统的基本特性决定了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性。结合“老三论”和“新三论”，并依据文化生态系统与一般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的共性和个性的分析，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性
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把握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要弄清楚要素与整体的关系。总体上，文化系统是要素与整体的统一，二者不可分割，通过相互协调的网状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但整体与要素在系统中各自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中，要素相对于整体居于基础的地位，是整体的构成成分。整体的属性、功能、规律只能存在于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没有一定数量的在性质上适当匹配的文化要素，也就不存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系统也就不复存在。但整体相对于要素居于支配的地位，是系统的主导。一般系统论用“系统”这个概念作为整体的代名词。贝特朗菲把一个“系统”定义为是“由各种处于互动之中的要素组成的复合体”。阿那托尔·拉普波特则认为，一个“因其各部分的相互依赖而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的整体，便叫做一个系统”。结构主义认为正是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要素本身，才更有意义。因为部分是由包含全部联系在内的整体决定的，若将部分与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从而也就无法把握整体。
系统整体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作为整体中与其他部分有机联系着的一个环节，其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并不完全由其自身决定，而更主要的是受整体的制约，具有它作为单个的存在物所没有的新质。离开了一定的文化系统来看文化要素，它便丧失了原本的意义。（2）大体相同的文化要素由于互相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整体性质，发挥出不同的整体功能。（3）系统在整体上具有它的各个部分处于孤立状态下的机械总和所没有的整体性能，它不是诸要素、诸部分、诸方面功能的简单相加，它必然大于其功能之和。系统的整体性能是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4）整体对其内部构成要素还具有选择的制约性，因而决定了系统及其要素的存在和发展的方向。这些都表明系统具有整体性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综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