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要制定和落实保护文化资源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我们要制定文化生态资源的保护政策，禁止对文化生态资源的再破坏。亡羊补牢，仍犹未晚。上述制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设立《世界遗产名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等，就是国际性的政策措施。各国、各地也应建立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特别是对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问题，一不留神，很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流失。一些名人故居、陵墓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在城市建设的拆迁、公路的扩建等现代化建设中，也是矛盾突出，如为了建设省道，“温文宁墓”、“甄公墓”等宋代墓葬都被列入清理名单。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吸纳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措施，对那些不得不损坏有形文化资源的建设项目，对那些占用有形或无形文化资源的项目，要进行“资源补偿”。当然，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相比，在资源估价方面更为困难，但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资源补偿的政策，任何生产、消费活动对文化资源的耗费，都必须得到合理的补偿。这样不仅是保持文化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必须，更重要的是对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而对于一些无价之宝，对之进行保护则是无条件的，是不能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占有和破坏的。
2.积极使用
文化生态资源保护的有效办法之一是积极使用。作为文化生态资源战略的积极使用的方式，是由文化资源的特点决定的。文化生态资源的传承性特别是共享性和增值性的特点，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生态资源越被合理地使用，它的价值越大，也就越得到传播，越得到保护。自然资源由于是有限和稀缺的资源，更为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不使用”、“少使用”，提出了最优耗竭理论、稀缺理论、代际分配理论等等，特别是要防止对不可更新资源的过速耗用和提前耗用，克服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因此，如果说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措施在于厉行节约，那么，保护文化资源的重要措施在于积极使用。一些学者研究信息资源具有潜在性、可替代性、可塑性、可分享性、可压缩性、时效性等特点，得出了信息资源必须得到使用才能体现其价值的结论，可供我们研究文化资源时参考。他们认为，信息资源的潜在性指只有被使用，其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可替代性是指信息的使用效果可以取代资本、劳动和其他的物质资源。可塑性是指信息创造价值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更重要的取决于怎样利用信息。可分享性指的是物质商品一旦交换，其使用价值就发生转移，但信息商品则可以分享。可压缩性指可以选择、进行综合概括等再加工。时效性指谁最快、最早掌握和利用信息，谁就争得了主动。也正是在科学合理地使用文化资源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倡建设文化产业，对某些文化产品实行产业化，这既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也是扩大影响、增加国际文化市场占有份额，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一个战略措施。
作为文化生态资源战略，除了要根据文化生态资源越使用价值越大的一般特点而积极合理地使用文化生态资源以外，还要从认识上克服某些保守意识，大胆实施“送去主义”。在经济落后地区，人们往往存在自卑心理，忽视了文化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超越经济水平，不了解实施积极向外扩大文化影响的战略，可以起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往往只重视经济的扩张，而忽视文化“送出”的作用，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技术伴随着文化，甚至于文化先行，经济、技术才能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
广东各地尚有不少文化生态资源未被充分挖掘，一些文化资源散落民间，处于“无人知，无人管，无人修，无人用”的“四无”状态。把文化资源锁进保险柜里不使用，是消极的做法，其结果会把宝物变成了“死物”。广东省社科院雷铎研究员指出：“以顺德为例，顺德在改革开放之后为广东‘四小虎’之一，以经济奇迹而名满天下，‘可怕的顺德人’有口皆碑，这种大名气的背后，顺德给人的印象，是‘穷得只有金钱’而没有文化。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顺德的‘状元文化’和清晖园等顺德历史人文重要遗产，是外界所很不了解的‘经济顺德’之外的‘另一个顺德’……即‘文化顺德’，改变人们对顺德的偏颇印象，有利于为整个顺德的‘大品牌’重新提升形象定位，对促进顺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也对推动顺德的社会发展有利。”他列举了顺德的状元文化资源，有过318名文进士和2088名文举人，111名武进士和394名武举人，科甲名流之众，居广东前列。清晖园主有一位状元和“一门三进士”，与之齐名的番禺馀荫山房只有“一门三举人”。再如，广州现有219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近2／3没有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闲置的状况非常普遍。人们对珠三角地区的历史名人和富有价值的文物遗址也知之甚少，广东的历史遗址中就有冼夫人墓、马坝古人遗址、万木草堂、西关大屋、粤东粤北的客家围屋等，这些文化品牌至今还没有打响。更有甚者，被历史学家称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赵佗，作为广州城市创建者之一，其历史事迹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详尽的记载，但是至今广州没有一处纪念、宣传赵佗的场所，甚至连一座雕塑都没有，南越国遗址至今也没有成为广州文化旅游的重要品牌。此外，广州作为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根据地，目前也还没有一处景点能集中展现他革命活动的历史全貌。汕尾的正宇戏、西秦戏、白字戏和河源的发潮戏等四个稀有戏种，现在已经出境衰微，后继乏人。
当然，对于文化生态资源也不可盲目地无限制地使用，而应科学地、合理地使用。滥用文化生态资源，不仅不能使文化资源增值，反而会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例如，“黄飞鸿”本来是一个很著名的文化品牌，就曾一度出现各地、各企业都争着抢用“黄飞鸿”之名的现象，使品牌形象混乱，受到严重损害。还是要把文化资源当作文化资产来运作，要像尊重自然资源的主权那样，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不能无偿使用，更不能盲目滥用，盲目滥用就是浪费。
3.合理配置
自然资源战略中十分强调合理配置，即遵循资源效率至上论，高效率地、科学地配置自然资源。由于在一个区域性内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均的，首先要对资源展开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依据现有资源的数量、种类、布局、特征，使资源的组合达到优化，从而达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善于发挥利用本土优势的一般规则的同时，又要重视借用外地资源，实现封闭型资源向开放型资源的转化。这一方面，日本提供了成功的例子，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也有宝贵的经验，它们在自然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但由于有高素质的人才，雄厚的资本，信息发达，所以可以“无中生有”。对于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应当吸纳自然资源合理配置的科学方法。
从文化生态资源的角度来说，文化生态学的本质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珠三角，文化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佛山有中国陶瓷城和华夏陶瓷城两个陶瓷类会展场所，各自举办陶瓷展、陶交会，在宣传、招商方面各自为政，十分混乱。无论是业界人士还是其他社会舆论，都呼唤应当整合资源，结束“双城记”。另外，佛山的陈村和广州的芳村完全接壤，各自举办花博会，如果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将极大地促进花卉产业的发展。当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整合，并不意味着只有合并一条路，还可以有分工和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总之，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益才是目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文化市场的手段来配置文化资源，能够达到相对合理的结果。例如，价格是资源配置最为重要的信号，我们对文化产品也要进行核价，使之能够进入市场，满足大众对文化的需求。虽然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确实无法计量，但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文化资源具有价值、使用价值，其中交换价值可以计算。为防止资源闲置和流失，可以建立动态的项目资源库，对文化项目的市场化提供策划包装、政策咨询、交易洽谈、产权评估、结算交割、变更登记等系列化服务。尤其是大胆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在市场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发挥更大的作用。
市场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有失灵的一面，因而在实行市场化的同时，应当强调政府介入在文化生态资源有效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一些文化类型、项目是不能完全走向市场的，如义务教育、公益性的文化项目、科普，以及某些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形势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即便是一些能够走向市场的文化类型或项目，也需政府的介入、指导。例如，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就存在着某些自发性、盲目性和非理性成分，要使其沿着积极、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有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来引导。党中央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我们应当实行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4.大胆创新
我们对待自然资源，在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同时，十分注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不能只从生存的角度谈自然资源，而且要从发展的角度谈资源。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当对保持和改善将来的生活水平的前景造成危害。因此，在节约能源的同时，要注重开发自然资源的替代和再生，特别是用太阳能、风能等永续能源、清洁能源替代有限能源。例如，受控热核聚变利用的是轻元素，1克氘和氚的沉淀物进行热核聚变反映可以释放出相当于9000吨汽油燃料的能量，是同重量铀进行核裂变反应释放能量的大约5倍，氘、氚与铀等稀有重金属不同，可以取自海水，1千克海水可提取34克氘，也就是说1升海水可以顶300升汽油。可以说人类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同时热核聚变又不产生放射性的污染，它是一种清洁能源。而提高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以及对污染废弃物的吸收净化能力，构成了促进实现由消耗型资源向再生型资源转化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促使实现数量型资源向质量型资源转化。如在集成电路芯片生产中，原材料只占总成本的1％～3％。信息资源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使之发生根本的变化，无论从劳动、资本、原材料等各要素，还是从生产、管理、设计、销售等各个环节，信息技术的应用都使之有脱胎换骨式的更新改造。这些资源的新战略都是通过大胆创新来实现的。
相对于自然资源来说，人们对于文化生态资源更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如本书前面所论述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极限的，而人类的文化创造力则是无限的。例如，科技知识资源是创新性文化资源的代表，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站在科技文化的前列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重要方面。信息资源储备丰富，是长期开发、利用其他物质资源的基础资源，因而将发挥“无极资源”的作用。而教育资源是人力资源的投资特点是超前性，立足未来。一句话，文化生态资源是可以操作的创造，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首先，我们要利用文化生态资源的无形性、共享性、增值性等特点，实行资源创新的战略。文化创新的特性是“无中生有”，如知识产权的专利资源，就是最为典型的文化资源的创造。知识产权的利用还具有转移不减和使用不灭的特性。在转移、传播、分配的过程中被给予者得到了它，但给予着却没有失去它，具有非排他性，几乎可以无限扩大。当然，转移和传播后的市场价值会降低，这是需要法规保护的原因。这种资源的创新难以枯竭，具有文化资源的不灭性和再生的特性，其使用价值“消”而不“费”，永不磨损，可以永久利用，并在反复利用的过程中再开发出新的经济和文化功能。
其次，我们要利用文化生态资源主体和地域的差异性特点，实行资源创新的战略。特色创新是文化资源创新的最为重要的和便捷的途径。在城市建设中，人们重视避免“千城一面”，在城市的建筑中渗入文化，形成城市的建筑特色。文化资源建设也是一样，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命。珠三角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岭南广府的古代文化，二是维新变法和旧民主革命的近代文化，三是改革开放先行者的现代文化。珠三角的文化生态建设就应当立足于文化特色，把具有珠三角特色的文化生态资源挖掘出来，保护好、使用好。
再次，我们要利用文化生态资源的传承性特点，实行资源创新的战略。文化生态资源的传承也要不断地创新，例如，珠三角的几个历史文化名城在餐饮、制药、居民服务等传统行业有许多老字号，像陈李济、王老吉、潘高寿、敬修堂、致美斋、陶陶居、莲香楼、大三元、大学鞋店等等。据报道，目前只有10％在发展，70％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整体状况堪忧。有些项目的金字招牌已经易手，像乌鸡白凤丸本来是陈李济首创的当家产品，蜡丸技术更是陈李济当年的拿手好戏，但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些，就自然联想起北京的同仁堂。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名牌老字号的窘境呢？业界人士认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没有创新的结果。例如，有的老字号仍然是国营企业，而一些转制的老字号也不是真正地转制，不是向全社会公开拍卖、招标，大部分老字号是采取原来的员工持股经营，带着旧体制的辫子。在餐饮业享有盛誉的广州酒家，企业的副总黄振华是中餐首屈一指的国际级名厨，位列广东十大名厨之首，跟其学艺的徒子徒孙中有不少是年薪几十万甚至过百万，而直至2004年，黄振华每月在广州酒家的工资奖金只有7000元。再如，陈李济、王老吉、潘高寿等传统药业老字号，目前单一品牌销售额虽然均已超亿元，在岭南无人不知，但知名度却远不如同仁堂，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同仁堂用老字号企业联姻上市，而上述几家珠三角药业却没有一家单独上市。广州药业把“陈李济”、“潘高寿”、“敬修堂”等老字号捆绑上市，却冠以“广州药业”之名，老字号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受到了局限。这说明，即便是具有了金字招牌，仍然需要不断创新，这样才会有永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