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早期的商贸活动
保安人早年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少量的牧业；有的人家自养少量的山羊、牛、驴等牲畜，生产水平十分低下。保安族的社会劳动分工，是妇女劳动强度高于男子，她们除承担家务杂活外，在农事中，诸如挖肥送肥、下种拔草、收割打碾以及灌地等无不参加，全年农活的百分之七八十要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们在农活中一般只参加春播、秋收、打碾等农事，其余时间便是进行副业（打柴等）、商贩或小手工业活动。据说，早年在保安城内有各种手工业匠人，这些匠人中除少部分汉人外，主要是保安人。他们中有制作土枪、弓箭的，也有铁匠、木匠、鞋匠和金银匠等等。四寨子一带还有制作妇女头饰的，如银盾、耳环、簪子之类的金银制品。还有很好的画匠和雕塑艺人，他们多来自西宁或临夏等地。他们的手工艺很好，经常为寺院雕像作画，深受当地土族、藏民的欢迎，收入较高，又受人们的尊敬。
经营小本生意，是保安人经常的商业活动，四寨子一带，除资本较大的几家富户既经商又放高利贷外，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仅有几百元。他们从河州、循化或隆务镇集市等地购得一些盐、茶、烟、糖或壶、碗、布匹等，去藏区换得一点酥油、皮毛等畜产品，来往辛苦，本小利微。虽然这些收入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终年长途跋涉，生活极不稳定。
清末的保安地方，随着保安站、堡等行政建制的加强与扩大，不仅成为一条通往西宁和内地的重要交通孔道，而且随着贸易往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贸易区，当时，保安堡已有“番”、“回”商贾百余家，保安四屯居民共约千户以上。村寨相连，各族自成街坊，人来人往，已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
保安族由青海同仁迁至积石山地区定居的百余年，时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逐步取得政治、军事特权，并占领通商口岸，控制海关和对外贸易，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20世纪初，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甘肃地区，大量的外国货，如布匹、棉毛织品、百货及其他商品充斥临夏和循化等地的市场。随着马步芳封建军阀势力的发展，官僚买办资本也开始形成，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与封建地主、官僚、宗教上层结成一体统治着广大的农民，残酷地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河家地区的保安族与广大的汉、回、撒拉等民族人民交错杂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百余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侵入和影响下，保安族内部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也遭到某些破坏，但是，由于保安族地区处于西北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且封建势力一直很浓厚，因此社会变化也较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仍然很大。
商贸活动在保安族群众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保安人定居大河家后，商贸活动日趋活跃。1928年保安族马三十六、马全成、马胡录等十多人第一次经西藏去印度做生意，自此，到印度做生意的保安族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一支经商马队，人数累计前后约有500多人次。据“保安三庄”的老人回忆说，过去我们保安人有个讲究，“备好一马三件，不愁走南闯北”。即一匹好马，一件好皮袄，一杆好枪。自1928年开始到1949年止的20年间，每年有二三十人从大河家来往于西藏或印度之间。甘河滩村的马撇生白、马克来日、马撒力、马如彪、马艾吉忍、马尕艾力等就达230人次。高李村的有马六十五、马三十六、马依奴四、马依斯麻、马哈如弗、马者麻力、马依斯夫、马明昌等人，前后有220人次。其中马尕艾力、马明昌、马哈如弗、马者麻力、马依斯夫、马如彪、马撇生白、马一奴斯等20人于1938年从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印度做生意，在加尔各答市居住了一个月时间。当时有本钱的人走西藏、走印度，本钱小的人走柴达木、宁夏、内蒙古和四川阿坝、松潘做生意，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开始在内地城市如上海、北京与西藏和印度之间做生意。
保安商队走的主要线路是藏区和蒙区，因此，被称之为“藏客”和“松潘客”。当时交通工具只有骡马，往返十分艰辛。商队出发前备好食物，约定在一个地点集中，统一出发。每个人要赶上20匹左右的骡马，每4至5人带一顶帐篷，也有十多人带一顶帐篷的。从4月开始离家，8月到达西藏，到西藏后除留自己的乘骑以外，把其余的骡马卖掉，把银子和白洋换成“印币”，然后骑马越过喜马拉雅山，艰难行走20多天，到达印度边境嘎伦堡的地方，把自己乘骑的骡马也卖掉，坐汽车到火车站，又乘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当地买上水獭皮、漆皮、布匹、珊瑚、藏红花、铝制品、琥珀手镯、手表、颜料等货物，于同年腊月返回西藏，把部分货物在西藏售出，又在西藏买些氆氇、牦牛等物品，途经青海藏区时出售一部分货物。因路途遥远，加之牲畜走得又慢，第二年11月才能回家，回家后把牦牛和剩余的货物在当地全部销售完。
商队经过青海时，按所赶骡马的多少，给马步芳一定数目的税钱。为防备路途土匪抢劫，商队中的每一人都有一支好枪，是从青海官方那里买来的。他们有时同青海官方商队一同走，因保安商队凝聚力很强，具有团结协作和特别能吃苦的毅力，个个机智勇敢，会做生意，官方商队经理称：“保安人一匹马、一杆枪、一件皮袄，西藏印度跑趟子，真厉害。”马步芳还会见过商队代表马六十五等人员，欲聘几位副经理，因他们厌恶马家官僚而婉言谢绝，恐有不测，遂连夜回家。
1939年，十四世达赖进藏时，保安商队一直护送到日喀则，因此，西藏僧俗中有很多保安族好朋友，他们在沿途驿站给保安族商队提供过诸多方便。
商队中每年有人结伴而行去麦加朝觐。在解放前的20年中，保安族中有一批去过印度的“藏客”和走过四川、内蒙古的“松潘客”，以及来往于上海、北京等内地的“中原客”。如194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做生意的有甘河滩的马明贤，大墩村的马忠、马毅，高赵李家村的马德禄、马正武等。其中马明贤于1949年从海上去日本经商，出售从国内带去的商品，返回时从日本带回珊瑚在藏区销售。马忠于1959年从西藏经印度到沙特定居经商。他们通过与国外和外地人进行商贸活动，赚回了钱，开阔了眼界，带来了外面的信息和思想。可以说，保安族商客对促进甘青地区的商贸业发展、繁荣经济和推动保安族社会进步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由于“保安三庄”所处的大河家镇地理位置在于甘青两省永靖、民和、循化三县交界处，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在民国初年，大河家镇已初具规模，有店铺、饭馆、大小商贩近百户。在大河家经营棉布、杂货的有“永盛茂”、“兴盛福”、“全盛祥”、“永盛祥”四家商号，在刘集经营布匹、杂货、副食的有“积顺昌”、“渊发明”、“敬信义”三家商号。
“保安腰刀”是保安族人民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制品，又是保安族人民对外商贸交流的支柱产品。据调查，现“保安三庄”及高赵家村从事打刀业的有347户，有专业打刀工匠约350多人，甘河滩村就有打刀户280户。制作什样锦、变鞘刀、小鱼刀、长剑、蒙古刀等14个品种，年产各类刀具约10万多把，产值100万元，纯利润40万元，产品远销黑龙江、云南、山东、新疆、青海、西藏、香港等17个省地。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
